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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晚明以来的启蒙思想，其核心一直是肯定人的个性自由，反对以程朱道学为代表的宗法礼教。元、明、清三代，封建统治者在政治上加强君主专制，推行以程朱理学为宗法等级基础的文化专制，利用科举八股禁锢文人士子的头脑。同时对外实行闭关锁国，逐渐断绝与其它文明之间的交流。在清王朝末期，这一系列措施最终导致中国传统文化日益衰落，国民性格保守懦弱。中华民族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中，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近现代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不得不寻找拯救民族危亡的各种道路。当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启蒙思想家认识到“文化救亡”的重要性时，提出以“小说革命”带动文化革新，改造国民性格和精神面貌，这实质上是中西启蒙思想传播的一贯方式。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自觉地以创作“哲理小说”来批判教会和王权，歌德和席勒也在德国“狂飙突进”运动中，以小说和戏剧来批判封建道德，揭示以“礼”杀人的悲剧。而曹雪芹、吴敬梓、李汝珍等小说家，则在《红楼梦》、《儒林外史》、《镜花缘》中继承了晚明反宗法礼教思想，塑造了“新人”形象，表现了以“补天”来拯救末世的终极关怀。
梁启超
从晚明王艮、李贽等掀起个性解放思潮，到清初黄宗羲、顾炎武批判封建君主专制。中国近代启蒙思想，之所以能在民众之间广泛传播。除了大量的讲学活动之外，主要是因为同样具有启蒙意义的白话小说，在进步士人和城市平民之间的巨大影响。近代小说，尤其是白话长篇小说在这方面更是功不可没。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晚清启蒙思想家和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以“小说革命”作为传播新思想文化的先导，进行反宗法礼教的启蒙运动是必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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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7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巨大的。1919年的“五四运动”标志着启蒙运动已经唤起青年一代的觉醒。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断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作为他们最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对中国古代的白话文学和小说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归纳和评价。
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具有颠覆意义的中国文化价值重估运动。清末民初的启蒙思想家，借助西方近代启蒙资源，对中国古代以程朱道学为代表的宗法礼教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同时，又对明末清初以来的个性解放思潮成果加以继承。虽然自明清近代以来，小说戏曲在民间文化中已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一直没有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承认。只是到了20世纪初，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启蒙思想家进行了“文学革命”之后，才正式地成为了文学的正宗。新文化运动，赋予了以白话文为代表的中国民间和市民文学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和存在价值，是中国文学由近代向现代转化的重要标志。
19世纪20年代，中国古典小说进入终结期。这一时期的小说内容低俗，形式粗糙，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难有可取之处。用鲁迅的话说：“大抵千篇一律，语多不通，我们对此，无多批评，只是觉得作者和看者，都能够如此之不惮烦，也算是一件奇迹罢了。”中国小说在明清成为近代文学的主流后，第一次进入“终结期”。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腐朽衰落后，国民道德素质普遍降低的体现之一。尽管19世纪的欧洲在革命和战争之中，经历着现代文明的危机，但无论是19世纪初期的浪漫主义，中期的现实主义，还是后期的自然主义。在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工业文明的反思中，显示出巨大的文化生命力。开掘出了不同于技术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以其矫正启蒙现代性的偏颇之处。正是在19世纪，西方文学开始超越东方，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和经典的作品。英国的狄更斯、哈代；法国的雨果、巴尔扎克；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美国的霍桑、马克·吐温等文学大师，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了巅峰。正是从19世纪开始，东方文学开始落后于西方，这不仅是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超越东方的表现而已。更意味着东方文化自身的保留和落后，才是其被西方超越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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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和爱国志士，先后以“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等经济器物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变革来救亡图存，但最后都归于失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经过反思终于认识到，只有通过思想文化变革来彻底改造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民族性格，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现状和危机形势。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并提出“小说界革命”，标志着中国小说正式由古典向现代转变。同时也意味着，自中国15世纪明代中后期开始的思想启蒙运动，在经过清王朝文化专制的残酷压制几百年之后，又一次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中华大地之上。
