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其个人能力与性格的缺陷我们自然不能忽略，他执拗，一意孤行；他过于理想化，思虑不周全，急于求成，不顾实际；我们也不能否认制度本身的问题。但我们同样不能把所有的过错完全归咎于他一人，笔者以为新政的失败还应当考虑时代和人事的原因。宋朝接过晚唐五代的烂摊子，不得不进行变革，但许多制度积弊已深，改革者面临着极其艰难的困境。王安石是一个有着远大政治理想的改革者，但他也是一个无奈的改革者，钱穆先生在提到王安石新政时就多次运用了“不得以”这三个字。他看到了太多的弊端，尽力在衰败不堪的制度上修修补补，以期能起到一定的效果，这是时代给一位革新者的机遇和难题。关于人事的原因，是自古有之的，比如政策的制定者与最终的施行者之间必然存在着偏差，施行者的德行与能力也难以保证。而在宋代，人事原因又多了一条。从当时的政治制度来看到宋代，谏官独立，由皇帝亲自任用，不直接属于宰相了。因此，谏官的职责也发生了变化，有纠绳天子改为纠绳宰相。谏垣逐渐形成与政府形成对立之势，谏官为了尽职升迁，总爱发表反对政府的言论，而且漫无统纪。如此一来，虽然王安石贵为宰相，却无法完全行使权力，竟受制于谏官。钱穆先生说：“王荆公新政失败，谏垣的不合作，自然是一原因。” 后来，王安石新政被司马光尽数废去，到蔡京时又重新实施起来。王安石所制定的政策确实有不合理之处，但蔡京所谓的新法更是漏洞百出。钱穆先生说：“蔡京后来主持新法，把宋朝弄坏了，后世遂连荆公都骂作小人。岂不是蔡京连累了王荆公遭受此不白之冤？”
写到这里，笔者还是无法以简单的“王安石是个好人”或者“王安石是个坏人”来评判他。笔者以为，我们很难去苛责一个改革者，因为他的本意并非是破坏，而是想去“建立”，比起空谈之人，他是一个实干家，在这一点上他就值得赞扬。只是“建立”不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需要时代的机遇，需要有一个庞大的拥护群体，需要个人有强大的能力等很多因素的相互配合才能促成一种“建立”。我们可以批判一个改革者的失败之处，但不能批判他想要改革的决心。在变幻莫测的时代浪潮里，墨守成规、一成不变才是错误的。
在笔者眼里，真正的王安石是一个有雄心壮志，也有颇多无奈的改革者，他不那么成功，但绝不是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