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次疫情不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更是对“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后我国公共卫生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能力的一次检验。
但是，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和短板。突发应急和疫情防控的所有事情要靠人去落实，所以，根本性问题是我国公共卫生教育与疾控人才队伍的建设问题。在疫情出现阶段，缺少临床鉴别能力强、依法报告意识强和即时防控措施强的专家队伍；在疫情发展阶段，缺少上得去、用得上、能调查、懂规律的现场流行病学专业技术骨干；在疫情上升阶段，缺少防控策略与措施“一锤定音”的疾控大家，也缺少有效指导社会各界采取有效防控救治措施的大量防疫专家、临床专家和医学科技专家。
公卫教育和人才队伍面临的困境与短板
（一）公共卫生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定位不清、重视不够
公共卫生专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处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它不仅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石，也是“全民健康”的第一要务。然而，近些年公共卫生专业在国内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却十分尴尬。一是，在我国高等教育界内，公共卫生学科专业长期得不到重视和发展。世界各国的公共卫生学科专业教育大多置身于综合大学中作为与医学学科平行的一门独立学科。在我国，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则归属于医学类。在临床医学大一统的模式下，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要得到重视和发展是十分困难的。二是，在医学教育领域普遍存在着“重治轻防”的现象，很多学科建设项目、国家重点实验室或平台建设、人才支持计划中，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学科不仅很少被综合大学所顾及，还经常被医学院校边缘化。长此以往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公共卫生专业规模小、人才培养数量少、专业学科结构不合理、师资队伍力量薄弱等，又进一步严重限制了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三是，在公共卫生教育与人才培养上，缺乏多学科协同支撑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专业的办学体制和机制的文化氛围。
（二）公共卫生教育体系建设不系统、不均衡、不完善
在我国，公共卫生教育还没有形成系统完善的教育结构体系。主要表现为：一是，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缺乏统筹兼顾和系统考虑，缺少系统化和规范化的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医学教育。而我国临床医学教育已经形成了医学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医学教育三个阶段有机衔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标准化、规范化、一体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二是，公共卫生教育层级不清，教育教学区分度不明。公共卫生本科教育、专业学位和科学学位的硕士教育以及科学学位的博士教育在培养目标、课程内容、教学实践内容上都没有严格的区分度，出现了各层级教育趋同的现象。三是，全国公共卫生教育发展严重不均衡。东中西部差距大；但是在人才培养层次上，西部一些高校则一味趋高，争办研究生教育甚至是博士学位教育。忽视了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卫生服务需求，从而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所以，无论是从公共卫生教育的体系看，还是从公共卫生专业教育的层次看，目前我国的公共卫生教育都无法满足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群众对疾病防治、健康保护和促进、美好生活的需求，更无法满足我国东中西部均衡发展的需要。
（三）公共卫生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陈旧、落后
建国初期，我国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教育沿袭了苏联的模式，重心在于培养预防医学专业性人才，课程体系偏重于传统的以生物医学为基础的预防医学教育，以流行病学和五大卫生为代表的课程教学为主。要培养我国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具备下面这些核心能力，包括分析评价、政策发展和项目规划、人际沟通、对多元文化的理解、社区动员和开展实践、公共卫生科学、财务规划与管理、领导力和系统思维，现有的公共卫生教育就表现得先天不足了。加之我国公共卫生教育教学研究严重不足，对现代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所需的核心能力及其内涵、岗位胜任力培养所需的相应核心课程缺乏深入的研究和理解，使得现行的培养方案中也缺少对公共卫生核心课程的明确规定和研究生相关课程的遴选标准。虽然，也有院校开展了公共卫生教育教学改革，但仍以公共卫生专业的师资为主力，多数只关注与本学科相关的前沿知识和新兴技术的教学改善，少有涉足交叉学科，更未在教学方法的改革创新上下功夫。总之，公共卫生教育教学改革阻力重重，任重道远。
（四）公共卫生实践教学得不到重视，培养的学生先天不足