在中国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中，小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清末民初的启蒙运动中，小说再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与以往不同的是，受“西学东渐”的影响，中国20世纪的小说，突破了古典小说故有的传统主题和书写方式。在借鉴西方文学的基础上，呈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自从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之后，一些具有鲜明批判现实色彩的“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开始大量涌现出来。这些小说大胆地揭露了清末政治腐败、道德堕落、人性扭曲的现实、表达了同情革命和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这一时期的小说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小说种类前所未有地增多。由于“新小说”带有强烈的启蒙功利性和社会现实性，在艺术和思想上粗糙浅薄，与18世纪的古典小说相距甚远，与同时期欧美俄日的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也不可同日而语。1912年辛亥革命之后，新小说开始全面衰落，失去了启蒙色彩。娱乐化、媚俗化、功利化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开始成为文坛的主流，中国小说创作一时陷入低谷。但梁启超倡导的以小说启蒙民众的文化救亡方向，大量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小说新题材和形式的探索，却孕育着一场更为深刻的“文学革命”。
如果说梁启超倡导的“新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治启蒙”，让进步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产生同情和支持革命的政治觉悟的话。那么辛亥革命后革命果实被窃取，则让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认识到“思想启蒙”和“文化启蒙”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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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初，《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以文学革命为先导的新文化运动，以“重估一切价值”的姿态，对以儒家礼教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和颠覆。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是“文学革命”，在形式上表现为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提倡“为人生”和“为艺术”的人本主义精神。“人的觉醒”是新文化启蒙的核心理念，打破封建宗法礼教文化对人性的束缚，塑造自由健康的国民精神。从思想上彻底改造愚昧、麻木、奴性的国民劣根性，以个人的自我觉醒带动整个民族文化的进步。以“立人”为基础，进而实现“立国”，改变中华民族的整体命运。
胡适
新文化运动，实现了中国文学和文化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型，与1840年以后西方文化不断涌进中国，影响进步知识分子是分不开的。“文学革命”直接产生了以“为艺术”和“为人生”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流派，明显地体现了西方19世纪文学的影响。但是新文化“启蒙”文学，主要继承的是自中国晚明个性解放思潮“反礼教”和“重个性”的传统。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是对明清白话启蒙文学的肯定。而“思想革命”不仅是对西方18世纪启蒙思想中自由、平等、博爱观念的接受，更是对17世纪清初启蒙思想的继承。没有中国三百年来反对封建礼教束缚，提倡个性解放、抨击君主专制的启蒙思想基础。“新文化运动”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颠覆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传统礼教，实现中国两千年来文化的大转型。
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将新文化运动对西方启蒙价值“民主”与“科学”的引进，作为最重要的特征。而忽略了自明中叶以来，一直在中国民间影响巨大的反宗法礼教启蒙思潮，以及白话小说代表的边缘民间文化对主流官方理学的解构和冲击。“新文化运动”是世界范围内现代性文明发展历程的一部分，其在20世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颠覆，是近代自文艺复兴以来中西启蒙思潮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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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不仅受到西方近代启蒙文学的影响，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特征。同时受到以“新浪漫派”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思潮影响，新文学流派如雨后春笋般地陆续出现。“白话文革命”之后的中国主流文学，已经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不仅是中国文学发展的新阶段，同时也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20世纪的欧美文学，与现代性文明一样迅速地向世界传播。对于东方的亚洲和非洲，以及拉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此同时，经过现代转化的亚洲文学，也开始受到西方的关注。鲁迅、泰戈尔、纪伯伦等东方作家，逐渐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到了20世纪后半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文学，在世界文坛的地位日益重要。具有国际影响的诺贝尔文学奖，也更多地关注并授予了东方作家。
鲁迅
白话文学革命激烈地批判了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旧文学。在西方近现代诸多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不断探索具有现代意识的艺术表现形式。与此同时，西方文学在20世纪20年代，也在进行一场“反传统”的先锋文学运动，即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并且对转型后的东方文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国和日本的新感觉派，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都是其具体影响的产物。经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系列具有革命意义的转变，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开始成为文坛的主流。现实主义虽然仍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却大不如前。而东方则相反，尽管现代主义对亚洲、非洲、拉美国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由于这些国家在20世纪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中。因此，具有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的现代主义文学产生的影响，主要在艺术表现形式，而不是思想主题上。所以，现实主义在20世纪的东方一直占有主流的地位。
