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在南非大草原上的一個大峽谷中，人們發現了2700多隻摔死的羚羊。它們是怎麼從峽谷中摔下來的？峽谷上沒有發現其他動物追趕的痕跡，如果是失足，有一兩隻屍體也算合理，但是整個羊群全部摔死，這就難以解釋了。
後經動物學家的勘查研究，終於發現了事實真相。
這種羚羊每年秋季都會成群遷徙。這群羊裡的領頭羊生前患有嚴重的眼病，處於半瞎的狀態，經過峽谷時，由於峽谷邊緣長滿了一米多高的野草，它沒有意識到草後面是萬丈深淵，一下子躍了下去。
而這種羚羊對頭羊有極強的追隨本性，對頭羊有極強的依賴心理，領頭羊怎麼走，羊群就跟著怎麼走。所以這2700多隻羚羊，也跟著頭羊紛紛跳下峽谷摔死。
有人認為，只有動物才會有這種愚蠢的行為，人類作為高智商的靈長類，善於分析思考，肯定不會有這種盲從的行為。
但事實並非如此，卡爾維諾的小說《孤獨》，就形象地描述了人盲目從眾的行為。
《孤獨》講述了一個遊蕩者“我”，無所事事地在深夜的街頭行走，發現一群小偷在行竊，便加入其中，隨後又混入圍捕的警察群中，然後再回到小偷群，如此反覆幾次之後，最終又變回獨自一人的故事。
這篇小說繼承了卡爾維諾一貫輕逸的寫作風格，文字直擊隱喻的內核，不在細枝末節上多著筆墨。卡爾維諾將個人情感的表達都隱去，直白地描述“我”的種種荒誕行為，不參雜任何主觀想法，真正做到了文學上的“零度寫作”。將事實不加掩飾地暴露在讀者面前，讓讀者閱讀時，不需要捕捉揣摩作者的情感意圖，而是將關注投射到文章中“我”所顯現的怪異，以及背後所隱含的深層含義。
本片文章就“我”因“孤獨”做出的種種怪誕行為進行分析，探究其背後所隱含的真相，然後再談談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應該如果教育孩子，才能讓孩子在生活中本著自我的態度行事，而不是盲目地隨波逐流。
01 “我”的怪誕行為背後，隱藏著關於人性的真相
開頭直接將主人公稱為“我”，沒有描寫“我”的任何特徵，沒有性別、外貌、性格、職業的描述，這種屬性的空白，將“我”意指為任何一個社會個體。
“我”深夜在冷僻的街頭遊蕩，無所事事，看到一群人在撬商店大門，去便加入他們，甚至融入在群體中：
撬開門口後，“我”也像小偷一樣開心；
小偷咒罵警察，我也跟著一起咒罵；
小偷因為一些響動害怕時，我感到害怕。
我在這個小偷群裡，盲目地跟著小偷做著小偷會做的事，甚至情緒都以小偷的模式波動著，我已然成為他們的一員。
小偷派“我”出門放哨，“我”看到有一群人藏在牆角，“我”便加入進去。那是一群埋伏的警察。
警察謀劃如何將小偷一網打盡，我跟著出謀劃策；
警察唾罵小偷，我跟著一起憤慨；
在警察群中，“我”似乎忘了自己之前作為小偷的行為，“我”又變成了一個警察，與其他警察一起維護正義，疾惡如仇。
“我”盲目地加入群體中，不分是非地附和群體的行為，這種按照人群中大多數人的行為行事的現象，在心理學上被稱之為從眾現象。
在現實生活中，也不乏這樣的例子。你肯定見過甚或經歷過這樣的事情：
過馬路時，幾個人紅燈穿過馬路，平時一向奉公守法的你，也跟著這群人一起闖紅燈；
看到一群人在商場搶購，即使不需要這件商品，走出商場時，你的購物袋裡可能也會裝著一兩件；
當某個人被眾人辱罵時，即使你不明原委，你對他也會心生鄙視，對他產生厭惡的情緒。
當個人的行動與情緒被眾人裹挾時，“孤獨”的個人就會忽視自己的原本信念與價值觀，以群體的信念和價值行動，出現從眾行為。
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在《態度改變與社會影響》一書中解釋了原因：
我們為了讓他人接受自己，避免被他人拒絕時，就會接受社會的規範，採納某一團體的主導標準或規則，尋求或避免失去來自規範界定團體的正向情感——喜歡、尊重和接納。即向群體尋求歸屬感。
當“我”在深夜中，被孤獨地徘徊於群體之外時，對歸屬感的基本需求驅使我不分善惡加入其中，同化成其中的一員。
02 做出瘋狂舉動的人未必瘋狂：社會影響下的提線木偶
“我”在閒逛時，看到小偷在行竊，可“我”只覺得他們是在幹活，就加入他們，然後又毫無負擔地加入代表正義的警察中。“我”每加入一個群體似乎都能融合得天衣無縫，甚至變得比群體更加極端，小偷咒罵警察時，“我”建議他們把警察統統殺掉；而在警察策劃圍捕小偷時，“我”煽動他們對小偷的憤怒情緒。“我”的這種善惡不分的極端行為，在正常人眼裡，是無恥而瘋狂的，是希望有所求的。
可是“我”並沒有希望能從這些追隨行為中得到什麼，“我”與小偷一起偷竊，沒有要求罪惡分享利益，“我”與警察一起抓捕小偷，不期望能獲得正義的嘉獎與肯定。“我”經歷了一場驚心動魄的追捕與逃亡，最後除了滿身大汗，我什麼也沒有獲得，又回到原來孤身一人的正常人的狀態。
為什麼正常的“我”為什麼會做出如此瘋狂的行為呢？
