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话，放在我们家，一点都不假。土地下户时，父母作为超生游击队，7个人口仅分到了3分薄地。在靠土地吃饭的年月，艰辛可想而知，家里经常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都像一群嗷嗷待哺的小鸟，张着嘴巴等吃的。那时，父母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填饱我们的肚子。就这一个小小的愿望，竟耗尽父母半生心血。
记忆中，父母总是天不亮就起床。父亲顶着满天星辰去2里外的水井里，一担担将水挑回来将水缸装满；母亲则冒着晨雾在昏暗的灯光下轧猪草。天色未明，家里早已炊烟袅袅。天亮后，父亲去附近的砂石厂搬运石头赚取微薄报酬，母亲则扛着锄头去田地里忙活。白天在家里是见不到他们身影的。小时候，没有人帮着父母带孩子，我们都是老大带老二、老二带老三，成长起来的。每到黄昏，我们便排成一溜站在屋檐下翘首以盼父母归来。有时困了，倒在房檐下的石磨上睡着了。迷糊中感到被一双有力的大手抱起来，放到里屋床上。这是父母回来了。傍晚，老屋又升起了袅袅炊烟，母亲在灶台前忙着做晚饭。所谓晚饭，那时也不过是包谷饭或是红薯饭。偶尔吃到一点肉，也算是“打牙祭”了。即便这样，我们家仍是家徒四壁，入不敷出。母亲头脑灵活，开始思索更能挣钱的法子。因为二姐和四妹弱智，我便成了母亲的帮手。
我随母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捡垃圾。当时，我才六岁。母亲和表姨在城里租了一间民房居住，每天捡回的垃圾经过分类后卖给废品回收站，每月能挣700、800元，一家人的口粮又有了着落。母亲在城里站稳了脚跟，便把我也带去了，理由是孩子比大人更占先机。80年代末的中国，无论是城里还是乡下，大家都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城里人也不富裕。但很多城里人看着孩子可怜，家里可扔不可扔的东西，半卖半送，利润也挺大。于是，我第一次进了城，和母亲租住在逼仄、拥挤、潮湿的出租房里，房间里一半放着床、锅、碗、瓢、盆等家什，一半堆放着散发着阵阵怪味的垃圾。每天天不亮，母亲便把我叫起来，我背上小背兜和母亲一起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初次进城，我对什么都好奇，再加上年纪小，并不觉得捡垃圾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反而，觉得能帮助母亲，减轻母亲的负担，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每天，我跟着母亲从城南走到城北。有时，运气好时，很快就能捡到满满一背兜垃圾。更多时候，我们在城里奔波一整天，收获廖廖。黄昏时，背着空空如也的背兜，又累又饿地走在城市的斑驳光影里。回到出租屋，吃过晚饭，就着昏暗的灯光，顾不上休息，我和母亲一起将捡来的垃圾分门别类。垃圾分类是一件很细致的活儿，捡回来的垃圾按照不同类别可以分出10多个等次和品种，每一种的价格都不一样。为了卖到好价钱，分类就特别细致，常常要忙到半夜或是凌晨才能睡觉。
为了生计，我和母亲在城里捡了一年垃圾，直到我满了7岁，达到法定学龄才不得不回到家，接受启蒙教育。姐姐因为智障，一直没念书。我上学时，父母让12岁的姐姐和我同读一年级。家里增添了3个读书娃，经济负担陡然大增，日子更是捉襟见肘。常常是，哥哥的学费到了放假还没交，班主任来催了一次又一次。而我和二姐没交学费，只能报名注册领不了新书，母亲便到邻居家借旧书给我们读。有时，在邻居家借不到书，我们便只能跟着同桌借读。
直到二年级时，金刀火炮厂与镇龙小学签订协议，凡是在厂里务工的工人，子女在镇龙小学就读的，学费由工厂担保。为了我们能继续学业，母亲带着我到火炮厂务工。说是务工，其实就是给鞭炮插上引线。当时的鞭炮厂属于纯手工作业，废纸卷成筒，切割成盘，灌上火药，插上引线，经过压紧、包装等工序，鞭炮就制作完成。插一盘鞭炮工资一角二分钱，母亲手脚灵活，一天可以插80到100盘鞭炮，能够挣到大约10元钱。为了这10元钱，我和母亲在厂里打了三年工。插鞭炮是一项枯燥无味的工作，工人们坐在一个地方，专心致志地插着引线，很少聊天。我还是小孩，生性好动，但为了完成母亲交给我的任务，只得像木偶一样坐着，千篇一律地干着同一样工作。时间久了，我的身体不能动，思想却如脱僵了的野马，长了脚似的满地跑。我一边插鞭炮，一边在脑海里过滤着曾经看过的小人书或是听过的故事情节，编织出一个又一个不同的结局。同时，我还会自导自演，将自己或是身边人的事编成电影，在脑海里播放，打发这冗长而乏味的时间。