20世纪西方文学的主题是“反思现代性”，这主要体现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之中，而东方文学的主题则是“启蒙现代性”。这种巨大差距之根源在于，现代文明在东西方的历史进程不同。这种差异体现在文学，尤其是小说的主题上，就是“现代”与“前现代”的距离感。20世纪的20年代和80年代，中国文化经历了两次巨大的转变，“启蒙”成为了时代的核心话语。因此，我们可以说，“现代性”的启蒙是中国20世纪文化转型的核心。中国文化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如何摆脱两千年来的封建宗法观念影响，进入全球性的现代化文明语境之中。正因为现代化在中国是一项“未竟的事业”，所以启蒙才是一项未完成的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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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性”启蒙，既不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也不是从晚清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滥觞的，而是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晚明个性解放思潮。15世纪的中国江南地区和意大利南方的佛罗伦萨，同样是近代文化的起源地。从人的自我觉醒和对世俗生活需要的肯定方面来看，在15、16两个世纪，无论是从哲学上，还是文学上，中国和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都相差不大。只是在17世纪之后，欧洲的现代性文明在科技、经济、政治等一系列革命的推动下，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我们不得不承认，重视科学理性、民主政治、商业发展、自由精神的古希腊文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明王朝在农民起义和关外满族的先后打击下灭亡，随即建立起来的是一个继承了儒家传统礼教文化的清王朝。明末清初曾经一度产生巨大影响的近代启蒙思潮，被发展到顶峰的封建集权政治和文化专制所压制。闭关锁国、八股取士、禁书令、文字狱，将17世纪之前文化领先于世界的东方古国，变成一个盲目自大、愚昧落后的东亚弱国。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的一次次救亡失败，让中国的进步士人和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从文化心理上根本改造国民性格。塑造具有自我、自强、自尊意识的新国民，才能挽救中华民族的巨大危机。
严复
由于20世纪上半叶的国内外形势，中国不可能像18世纪的欧美那样，具备一个全面和彻底进行现代性启蒙的历史条件。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的现代性启蒙一直到80年代才又被重新提起。中国近代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发展，一直就是和启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小说创作的繁荣期，也是启蒙运动发展的高峰期。反之，则是启蒙话语被压抑的时代。当然，并非所有的小说作品，都是启蒙理念的载体。而只有那些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小说，才是启蒙话语的承担者。因此，小说极度泛滥的时代，恰恰是启蒙思想被遗忘最彻底的时代。同时也是社会道德沦丧，精神信仰虚无、人文精神衰落的“末世”。
如果说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革命”之后，启蒙文学主要是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为主，具有强烈的批判宗法礼教，倡导个性解放特征。那么同时期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则以非理性哲学和无意识理论来反思现代科技理性对人的异化。尽管30年代的京派和海派文学，对现代都市文明进行了一定的批判。但是在救亡的时代主题下，并未得到更多的重视。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进入“新时期”，同时西方文学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曾经在60年代风靡欧美的后现代主义文学，逐渐地在70年代进入衰退期。而文学主流出现了向“现实主义”回归的倾向。但实质上，这一时期的西方文学，正进入一个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融合期，新历史、后殖民、新女权、种族文学、犹太文学的兴起，说明西方文学开始用“后现代”视角，来审视一些历史和当代的重大文化、社会、种族问题。与此同时，中国90年代的文学，也把书写的方向转向民间历史、日常琐事和个人隐私。中西文学主题的深刻崇高与浅薄庸俗，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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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五四“文学革命”之后，迅速出现了以“为人生”和“为艺术”为宗旨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流派。在20年代，现实主义中的乡土写实和浪漫主义中的唯美心理倾向。在30年代开始相互交融，在主流的现实主义之外，形成了具有古典色彩的京派和现代色彩的海派作家群。两者在艺术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由于30年代国际国内局势的动荡不安加剧，以革命和战争为题材的现实主义小说，开始成为世界文坛的一股主要力量。在中国，现实的“救亡”取代思想的“启蒙”成为时代最强音。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也暂时进入低谷。40年代，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世界文学再次出现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观。中国经过“文学革命”之后近三十年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短暂的成熟期。无论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古典主义小说，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西方文学的差距逐渐缩小。
20世纪后半叶，西方国家先后进入后工业社会。以法国新小说、英国“愤怒一代”、美国“垮掉一代”为代表的后现代小说，开始成为西方文学的主流。拉美国家将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形式与现实主义的批判主题结合起来，融入具有地方土著文化特色的魔幻因素，形成了风格独特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以“文学大爆炸”的方式，震撼了六、七十年代的世界文坛。
五、六十年代的日本，虽然也随着欧美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但这一时期的文学，呈现出一种唯美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并存的特征。直到七、八十年代，后现代主义才独领风骚于文坛。与此同时，中国文学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入“新时期”。一方面，“启蒙”话语被重提；另一方面，“传统”民族文化意识复苏。受西方现代派和拉美魔幻派影响，中国小说在80年代初曾一度繁荣。具有人道主义倾向的现实主义小说、充满生命激情的浪漫主义小说和具有先锋性质的现代派小说，纷纷涌现出来。
90年代初，文化和社会风气为之一转，具有精英意识的启蒙和先锋潮流开始消退。市场化、通俗化、娱乐化的“大众文化”书写方式开始成为时代的特征，并引起关于“人文精神危机”的大讨论。90年代的中国小说，经过80年代的酝酿和准备，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这种繁荣在进入新世纪之后，逐渐成为过度的泛滥。“新概念”大赛的推动、网络书写的流行、市场化的包装炒作，导致80年代曾一度复苏的启蒙话语和人文精神彻底被掩盖。中国小说在21世纪的前十年里，走向一种米兰·昆德拉所说的“终结”状态。这种情况与五四“文学革命”之前的情况，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