人是社會性動物，人類的社會性是刻在基因裡的，人的行為不只決定於自己的態度和信念，更多的是受到社會中的人和情景的影響。
心理學泰斗阿倫森曾在《社會性動物》中說過：“一些情景性變量，可能會促使我們大部分正常的成年人，以一種非常令人厭惡的方式行事。” 著名的斯坦福監獄實驗印證了這一觀點。
1971年，菲利普津巴多教授與他的同事們在斯坦福大學地下室創設了一個模擬監獄，找來24個心智正常、成熟、聰明的年輕人，九個人扮演獄警，其餘九人扮演囚犯，以此來研究情景變量對人行為的影響。
原計劃進行14天的實驗，因無法被試行為的失控，進行六天後不得不終止。在監獄的情境下，扮演獄警的年輕人，由原來的溫文爾雅變得殘忍、兇狠；而扮演犯人的被試，為了討好“獄警”變得卑躬屈膝、奴顏婢色；甚至連深諳情景對人的影響能力的心理學教授，也被情景捲入其中，作為模擬監獄的法官，為了維護“監獄”的秩序，對獄警虐待囚犯的行為坐視不管。
社會情景對人的行為的影響是巨大的，在群體營造的氛圍內，個人就像是被線控制的提線木偶，完全失去自我的意志，遵從群體所形成的社會情景所傳達的一指一令。因此，在小偷與警察群體中，處於不同的社會情境與壓力下，“我”做出了兩種截然相反的行為。
03 盲從的背後是自我價值感的缺失
深夜冷僻的街道上，兩群人為了實現各自價值而聚集在一起行動：小偷為了偷竊聚在一起，警察為了保護財產集體行動。他們對自己的價值有明確的認識，對自己的行為有明確的態度。只有“我”一個人在孤獨、漫無目的地行走，這隱喻著“我”不清楚自己的自我價值和態度。
心理學家邁克爾利佩曾說過，態度清楚而明確的人對外界影響的抵抗力更強，因為他們更清楚自己的感受及其原因，因此外界的壓力很難改變他們的信念和情感。
“我”既沒有個人目的，也沒有群體目的，“我”不清楚自己的價值是什麼。為了尋求自己的價值，“我”不斷盲目地加入各種群體中，寄希望於團體能賦予屬於我的價值，由此填補價值的空缺。但正因為自我的價值感缺失，“我”的自我價值被群體任意地塑造，被“我”所扮演的角色引導：在小偷群裡，我就是人人唾罵的小偷；而在警察群裡，我又變成正義的警察。
對價值的追求最終異化成為價值的枷鎖。文章結尾，“我”又變成一個人：
我站著，兩手插在口袋裡，開始走，一個人，沒什麼特別要去的地方。
呼應了文章開頭：
我當時正在閒蕩，一個人，沒什麼特別的地方要去。
暗示著“我”尋求意義的失敗。盲目地跟從別人或群體的行為，並不能讓我找到自己真正的價值所在，我除了因奔跑追逐而出的滿頭大汗外，又變回原來那個漫無目的、沒有價值感的、孤獨的人。
04 基於《孤獨》中“我”盲從、追逐，最後又變回孤獨的經歷，談談生活父母應該如何教育孩子，才能讓孩子在生活中保持自我
卡爾維諾用其獨特的構思、和簡練地文字，用寓言的方式給我們展現了個體隨波逐流，被群體牽著走的社會現象。
《聖經後典》中有句話：
只要你一息尚存，就不要讓任何人牽著你的鼻子走。凡事自己作主。不讓任何事情玷汙自己的名譽。要堅持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那父母應該如何教育孩子，才能讓他在生活中保持獨立的自我，可以做到凡事由自己做主呢？結合生活的感受與經歷，我談談這篇小說給我的啟發與思考。
1. 讓孩子對自我有足夠的認知，清楚地瞭解自己。在生活中，充斥著各種各樣的信息，他人或群體提出的建議、建議，這些都會干擾孩子的決策，影響他的行為。只有當孩子對自己足夠的瞭解，清楚自己所看重的價值時，才能屏蔽嘈雜的信息干擾，做出遵從自己內心的選擇。而不是看別人選什麼，自己就選什麼，以別人的標準作為自己抉擇和行動的標準。
2. 教會孩子獨立思考的能力。很多時候，他人呈現出來的信息都是精心篩選過，符合他們利益的信息。以他們給出的信息作為行動的參考，孩子很容易會被這些本身就帶有偏差的信息帶偏，最終做出他人期望的行為。在信息面前，一定要足夠警惕，當孩子能夠獨立思考這些信息，以自己的價值過濾信息，就可以不被他人盲目地牽著走。
結語：亞里士多德曾說過：
“從本質上講，人是一種社會性動物；那些生來離群索居的人，要麼不值得我們關注，要麼不是人類。社會從本質上看是先於個體而存在的。那些不能過公共生活，或者可以自給自足不需要過公共生活的人，因而不參與社會的，要麼是獸類，要麼是上帝。”
人是社會性動物，人性的價值因社會而存在，人的快樂因與他人交往而更快樂。只要在群體中生活，人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他人的影響。只要在重要的原則和行為上，父母教會孩子秉著自己的原則和價值做選擇，不盲目地跟從大眾，剩下的讓孩子就盡情地享受著煙火氣十足的人情社會吧。
-------end-------
文 | 阿蠻 < 原創不易 抄襲必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