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一段時間以來，中國就已經成為歐洲人和美國人在論及殘忍問題時的一個例外對象。作為眾多視角之一，中國的這一角色，是它所參與的關於同情與人道主義的長期論述中的一大特徵。在這過程中，這一話題只是在最近才被提起。如果我們考慮到諸如下面一段話，就能明白其中的緣由，這段話出現在1989年之後一年的《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一書中：“沒有什麼能夠作為對尼采的洞見更好的明證了，在中國人過去四百年的時間裡，較之所遭受的痛苦，殘忍更是人們的一種節日狂歡”。不管怎麼說，這都是一件相當令人驚異的事情，賦予了歷史性宣稱所製造出的寬度與意義：黎安友（Andrew Nathan）寫道，再也沒有比過去四百年中的中國人那樣能夠明白無誤地表明人類對殘忍的痴迷與喜好了。這不僅在事實上，而且在任何其他地方也不會有再好的證明：沒有比中國人的自殘式折磨更好的證明可以加以想象的了。
中國人的另類品性似乎早已被過往歲月所“證明”：拜先前的“沒有”（no）所賜，“更好”（better）成了一種慣用的誇誇其談。但是，這種語法上的例外論既消解了自身，同時也打破了中國人的生命支柱：在黎安友那段話的最後，我們從中體會到尼采在評判所有“人類”時所持的觀點，尼采指出，中國人在殘忍無度的關頭會流露出充滿誇張的愉悅感。因此，正是由於例外的中國人迴歸到了人類大家庭當中，因此，他們的酷刑就成為一種更為普遍的關於人類法則的例子。從更具想象力的角度來看，對於所審判的中國人而言，這使他們自己受到了法則所述事例的影響：從人類社會的外緣角度來看，正是這些人確保了這種分類的可靠性。
中國人被看成是衡量物種的一把標尺，也被認為是不尋常的或者非常殘忍的。歷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認為歐洲人在16世紀中葉開始提出這樣的問題，他發現，一位葡萄牙旅行者的報告中提到中國人特別殘忍的習性。在經年累月當中，各式各樣的陳詞濫調以各種形象和類型不斷被強化，其中就包括對中國刑罰的圖像說明、關於中國人被處極刑的照片、對“中國人特性”的社會學論述、哈利·胡迪尼（Harry Houdini）逃脫“中國水牢”（Chinese Water Torture）的絕世表演、諸如酷明（Ming the Merciless）或者臭名昭著的傅滿洲博士（Dr. Fu Manchu）這類的卡通式惡棍形象，以及對勞改監獄的揭露等，而所有這些都只是片面之詞。為我們展現了在同情與受苦的不同文化關係方面的一般性看法，同時也是對處在一種危險平衡中的文明與野蠻統治下的暗無天日的情景再現。
在對這種陳詞濫調數也數不清的重塑當中，根本就沒怎麼顧及其中的真實性，我們進而確證了西方對其自身獨特性的必要生產，通過將對殘忍“中國人”的地位的自然化，體現出中國人在19世紀末自身防禦方面所想象出來的話語。因此，在1899年的一部法國小說中出現的中國施虐者，就宣稱“迴歸”到了歐洲對殘忍行為所持的態度，這位施虐者對一位歐洲遊客埋怨道，他那鮮血淋漓的工作間受到“那種侵犯我們的、伴隨著堅船利炮以及長槍的巨大威力而帶來的、無所不在的勢利之心”所帶來破壞，也就是說，“這當中的每一樣東西都讓死亡變得集中化、行政化和官僚化。”這樣的抱怨，出現在無政府主義者奧克塔夫·米爾博（Octave Mirbeau）的《秘密花園》（直譯《酷刑花園》，英文名Torture Garden，法文名Le Jardin des supplices）當中，這表達出一種反資本主義的無政府主義用關於手藝勞作的羅曼蒂克式的捍衛意識，來反抗改革主義者；充滿同情心的時代曾將酷刑列為犯罪，重新設置了監獄與醫院，用機槍取代了石弩，並將公開處決的節日景象替換為全景敞視的主權圖景，而所有這些，都是經由歐洲對所謂“中國”的想象而實現的。
節選自[美]韓瑞著，袁劍譯：《假想的“滿大人”：同情、現代性與中國疼痛》，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22頁，在此次選編時，譯者對文句略有改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