插鞭炮不仅工资低，还是一件危险的工作。因为鞭炮是易燃易爆物品，时常会因为天气或是外部环境影响而发生爆炸。特别是夏天，火药受高温影响，有时工作着，突然就发生了自燃。本家一位亲戚在制作鞭炮时，鞭炮突然爆炸，当场被炸得血肉横飞。事后，虽然捡回一条命，但却永远失去了双手。母亲亲眼目睹血淋淋的惨案在眼前发生，心理蒙上了沉重的阴影，经常在噩梦里惊醒。醒来后，看到身边安然无恙的我，方才大舒一口气。几番思量，考虑到子女安全，母亲离开鞭炮厂，另谋生路。
四年级时，父母租种了邻近生产队两户人家近20亩土地，请人开不起工资，家里的几个子女便成了帮手。周末和节假日，我们都会跟随父母去田地里劳作。记得有一次，大哥背着一整担稻草回来时，在房屋拐角处，由于身上的负担太重，重心不稳，一下栽在屋檐下，他瘦小的身子卡在石缝里动弹不得，背上的稻草全压在了身上。我急忙过去帮他，无奈力气太小，怎么也扶不动那担稻草。哥哥在石缝间左右挣扎，额上青筋直冒，手掌上磨出了一层血珠。“哥，你别动。我去喊爸爸。”我焦急地对哥哥说，急忙转身往家里跑去。等我喊来父亲时，哥哥已经挣扎着起来，背着沉沉一担稻草摇摇晃晃地回家来了。因为家庭贫困，品学兼优的哥哥中学毕业，放弃了继续学习的机会，回到家帮助父母赚钱养家。16岁便外出闯荡，贩卖过光碟，拉过蜂窝煤，做过石棉瓦，还因此在工地上放炮，导致发生事故，差点炸瞎了双眼。视力受限的哥哥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凭借自己的努力，自学成材，成为凤凰城优秀的盲人按摩师。此是后话。
五年级时，邻居家嫁进城的女儿回娘家时透露，山坡上的野葱在城里很畅销。挖野葱卖，又成为我们家的另一条生财之道。挖野葱是一件辛苦的营生。野葱长在山坡上，需要挖回来洗干净，整理成小把，再运输到城里的菜市售卖。山高路远不说，无论天晴落雨，我们都在山上和城里两头穿梭。周末和节假日，那怕是过年，也得不到休息。因为，越是过年过节，野葱在城里的价格越好。不出两年光景，方圆数公里的山坡都被我们翻了个遍。近处挖不到就向远方扩展，堰坎、高枧、浒洋水、天旺、茅荒田、平正等等，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穷人家的孩子没有节假日的概念。在记忆中，越是节假日，越是忙碌的时候。我们放了假，不像其他家庭条件好的小孩，可以肆意地玩耍。放了学，我们做完作业，还要帮着父母整理野葱。野葱整理起来很麻烦，先是将杂草或是黄了的部分捡出来，再将整理好的野葱绾成拇指般大小。通常，以最快速度计算，一背兜野葱会整理到深夜十一、二点或是凌晨一、两点。如果说整理野葱是一件苦活的话，那挖野葱则是一件累活。每天早上起床吃过早餐，背起背兜就出门了。赶上10多里山路，到达野葱生长的山坡，便开始挖野葱。挖野葱时一般都不会带干粮，也没有干粮可带。饿了，挖点野果充饥，渴了，喝点山泉水解渴，困了，坐在锄头上或是石块上歇口气。到了下午，终于挖满了一背兜，又饿又累，还得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将满满一背野葱背回家。在路上，遇到熟识的同学，还得转几块田，绕几块土，伸手将头上的草帽帽沿压低，耷拉着脑袋，绕过同学，心里像做贼般心虚，生怕被同学认出，而沦为笑柄。
同样，考验人心的还有卖野葱。凌晨五点从家里出发，将近七点到达菜市，没有固定摊位，只能背着百来斤野葱沿街兜售。在此过程中，不仅要躲避城管的追击，还要受到其他摊主的打压。因为生意好时，顾客将你团团围住，会挡住其他固定摊主的生意。这时，别人就会驱赶你。遇到脾气好的，好言叫你走开；遇到脾气不好的，不仅恶语相向，甚至提着东西驱赶。我记得，有一次我正在法院街兜售野葱时，因为顾客太多，挡住了摊主的生意。摊主凶巴巴地斥责，我本想让开，无奈人太多，一时没让出来。摊主见我屹立不动，抬手甩了我一耳光。我被打蒙了，愣在原地，忘记了哭泣。等到脸上的麻木感过去，火烧火燎的疼痛袭来，我才忍不住流下泪来。
一般情况下，一背兜野葱会卖到30至100元不等的价钱。市场行情好时，不到10点就能将满背兜野葱全部售卖完，但多数时间会到中午一、二点或是三、四点才能售卖完；运气不好时，等到下午五、六点也卖不完。沉重的背兜像石块一样压在背上，背系在肩上勒出了深深的印痕，脸上的汗在阳光下闪着光，又累又饿还得拖着疲惫的身子在一个又一个菜市间游荡。卖野葱的钱，贴补了一家人的日常用度，供我上完了初中、中专，直到参加工作。这些经历像蛇一样盘亘在心里，挥之不去。我坚信，生命只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走过的路，吃过的苦，受过的磨难，终会以另一种形式回馈于我。
本文由山沐雨原创，欢迎关注，带你一起长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