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如人，各有底色。
讀懂地域的過程，就是撥開歷史迷霧，去摹畫一方水土背後文明輪廓和脈絡的過程。從最初的文明誕生開始，地域性格就不斷地發展與衍化，被時代、自然、歷史抹上一層一層的色彩。
一代代英雄美人、王侯將相、文人騷客、販夫走卒們豐滿了她，又紛紛揮手離去，最後沉澱為獨特的氣質，成就一方人情。
山東的忠厚豪爽、湖北的精明強幹、陝西的沉鬱耿介、浙江的靈秀雋逸……大到一個國家，中到一個省份，小到一個城市，都有著獨一無二的底色，這就是區域的“魂”。
地域如人，有的人個性鮮明，有的人形象模糊。
縱觀中國，縱觀中國，有一個奇特的現象，文化淵源相近的區域，總會演繹出兩座不同的高峰，如同雙子星般交相輝映。不管是古時候常說的齊與魯、秦與晉、吳與越、滇與黔，還是今天的港深、廣深、寧杭、佛莞、甚至武鄭，這些被並列提起的區域，往往在經濟、人文、地理等方面有某些可比性，又因難分伯仲而潛藏著某種經久不息的瑜亮情節。每每提及，總能引發不少筆墨官司，這也讓“雙城記”成了經久不衰的人文地域話題。其中，成渝這對誰也看不上誰、但誰也離不開誰的歡喜冤家，可以說是最典型也最有趣的一對。
同屬西南的成都和重慶，常常被以巴蜀概括，兩者個性迥異也就罷了，偏偏偌大一個西南有且僅有這兩座超級城市。當舞臺上只剩下兩個人，唱對手戲的時候就來了。
從古巴國、古蜀國存在的商末周初算起，這兩座相隔不過幾百公里的西南重鎮，相愛相殺了三千餘年。從秦至宋，巴、蜀分屬不同行政區；元至民國，又劃歸統一行政區管理；直到1997年，重慶成為直轄市，兩者再度分家。在分分合合的歲月中，巴蜀既互相滲透，又貌合神離，雖山水相連，偏偏形成了迥然不同的文化底色，放眼全世界都很少有兩座毗鄰的超級城市能呈現出如此奇特的面貌。今日愈演愈烈的成渝雙城記，不過是這部歷史大戲的延續罷了。
在高速城市化的當下，很多城市都為眼前的短期利益所裹挾，“大幹快上”，千城一面，逐漸走向平庸。令人欣慰的是，成都和重慶這兩座偏居西南的城市，卻始終保持著鮮明的個性和獨特的人文魅力，雖深居內陸，卻時刻吸引著全國乃至全世界的目光。
成渝這兩座城市，都和我有極深的淵源。巴山蜀水間的風物人情，令我印象深刻，更讓我有種發自內心的親切感。今日聊記幾筆，也算是對這兩位“老朋友”的一些個人觀察吧。
煙火成都
不至巴蜀，不識中國。
因為諮詢行業的特點，過去幾十年間我參與過許多城市的變革，其中感觸最深的當屬成都。諺語有云“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杭固然物產阜盛、人文風流，但卻很難說得上多接地氣，所謂“天堂”更多隻是一種美好的嚮往。中國千年農耕文明最典型的代表城市，還是成都。
這裡有三國的刀光劍影，有武侯祠的竹影紅牆，有當壚賣酒的浪漫傳奇，更有煙火人間的市井氣息：一席川菜，一壺川酒，一出川戲，一桌麻將……不論貧富，你都可以在成都找到愜意生存的空間。真正的“典型中國”不在“天堂”江南，而在“天府”成都。
成都的“天府”之稱由來已久，《華陽國志·蜀志》有云：
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