公共卫生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要求学生“在学中干、在干中学”。通过有组织的实践教学，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我国卫生国情和公共卫生现状的认识与理解，还能提高学生发现、分析、解决公共卫生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而我国公共卫生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缺乏稳定、高质量、标准化的教学实践基地；缺乏高水平、有经验、善教学的实践教学师资队伍；缺乏稳定、充足的实践教学经费和相关资源保障；缺少高质量、实践性强和有说服力的案例教材；同时，还缺乏实践性教学的政策支持和政策保障。由于历史原因和缺少政策支持，现阶段我国多数公共卫生学院在培养方案、课程设计、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实践教学双师培养、学生实习安排等不同环节，普遍存在着对公共卫生实践教学不重视，大多流于形式，没能发挥锻炼和提升学生现场实践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作用。公共卫生教学实践环节亟待加强。
（五）公共卫生高层次人才短缺，尤其是应用型人才缺乏
我国高校预防医学培养结构与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的，并且相比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无论是从公共卫生专业各层次教育的比例，还是疾控机构人员队伍的学历构成来看，我国公共卫生专业队伍中高层次人才的比例都明显偏低。作为我国公共卫生与疾控战线核心骨干的公共卫生应用型人才（专业学位硕士）的培养规模更显不足。在我国高等教育即将由大众化阶段迈入普及化阶段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公共卫生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规模和构成与世界各发达国家以研究生培养为主体的结构相去甚远。公共卫生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任务还相当艰巨。
（六）公共卫生师资数量不足、结构缺陷、实践教学能力有限
目前我国公共卫生师资队伍情况十分堪忧。首先表现为数量不足，各高校公共卫生学院教师数不是在逐年增加，而是在逐年递减。其次，师资中毕业于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学科专业的比例高达78.8％，公共卫生专业师资背景过于单一，难以胜任现代公共卫生多专业、宽口径、复合型、实用型人才的培养。而且，原有的临床专业背景的师资、有疾控机构工作背景的师资比例越来越少。现在能去现场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疫情的教师越来越少，对我国公共卫生现状和疾病防控的工作重点不清楚、不熟悉已成为常态。由于缺少公共卫生实践经验，现有师资的实践教学能力明显不足。公共卫生专业的教师迫于职称晋升、项目申请、奖励头衔等压力，更多地转去开展基础研究，逐渐远离现场。这样的师资队伍又如何去培养应用型的公共卫生和疾控的合格接班人。
（七）公共卫生人才待遇不高和政策导向不清对人才产生负面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公共卫生与疾控机构的职能在不断增加，从2001年疾控体系改革时的7大职能发展到2014年的9大职能，为实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战略目标还在进一步扩大。然而，疾控机构的人员编制数却不增反降。近年来，疾控人员的待遇较大幅度降低。2009年疾控机构实行绩效工资制度改革，经过10年运行，从实施效果看，对疾控队伍的稳定、人才引进与培养、能力的提升与培训都很不理想，严重影响了职工的积极性和队伍的稳定性。年轻人在疾控工作中看不到发展方向，更找不到职业自豪感。这些都为我国公共卫生人才队伍的发展与建设蒙上了一层阴影，也对医学教育人才培养产生了负面影响。据统计，目前在高校医学相关专业中，报考第一志愿公共卫生专业的学生比例和录取分数都远低于临床医学专业。由于一些学校实施了转专业政策，使得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的一些优秀学生直接转向临床医学专业，公共卫生生源质量进一步下降。
关于公卫教育和人才队伍建设的几点建议
1提高公共卫生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定位并形成共识
此次疫情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公共卫生专业是预防疾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维护公众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延长健康寿命的“大健康、大卫生”专业；是落实“预防为主”和“融健康于万策”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重要技术支撑；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基石；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保证；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处置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国家生物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使命责任。
因此，从维护全民健康和国家公共安全的战略高度以及国家富强、民族昌盛的长远的发展角度考虑，应把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人才培养纳入国民健康发展规划、国家人才发展规划、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国家科技发展规划乃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实行政府主导，政府主管部门指导，各高校、科研院所组织实施的方式。在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包括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数量、质量和结构，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建设，经费投入政策和保障机制，东中西部公共卫生专门人才培养的均衡性发展，以及人才的科学评估机制等，形成系统、整合的一体化人才培养建设体系。
2加强公共卫生的一体化教育体系建设
建设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从学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到继续医学教育的阶段分明、有机衔接、目标明确的一体化教育体系。
