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後世600餘年的科舉“南北榜案”

明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二月,三年一度的会试刚刚结束。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所有进京赶考的举子们都在等待着放榜。榜上有名的从此之后完成这龙门一跃,等待他们的是光宗耀祖、前途无量。榜上没名的收拾行李三年之后再战。这一次与众不同,用事后的角度看,上榜的无异于迈进了鬼门关,没上榜的反而捡回一条小命。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原来这一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南北榜案。

影响后世600余年的科举“南北榜案”

南北榜案又称为南北榜之争是明初科举考试乃至整个科考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它的影响深远,可以说60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深受影响。

洪武三十年的这一次会试,朱元璋可以说是相当重视,正逢自己登基30年,按照传统的年龄计算方式,这一年也是朱元璋的七十大寿。为了保证考试的质量,在主考官的选择上,朱元璋经反复斟酌,终圈定了85岁高龄的翰林学士刘三吾为主考。刘三吾可以说是当时的大儒。

早在元朝时候他就担任过广西提学(相当于教育厅厅长)。明王朝的科举制度条例就是由他制订,明初的刑法《大诰》也是由他作序,此外他还主编过《寰宇通志》,《明史》上更说他“为人慷慨,胸中无城府,自号坦坦翁”,可谓是人品才学俱佳的士林领袖。选择他为主考,可以看出朱元璋对这一次科举的期望值高,可谁知道这一次却让刘老爷子晚节不保。

影响后世600余年的科举“南北榜案”

 放榜之后,包括第一名陈安在内,录取的51人全部是南方人,故又称南榜。

北方士子全军覆没。这帮人越想越气不过,凭什么录取的全是南方人,其中必有猫腻。于是落榜的北方士子们没有直接卷铺盖回家,他们联名上书声称主考官刘三吾徇私舞弊、偏袒南方人。《明通鉴》记载“三吾南人,私其乡”。

朱元璋知道后,派人复查,复查结果维持原榜。此时有人上疏,告发复查官张信等人和刘三吾暗中勾结,以北方人的劣等卷子呈送皇帝,肆行欺骗。朱元璋大怒,下令把刘三吾革职充军,张信等人论死。最惨的还是状元陈安阝,刚中状元就被革除功名,车裂而死。考中状元原本是无比荣耀的事情,陈安阝却因为南北榜之争反丢了卿卿性命,着实冤枉。随即,朱元璋亲自阅卷,钦定了六十一人为进士,全部为北方人。这就是明初轰动一时的“南北榜之争”,也称“春夏榜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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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来了,当初的南榜考生到底有没有猫腻,刘三吾是否是徇私舞弊?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首先来说在读书方面

当时的确是南方人绝对优势。

整个明朝状元一共有八十九人,其中南方人有七十五人,远高于北方人。在南北分榜之前。整个洪武年间,进士一共八百六十七人,南方人六百二十人,占绝对多数。

北方本来是全国政治经济中心,自古得中原者得天下,从秦汉一直到隋唐,长安,洛阳一直就是全国中心。但是安史之乱打断了这个节奏,从安史之乱开始,之后的五代、辽、西夏、宋、金、元之间的战争全部发生在北方地区。前后六百余年的战争,北方地区文明遭受到了毁灭性破坏。以长安为例,唐玄宗天宝时期这是一个拥有2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但是到了北宋年间只剩下区区20余万人,战争的惨烈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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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应的是,南方经济繁荣发展,人口逐年上升。随之而来的就是文化繁荣发展,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曾说过:

“今制,科场分南卷、中卷、北卷,此调停之术,而非造之方。夫北人自宋时即云,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举人拙于文辞声律,况又更金元之乱,文学一事不及南方久矣”

所以虽然说刘三吾第一次录取的都是南方人,当时当时南方文化水平的确高于北方。

再者从刘三吾本人来说,刚才已经说了明朝的科举制度就是俩老爷子制定的,自己违反自己定下的规矩,不带这样打脸的。而且刘老爷子已经八十多岁了,这个阶段死后的名声对于他来说是最重要的。况且朱元璋对于违法乱纪的人,手段之残酷,历经洪武朝的刘三吾应该是亲眼所见,他是断不敢触动朱元璋的逆鳞。最后从处理结果来看,事件的主角刘三吾仅仅是发配西北,如果徇私舞弊是真,以朱元璋的性格,刘三吾的下场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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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来了,大家都知道朱元璋是一个很认真的皇帝,既然这次科考是公平公正的,那他为什么还非要搞出这样一个南北榜案件?