但很少有人知道，最早的“天府之國”其實是關中平原。在《戰國策·秦策一·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中，蘇秦向秦惠王進言，稱讚秦國曰：
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
兩山夾一平原的成都，固然佔據了四川盆地最精華的區域，但是，在都江堰水利工程興建以前，時常氾濫的岷江給這片土地帶來了無盡的災害。江水從高山峻嶺中突然注入成都平原，落差極大，雨季澇災嚴重，遍地河沼。如果不解決水利問題，成都的發展根本無從談起。
因此，從三千年前充滿神秘色彩的古蜀文明開始，蜀地治理者的主要內政基本上就圍繞著對成都盆地的洪水和沼澤治理而展開。傳說中的蜀王杜宇、鱉靈，無不與治水——尤其是對岷江的利用——有關。
這場曠日持久的“人水戰爭”，到秦昭王年間終獲成效。
蜀郡太守李冰組織蜀人移山鑿河，將時常氾濫的岷江一分為二，二分為四，不斷分支，使源源不絕的天河之水分散流淌於廣袤的平原地區，才讓成都平原變成千裡沃野，成為秦國地大物博、經濟富饒的戰略大後方。“天府”美譽原本屬於關中平原，隨著八百里秦川的承載力過剩、水土流失，也很快讓給了成都平原。
史學界有一種說法，這場耗資巨大的都江堰工程，其實是秦滅六國的戰略決策。秦軍原計劃是以蜀地為據點，從岷江上游出發，沿長江而下攻楚國——楚亡則天下並。沒想到嬴政繼位時，秦國的國力已經遠超山東六國，這條巴蜀水道終究沒有用上，卻陰差陽錯間澆灌出了一片富饒的“天府之國”。
因為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成都繁華了數千年，成都人也安逸了數千年，發源於黃河流域的中國農耕文明在這裡達到了極致。
在中國，農耕文明的終極理想莫過於《桃花源記》：
土地平曠，屋舍儼然……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但現實與理想往往存在落差，發源於黃河流域的農耕文明，靠天吃飯的現象非常嚴重，夏季酷熱、冬季嚴寒，十年九旱更是常態，再加上黃河時常氾濫、改道，以及戰亂頻仍，可以說廣闊中原大地上的百姓，常年只受耕耘之苦，未享富庶之樂。
相比之下，長江流域的生存環境相對良好，但其問題在於水土。在沒有發明鐵器前，那裡濡溼黏滯的土壤很難耕作，而北方黃土高原疏鬆肥沃的黃土，相對更適合於適合使用石器和木器的先民。這也是為什麼中國早期農耕文明周、秦、漢、唐都崛起於黃土地帶。
除了土之外，水也成問題。長江流域水網縱橫，極易形成洪澇災害，因此長江流域農業發展水平與治水技術的成熟度密切相關。
伴隨著生產力進步，在水土的問題克服之後，長江流域的農業發展水平後來居上，迅速超過黃河流域，這也是全國經濟重心南移的重要基礎。成都佔盡長江流域自然條件優勢，加上擁有四川盆地只聚集不耗散的地緣特徵，一馬平川、氣候溼潤、良田萬頃，逐漸形成了農耕文明最理想的聚落形態。
“九天開出一成都，萬戶千門入畫圖。”吃喝玩樂、詩詞歌賦、酒色財氣、柴米油鹽在這裡應有盡有。
講到吃，成都對於吃喝玩樂有一種喪心病狂的執念。對於美食的評判有一套自己的標準，不在環境與服務，而在於味道，餐館的數量超 150000 家，全國第一，每年吃掉的錢超 400 億元。擁有超 10000 家茶館，總數大於北上廣深之和。
