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东餐饮协会首次发声控诉美团“高佣金、涉嫌垄断经营”后的第三天，4月13日，美团一份姗姗来迟回应，将外卖小哥推到前台，声称“抽佣8成给小哥，每单利润2毛钱”。美团意欲打感情牌扭转“吸血”形象，但结果不仅没有平息舆论风波，反而再度引起争议。
4月14日，广东省餐饮协会又再次发声，驳斥美团“八成以上商户佣金在10%-20%”的措辞，并且还婉转批评美团的回应没有意义，再次呼吁取消排他限制。
同一天，又一省“揭竿而起！”广西烹饪餐饮行业协会也公开控诉美团“高额外卖佣金、采取排他性的独家合作限制”。广西烹饪餐饮行业协会还约谈了美团外卖广西区负责人，递交了广西餐饮行业致美团外卖交涉函。
美团引发商家们集体口诛笔伐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今年2月份，南充市火锅协会就向南充市长信箱举报美团涉嫌垄断经营和不正当的竞争。后更有重庆、云南等各协会接连呼应。
美团：“一单挣2毛” 商户：至少5-6块
在美团对广东餐饮协会的回应中，曾称“抽佣8成都花在了骑手身上，而自己每单的利润只有两毛钱”。
这一说法，当地餐饮商户表示根本站不住脚。
“这个说法，只有在抽佣20%以下才可信。我的店面抽佣比例是23.5%，比去年同期都要高很多。”在广东中山经营一家餐厅的何伟（花名）告诉记者，“一笔20多块的订单，我们只能拿到16块左右，除了给骑手的3块，他们（美团）大概能抽5-6块左右。”
何伟表示，餐饮商家怼20%以下的抽成可以勉强接受，但一旦超出20%，绝大多数中小商家将几乎没有利润空间。
在广东餐饮协会4月14日的回应中也指出，协会下120家商家上架美团外卖平台，2019年期间没有任何一家抽成低于20%。进一步坐实了美团高佣金的说法。
疫情期间，美团高佣金政策更进一步挤压了商户的生存空间。
“疫情期间来自美团上的订单大概占到40%左右。”何伟表示：“（美团上）新开的店基本没什么流量，花了30块钱买推广结果（线上）只有收入到40块，连本都回不来。”
何伟称，自己的店入驻美团以来已经有两年了，前阵子因为美团迫使商家“二选一”，自己的开了两年的美团线上门店被迫关闭，“（美团）他们以流量要挟必须二选一，感觉被他们欺负，有些气不过。”
疫情期间，美团曾经推出春风行动给予金融、流量等方面的支持，对此何伟表示自己没听说过，何伟表示，贷款支持什么的对于小商家来说没什么实际意义，一般较大的品牌商家可能需要金融支持。
在流量支持方面何伟表示，这些政策事实上只对针对独家签约的商家，往往也是一些大商家，美团的业务曾经向他表示，非签约商家可能要等到今年9月份才能享受到美团一些扶持政策。由此看来，美团所谓“春风行动”以及一系列政策帮扶并没有真正帮助真正亟需的广大中小商家，反而加深了商家们的怨气。
美团方面曾经表示，商家抽成收入的八成用在了骑手身上，但在记者的采访中发现不少骑手也纷纷抱怨没有挣到钱。
“每天跑十个小时左右，一个月的话大概能收入4-5千块左右，抛除自己承担的油费住宿和餐饮基本上剩不了多少钱。”河南某地区的美团骑手段宏（化名）对记者称：“现在一单的收入在3块钱左右，相比前两年少了一倍不止，现在很多骑手干一段时间就离职了，为了这点钱冒着安全风险实在不值得。”
有媒体表示，美团“甩锅骑手？这手段并不高明”。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孟博在发布于钛媒体上的文章中直言：把佣金和骑手成本混为一谈，把佣金高归咎于给骑手发工资，其实是在偷换概念，混淆法律关系。
文章中还指出，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已有金华、扬州、绍兴、黔南州、淄博、巴中、无锡等多个地区的监管部门，对美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作出了责令限期整改、罚款等处罚。美团在遭受一次次处罚后，依然“我行我素”，“屡教不改”？违法成本太低应该是首要原因。从以往的罚款数额来看，大多在十几万到几十万之间，对美团这种体量的公司而言，很难形成有效震慑。
