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影竹風
第一部分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大變革時期，更是思想文化上的一個黃金時代。社會各方面均處於一種騷動、不安的狀態。“高岸為谷，深谷為陵”的變動打破了傳統的生活和觀念，人們不禁陷入迷茫，需要對數不清的問題進行回答，對社會歷史進行重新認識。
為了穩固各自的統治，各諸侯國厲行變革，廣為延攬人才，以便為自己的統治尋求理論上的指導。在這種政治多元競爭的情勢下，比較多的政治空隙為“士人”提供了廣闊的用武之地，他們可以自由馳騁，“朝秦暮楚”。
為了“幹世主”，這些士人著書立說，相互辯難，把思維的觸角伸到了各個領域，上論天，下論地，中論萬物人事，縱論古今，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
- 所謂“百家”是指思想流派之多。由於階級、階層、政治傾向以及思維方式的影響，思想家們理所當然地分為不同的流派，因之人們把流派稱之為“家”。
- 習慣上的“諸子百家”，當時主要有儒家、墨家、法家、道家、陰陽家、名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等。百家爭鳴既是理想的衝突，更是智慧的交流，它促進了人們的認識向某一方面或某一領域的重點進軍，每個人掌握知識的百科性又促進了對事物的綜合考察與深入分析。
- 可以說這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積累和智慧結晶，是中華民族文化成熟的標誌。在以後長達2000多年的封建社會歷史長河中，各式各樣的思想差不多都可以從戰國諸子中找到原形或雛形。
- 戰國之際，孔子創立的儒家學派在當時號稱一大“顯學”，但是戰國諸子學的崛起，不僅是“各以其道相勝”，而且對孔學構成了共同的挑戰。
- 在戰國諸子多維視野中，從同一個孔子那裡，墨子看見無用的奢淫，《莊子》看見大盜的禍首，盜蹠看見道德的偽善，聖徒們看見人性的光輝，法家人物看見社會的毒素。
- 因而，各家思想有破有立，他們之間既有激烈的辯難爭執，又有吸納交融之處。
第二部分
下面我們就來具體談談儒家與其他各家（主要是墨、道、法三家）處在怎樣一種理論上的挑戰與應戰關係之中的。
首先對儒學構成挑戰的是楊朱與墨翟。戰國早期，“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滕文公下》）。楊朱倡導一種“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同上）的“為我”思想；墨子則從“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淮南子·要略訓》）而走向儒學的對立面並創立了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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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朱提倡“為我”，自然對儒家的君臣倫常主義構成了威脅；而墨子則從“兼相愛、交相利”的觀點非議儒者的“親親有術，尊賢有等”原則，更站在簡易實用的立場上極力批評儒家的“繁飾禮樂”，“惰於作務”及厚葬主張，《墨子》書中有《非儒》《非樂》諸篇專門批評孔儒。
對於楊、墨的挑戰，孟子給予了正面的回擊，而且他特別以排擊楊朱“為我”、墨翟“兼愛”之說為聖徒的內在使命。孟子說：“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
- 儒墨在戰國號稱兩大顯學，儘管它們彼此之間似乎水火不容，但是，墨子講“兼愛”與儒家闡揚的仁愛之旨實有諸多貫通之處，如他們所講的愛人都是基於一種理智或明智的自愛的動機。孟子曰：“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孟子·離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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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子亦有言：“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墨子·兼愛中》）
- 另外，他們在法先王的問題上更表現出了一致性，都不遺餘力地推崇堯舜，還有禹、湯、文、武。推崇堯舜，肇始於孔子，而孟子更是“言必稱堯舜”。墨子在這方面也不甘落後，他說：“萬事莫貴於義……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為之。”（《墨子·貴義》）正因如此，法家和莊學便往往將稱述堯舜的“儒墨”連稱，同時予以掊擊。
其次，《莊子》一書的作者雖對孔子的態度有時比較溫和，但在對孔儒實施口誅筆伐時也最是辛辣無遺。
這裡，我們僅談一談《莊子·天運》篇的作者對孔子的批評。孔子不是汲汲於標舉仁義而恢復周禮嗎，那麼，在《莊子·天運》篇的作者看來，“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以奸（音幹，借為“迂”，進）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跡，一君無所鉤用”，孔子不遇治世之君，這實在是一大幸事！
《天運》篇作者認為，《六經》只是“先王之陳跡”，仁義也不過是“先王之蘧廬（旅舍）”，禮義法度當“應時而變”，三皇五帝的禮義法度也正是貴在能使天下得到治理。
古今之不同猶如水和陸，周與魯之異亦如船與車，而孔子企求將周朝的制度推行於魯國，正像把船推到陸地上行走；古今之不同亦猶猿猴異於周公，現在讓猿猴穿上週公的禮服，它一定咬破撕裂，以至脫光而後快。一言以蔽之，孔子主張“復古”即恢復周禮，無異於“東施效顰”。
最後，法家與儒家也是勢不兩立的。
儒家以善惡來界定人性，法家則認為人性好利；
孔儒認為理想的“有道之世”存在於過去的時代，法家則認為“世異則事異”而站穩“當今”時代的立場；
儒家主張任賢以推行“德政”“禮治”，法家則倡言庸主“法治”足矣。正當孟子退而潛心著述，“序《詩》《書》，述仲尼之意”的時候，商鞅卻正在秦國掀起了一場埋葬儒學的社會改革運動，即“商君教秦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韓非子·和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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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有韓非認為“儒以文亂法”，為社會之蠹首，屬“奸偽無益之民”，從而勸人主首加剷除。
- 面對諸子的挑戰與批評，荀子曾對諸子學（包括道家、法家、墨家、名家等）進行了全面的反擊，其所著《非十二子》與《解蔽》之文，指斥十二子之說“足以欺惑愚眾”，或各“蔽於一曲，而暗於大理”；
- 唯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並認為“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正是當今仁人之要務。荀子還具體反駁了墨子的“非樂”“節用”觀，駁斥秦昭王“儒無益於人之國”的觀點（《荀子·儒效》），批評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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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荀子在弘揚孔子之道的同時，也批判地吸收了諸子百家的思想，特別是他講的禮即是熔儒家的禮與法家的法為一爐。
第三部分
總之，在戰國“百家爭鳴”的時代，儒家與其他各家既有分又有合，尤其是他們在政治上（莊子是個例外）大多都鼓吹君主專制，為統治者提供了各式各樣相反而又相成的可供選擇的治國方案和統治術，以增強統治階級的政治應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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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們表面上看似勢不兩立，其實在為君主專制主義創建理論上，卻是走在同一條道路上的同志！
讀一世界
諸子百家，各有長短及獨到之處，儒學也是百家之中的一員。在歷史的長河中，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共同譜寫著歷史文化的精髓與發展。但所不同的是，他們都是歷代帝王在治國理政上的工具和犧牲品。敬汝為尊，棄汝為恥 ，這就是歷史。
秋光柔風灑金玉
不可，哪家都有其長處，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必競它是中華傳統文化，如真的罷黜百家毀掉傳統文化，這個民族是危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