学校教育方面，规范、完善本科教育，积极发展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将MPH专业学位培养计划转为主体培养计划；建设创新型公共卫生博士教育，如“公共卫生博士（DrPH）”专业学位教育。
毕业后教育方面，可学习临床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模式，开展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实践规范化培训，建立国家规范化培训基地和质量标准，组织毕业生到教学实践基地（如各级疾控中心）、卫生与健康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医院的感染管理科室等进行实践。要求优先参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重大疫情的现场防控实际工作，以提高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
继续医学教育方面，对在职的疾控系统工作人员、与疾控工作相关的医疗服务机构工作人员、卫生与健康相关企事业单位专职人员等开展形式多样的继续医学教育。针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对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开展专项“现场流行病学培训（FETP）”和“现场应急管理培训（FEMTP）”。坚持实行疾控岗位全员轮训制，确保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处置和重大疫情防控有关的机构和个人都能得到系统培训。
3改革、完善公共卫生教育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
我国公共卫生教育教学研究严重不足，对现代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所需接受的核心课程和培训缺乏深入研究和理解，与此同时，教学方法也相对滞后。
建议改革、完善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教学的课程体系，坚持“三基三严”基础教学，在课程设置上，还要加强社会科学、法律法规、管理科学、人文科学、信息科学、工程技术、生命伦理、社会动员与人际交流等学科学习，尤其要加强全球卫生方面知识学习。在实践教学上，结合我国的教学需要和软硬件条件，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学方式改革，如PBL教学、小班互动TBL教学、案例教学、情景式教学、翻转课堂教学、慕课教学等。
4加强公共卫生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现场调查和应急能力
公共卫生是实践性学科，要求学生“在学中干、在干中学”。而目前我国公共卫生实践教学存在缺乏高质量、标准化教学实践基地，缺乏高水平、善教学的实践教学师资队伍，缺乏稳定充足的实践教学经费和相关资源保障，缺少高质量的案例教材，缺乏实践性教学的政策支持和保障等问题。
为此，建议打破传统理念，解决实践基地短缺问题，实践基地应涵盖各级公共卫生与疾控管理机构、各级疾控中心、综合医院相关科室、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其次，建设“双师型”公共卫生实践教学的师资队伍，鼓励骨干师资到相关单位和组织挂职锻炼。
5加强公共卫生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培养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重大疫情的应对防控往往需要具备医学、法律、管理、人文等多学科背景的高级公共卫生专门人才。专业学位的DrPH是国际上通行的一种培养模式，为公共卫生与疾控领域培养高级管理或专业技术人才，特别是培养在区域、国家及全球范围内有专业影响力、国际视野和宽泛知识结构的高级专门人才。我国DrPH的培养目标定位侧重于培养博士研究生，让其能为改善我国医疗卫生体制、体系现状、公众健康发挥引领作用，能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重大疫情的应急处置和防控实践中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
6加强公共卫生师资队伍建设，坚持专业导向和师资标准
公共卫生专业是典型的公益性、利他性、奉献型专业，对于师资的理想道德和职业素养、专业知识与技能要求甚高，对中国卫生国情的理解和应急防控实践经验以及对循证疾病防控策略与措施的制定能力也要求甚高。应鼓励各高校针对公共卫生师资制定专门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职称晋升、绩效考核、创新评优、人才选拔上予以政策倾斜。同时要严格公共卫生学院师资准入标准，在重学历、重国外教育背景的同时，也要重专业背景、重实践经历和教学、科研的综合实力。
7 加强公共卫生岗位建设，调整政策导向
加强公共卫生岗位建设，首先要提高职业自豪感，明确公共卫生与疾控专业队伍在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健康中国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然后才是职工的待遇问题。
说到待遇问题，由于疾控机构作为一类公益事业单位，在待遇上不仅远远低于公立医院，甚至比不上基层医疗机构。建议公卫和疾控人才的待遇不仅是工资薪酬要与其他三类医师（临床、口腔和中医）待遇持平或略高，同时还要保证一定的政治待遇。比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应该有来自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战线的代表；政协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中应该有公共卫生行业的声音；各级各类“最美”行业人的权威评选活动中，应该有“最美”公卫人、疾控人的身影。
公共卫生服务的社会效益回报相对不显性,回报周期相对较长，针对专业的这一特点应该制定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和体系，纠正单纯以SCI论文为导向的人才评价机制，鼓励公共卫生和疾控专家，以解决我国公共卫生实际问题为荣，以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和重大疫情防控中建功立业为耀。
文/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任涛 吕筠 余灿清 李立明
来源于：健康报医生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