从商业模式上来看，美团流量生态玩法，本质上与流量贩子别无二致，即：裹挟消费者流量，向商家收取“流量税”，表面上是对餐饮行业供需的调节，实际上是裹挟C端流量二次分配后获取收益。
这实际上是就是在线上再造了一个虚拟门店：商家花更多的钱买到更优先的展示位（其实也是门面，只不过细分至菜品），对于商家而言在已经支出的实体门店租金下再支出一份线上门店租金。
MIT斯隆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施马伦塞在谈到成功平台企业特征时曾经说：（平台经济）能够对双边用户都产生价值和吸引力，解决以往交易中的经济摩擦问题，并且它是真正的大问题，能够有合理的利润分配机制保证平台从中有利可图。
从这平台经济的角度来看，基于流量核心美团能够对双边用户产生价值和吸引力——为商家提供流量，为消费者提供服务，但问题在于美团没有一个合理的利润分配机制，让商家和骑手、消费者达到利益获取的平衡，这是美团亟需解决的核心问题，但至少从现在来看，美团仍然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流量缘何成为吸血利器？：生态协同不足或成美团“致命伤”
疫情期间，整个餐饮行业都举步维艰，而且美团也肯定知道商家日子难过，那么为什么美团还要坚持高抽拥呢？某位名人曾经说过，当我们迷茫时就需要去回想原点。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美团流量生态的原点。
流量生态的本质，实际是要达到流量生态效率的最大化，用一个模型来分析其中的逻辑大概如下：
流量生态效率=流量广域覆盖（Coverage rate）×流量协同（Coordination）×流量转化效率（transform）。
其中对于美团来说，流量广域覆盖有两层意思，一是对生活场景的覆盖，二是对消费人群的覆盖，客观的说这一点上美团是有优势的。
所谓流量协同其实是指不同业务之间通过联动对同一流量单位的复用。举个例子，你在旅行途中用美团定了一家酒店，在订酒店的时候你感觉有些饿就顺手在美团定了份外卖，这就是流量协同。
而在流量协同上，美团似乎就没有那么理想了。一方面美团主要业务仍然是酒旅和外卖，囿于美团在出行领域市场份额，打车等业务协同收益十分有限，另一方疫情期间，美团酒旅业务业务停滞，美团自然需要维持高抽佣来抵消酒旅业务断崖式的下跌带来部分负收益。
实际上，美团所谓的生态效率贡献最多的就是外卖业务和酒旅业务，这从财报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根据美团此前发布的财报数据显示，去年其全年佣金收入为655.3亿元，总营收占比为67.2％；酒旅业务营收占比22.6%。
疫情期间，美团流量生态效率不足的短板被疫情黑天鹅放大。
其实，相比美团的生态流量玩法，饿了么作为阿里本地生活的服务的一部分，生态协同不仅仅局限于外卖和酒旅业务，与阿里生态的契合度更高，也更容易形成流量生态协同，因此饿了么更偏重服务本身。在商家端，饿了么也更加倾向于照顾中小商家。
“（饿了么）他们的业务员要好很多，美团业务员对我们（小商家）都是不搭理的那种”广东中山地区的餐馆经营者唐某对记者说：“相比之下饿了么（业务员）则比较能够照顾到我们（中小商家）的合理诉求，而且他们的抽佣比例也比较合理，（比美团）要低很多。”
在笔者看来，本地生活行业竞争的“下半场”是一场关于商家供给端的争夺，在存量市场的当下，谁有更多优质商家供给谁就能笑到最后。
从行业的角度来看，疫情客观上也加速了本地生活行业的供给侧洗牌，由此可能会迎来一轮新的市场份额洗牌，届时，已经失去商家信任的美团能否继续坐稳现在的位置，就很难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