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紫橘
历史上中国不乏瘟疫、旱灾，但是只要处理得当，不化天灾为人祸，百姓基本还是安稳的，现在就盘点一下汉代的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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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瘟疫的重灾区
汉代中国刚进入大一统国家没多久，生产力虽然低下，但是有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无独有偶，能力大了，麻烦也多。根据《汉书》《后汉书》的记载，两汉仅中原地区就爆发瘟疫20次，两汉从公元前202年刘邦灭项羽统一中国算，到汉献帝220年（庚子年）曹丕代汉，汉朝共经历422年，平均下来，每22年中原就爆发一次瘟疫，频率之高，可见一斑。
虽为两汉，但记载中，西汉时期中原仅爆发了1次瘟疫，而其余19次均爆发在东汉。具体上，1次在光武帝、1次在汉和帝、2次在汉安帝、12次在汉桓帝（桓帝在位20年，瘟疫基本两年不到就会爆发一次）、1次在汉灵帝、2次在汉献帝。所以得出结论虽为两汉瘟疫，但实际仅在东汉时期，中原地区瘟疫才高发。
洛阳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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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瘟疫的特点
首先，东汉中原地区瘟疫爆发往往受其它自然灾害引导。如东汉和帝的永元六年“秋七月，京师旱”（《后汉书》）；再比如，安帝时期第一次瘟疫发生在天灾之后，即“司隶、兖、豫、徐、冀、并六州大水”（《后汉书》）；安帝的延光四年(125)瘟疫则是“是岁京师及郡国二十三地震”进而“雨水、疾风、雨雹”（《后汉书》）洛阳一带从而瘟疫肆虐；汉顺帝永建四年蝗灾之后，瘟疫肆虐；汉桓帝建和三年，“八月京师大水”“九月京师地震”（《后汉书》），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大瘟疫。
其次，季节性特征明显。东汉瘟疫多发生在春季，即有准确时间记载的瘟疫共15次，这其中春季就发生了11次，夏季1次、秋季1次、冬季2次。
最后，洛阳为重灾区。以洛阳为中心，受灾程度逐渐减轻。即明确记载在史料上的东汉洛阳瘟疫就有16次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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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中原地区瘟疫原因
首先，环境失衡。历史学家史念海先生的《黄河中游森林的变迁及其经验教训》一文指出，秦、西汉时期中原地区极为富有“有过大面积的森林……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绿荫冉冉”，但是到了东汉中后期朝廷上下极尽奢华，“殚极土木，互相夸竞”（《后汉书》）可谓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这样的楼室就需要砍伐大量木材，生态环境因此被改变，由此细菌滋生，最终成为瘟疫。
大兴土木破坏了关中平原的环境
其次，寒暑不均。据史书可知两汉时期寒暑经常不均、气候异常。汉武帝时期就发生过夏季降霜雪的情况。东汉更是“盛夏多寒”“当暑而寒”“三离寒暑，阴阳易位，当暖反寒，春常凄风，夏降霜雹”（《后汉书》）。而寒暑不均产生的结果就是“其病（瘟疫）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由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病。”（《诸病源候论》）
汉献帝
再次，瘟疫多发生于天灾之后。东汉时期，虽然中国大一统后，经济、民众生活极大提高，但奈何受制于时代生产力发展，抵御天灾能力有限，疫病频发不足为奇。自然灾害之后，粮食歉收、饥民甚至会易子而食，那树皮草根更不在话下，这样极易染上病菌。
除了在自然灾害中遇难的，灾难之后，因乱食食物而中毒的人亦不在少数，这些人染病去世之后，尸体无人安置，尸体腐烂，散发气味或污染水源，造成二次传染，疫病遂起。蛇虫鼠蚁横行无阻，啃食尸体成为病菌携带者，它们再去攻击活人，这样造成了新一轮疫病传染。
最后，为何是洛阳频发瘟疫呢？东汉建都洛阳，洛阳作为帝都，为世界中心，所以繁华无比，西域东瀛北狄南蛮都会来洛阳朝贡贸易，地方上富商、士族也以游览首都为荣，所以洛阳人员百姓自然爆满。人多了病毒来源广了，而病毒跨省甚至跨国到洛阳，洛阳人没有抗体自然容易染病，成为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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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政府的应对
东汉帝国帝都所在地发生瘟疫，事涉皇帝和百官，帝国政府自然要小心谨慎的对待，所以东汉时期，洛阳的瘟疫在平时能得到妥善处置。因善待百姓是帝王将相的功绩，所以正史中会大书特书。具体来说，史书中常见的应对瘟疫的措施有这么几种：
首先，官员下乡，问诊施药。根据《后汉书》的记载，汉和帝时期的洛阳瘟疫，朝廷就谕遣城门校尉（帝都的门卫队长，职责极其重要）曹褒“巡行病徒，为致医药”；桓帝元嘉时期的瘟疫，朝廷派了光禄大夫将“医药案行”开设药棚，给百姓提供药方药品；灵帝建宁时期的大瘟疫，朝廷派了“中谒者巡行致医药”等等。
黄巾起义
其次，赈济灾民、安抚民心、安葬死者。前文所说，瘟疫常发生在自然灾害之后，饿的不行了，百姓为了活命只能造反。帝国政府为了防止百姓铤而走险，所以往往会免费给灾区提供基本生活用品。如《后汉书》中，桓帝时期“民有不能自赈及流移者，禀谷如科”；汉献帝时期对瘟疫之后的鳏寡孤独者，政府可以给他“廪食终身”的特权。
最后，减免灾区百姓赋税。永建时期瘟疫，朝廷就决定“疫疠水潦，令人半输今年田租”；延熹时期遇上大瘟疫，朝廷依旧令“大司农减租调”(《后汉书》)。
图文来自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