这就要从统治者的帝王心术说起了。开科取士,对于皇帝来说选举人才的功能并不是最主要的。自古以来选举人才的方式有很多,举孝廉、九品中正等等,选出来的人才能也并不比科举选拔的人差。但是以前的人才选拔方式很容易产生世家大族,例如东汉时期袁绍家四世三公、东晋老王家王与马共天下。世家大族权利的增长,必然会威胁到皇权。这是依靠推荐与门荫世袭选拔人才的必然结果。而科举制度一下子就打破了这个局面。通过科举考试纵使世家大族也不一定能上,反而是寒门士子看到了希望。这样士族对皇权的威胁便消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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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开科取士能够稳定最有影响力的读书人阶层。

整个封建王朝历史,但凡是有起义造反的,除了朱元璋本人,基本上都是读书人阶层,例如黄巢、洪秀全等等。在文盲率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古代,读书人可以说是神一样的存在,参考《白鹿原》中原上的人对白嘉轩姐夫朱先生的崇拜。在古代能读书的人必定是乡绅大户,要不然也不会放着好好地一个青壮年劳力不干活,专心读书。而乡绅是封建社会底层统治的基础,读书的乡绅就更了不得了。所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要想方设法的笼络这些乡绅,一旦他们心怀不满,统治基础就会地动山摇。

而科举正是给与了他们一个上升通道。你想要获得更大的利益,那就来参加科举。有了功名就能摆脱低级的乡绅身份,参考《范进中举》,一只脚就已经迈入了统治阶层。有了这样一个上升渠道,那么这些乡绅就不会整天瞎琢磨其他的事情了,整天想的就是如何考试,如何让自己的子孙后代考试,可以说是达到了垂拱而治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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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科举考试,我们就不难理解南北榜案了。

从科举的普遍性来说,如果说完全按照全国统一试卷的结果来评判,所有上榜的全是南方人,北方的读书人怎么办。刚才已经说了,科举不完全是选材手段,皇帝想要选人才,手段多了去了,但它的确是维持统治的手段。南方人考得好,老是霸者榜单,时间一长,北方的读书人看不到希望,一群衣食无忧的读书人不想着科举考试,那他们会琢磨什么,细思极恐,老朱家的位置能不能坐稳当还要另说。

所以说当朱元璋看到全部是南方人的榜单后,非常生气。更生气的是手底下一帮迂腐文人,以刘三吾为首,这些人个人品行没的说,但是怎么就不能理解领导的意图呢?

影响后世600余年的科举“南北榜案”


 除此之外,南北榜事件还有明朝的特殊性。

洪武年间,明朝建国不久,当时的国内特别是北方还有很多士大夫阶层忠于元朝,不肯和明朝合作文人们。正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写道“(明初)多有不欲仕者,以不忘故国也” 。再加上明朝建国以后,元朝的残余势力不断侵扰明朝的北边,和明朝国内的亲元势力相呼应,这对于刚刚建立,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明朝来说是很大的威胁。这时候明朝北方的稳定,或者说北方士绅阶层的稳定就尤为重要。

而明朝特别是在明朝恢复科举制度后,可以说是南方人垄断了整个科举考试。想当年元朝规定各地选三百人赴会试,中选者一百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二十五人。 另外会试的三百人中, 汉人和南人也是各占七十五名。两相对比,北方的“汉人”当官的机会没有随着明朝的建立增加反而减少了。这下问题就大了。作为统治者的朱元璋,帝国的稳定大于一切,开科取士本就是笼络士子,结果你刘三吾可好,一下子把北方士子们全给得罪了。怪不得《凤洲杂编》中这样说“刘三吾不悟太祖之意, 致有此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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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可以说已经完全理清了明初南北榜事件的始末。之后由于“靖难之役”等事件,科举考试还是维持老样子,到了仁宗和宣宗时期,社会稳定之后,明朝完成了科举取士制度的改革。正式实行南北分卷制度。 《明史纪事本末》中记载了杨士奇和明仁宗朱高炽的对话。

 杨士奇曰:“科举当兼取南、北士。”仁宗曰:“ 北人学问远不逮南人。 ” 士奇曰:“长才大器,俱出北方,南人虽有才华,多轻浮。”仁宗曰:“ 然则将何如?”士奇曰:“ 试例缄其姓名,请其外出‘ 南,‘ 北,二字,如当取百人,则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材, 皆入彀矣。”仁宗曰:“然。往年北士无入格者,故急惰成风。今如是,则北方学者亦感奋兴起。”


影响后世600余年的科举“南北榜案”

明朝实行南北卷制度虽然看起来有失公平。但是对于大明王朝来说收揽了北方文士的人心,给他们以登科进仕的更多机会,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北方的控制,巩固了北部边疆。而且正如杨士奇所说,促进了北方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 跟这些比较起来,牺牲几个南方士子也就不那么重要了。而这个南北榜制度也一直被延续下来,六百年后今天的高考分区划线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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