“食在中國，味在四川”，這句話是當今美食家們的口頭禪。千百年前的陸游曾感嘆曰“舉箸思吾蜀”。
在成都，哪怕是又小又破的館子，都可以看到有人在排隊。這些館子小則小矣，味道卻從不將就。相反，我曾在成都吃過一家所謂的私房菜，用米其林餐廳的做法來處理川菜，燕翅鮑肚，晶瑩剔透，我吃著卻索然無味，蓋因其失去了川菜真正的靈魂——煙火氣。
講到喝，成都人喝酒也喝茶，川酒能祛寒，川茶能養心。在成都老街巷偶遇一個小茶館，門口的對聯頗有巧思：
餘生很長
何事慌張
再就是人民公園的鶴鳴茶社，開了近百年，可以同時容納三千人，一壺茶、一桌麻將，很多老成都人在這裡喝掉了大半生的時光。
鶴鳴茶社
講到穿，成都號稱“錦城”，蜀錦往往引領一時潮流。南朝劉宋文人山謙之在《丹陽記》中這樣說：
江東歷代尚未有錦，而成都錦獨稱妙。
當東南沿海地區還不知道絲綢是什麼玩意的時候，成都已經把絲綢玩出花樣來了。
講到住，成都雖然地處內陸，但屬於海洋性氣候，年溫差、日溫差都不大，住起來很舒服。
講到行，成都人的愛玩好耍在歷史上是有名的。《宋史》上就有巴蜀人“好音樂，少愁苦，尚奢靡，性輕揚，喜虛稱”的記載。況且成都可玩之處又非常多，如武侯祠、杜甫草堂、青羊宮、寬窄巷子、望江樓等，簡直玩不過來。陸游曾寫有《梅花絕句》：
當年走馬錦城西，曾為梅花醉似泥。
二十里中香不斷，青羊宮至浣花溪。
說的就是成都人“好耍”的天性。
更為典型的一個例子是在民國時期，四川省內軍閥林立，軍閥頭子劉湘、劉文輝等相互之間打得天昏地暗，他們的親屬家眷大多安置在成都，敵對雙方的太太卻是閨蜜、麻友，一邊打麻將一邊談笑風生，殊無半點敵意。打完仗的軍閥們回城之後，也是呼朋喚友，打麻將吃火鍋。有時對壘雙方在一張桌子上巧遇，贏家得意揚揚，輸家則往往不服氣：“龜兒子你給老子等著，明天戰場上見。”第二天部隊拉出去再打，打完回來麻將接著搓、火鍋接著吃。這就是典型的成都故事。
吃喝玩樂穿住行樣樣不擔心，成都人性格自然優哉遊哉。其實，幾經災禍洗禮，再加上貫穿歷史長河中的四次大移民的成都，早沒了純粹的成都人，幾乎都是外來移民。但是，“自然比人強”的演化規律，卻一直潛移默化地發揮著作用。無論來自東南西北的各色人等，在成都久了都會被改造為成都人。
我經常說，成都像是一個超級泡菜罈子，來自天南海北的蘿蔔白菜跳進罈子又撈走，但味道沉澱了下來。這股從容淡定、樂天知命、隨遇而安、追求享受的成都味兒，不僅僅屬於成都人，而且是全體中國人——上至精英權貴、下到升斗小民——的共同理想。
“西部之心·典型中國”
一晃三千年，煙火滿人間。三千年未變城址、兩千五百年不改名字、連續十餘年入選“中國最幸福城市”的成都，今天正在變得越來越時尚、年輕、國際化。
在當今中國，除了有北漂、深漂之外，還有一類人選擇“蓉漂”（蓉，成都別稱），這些年輕人或是被美食吸引，或是被美景吸引，或是被美人吸引，一頭扎進成都，樂不思“離”蜀，其中甚至不乏老外。曾任《紐約客》駐華記者，出版過《江城》、《尋路中國》的“中國通”何偉，也攜家人去而復返，在成都開始了新的生活。在他看來，號稱“天府之國”的成都，是觀察中國的最好窗口。
然而，在十六年前，成都正困擾重重。
在對外開放政策下，中國的經濟版圖發生了深刻變化。沿海、沿江、沿線的城市，如上海、廣州、青島、武漢、重慶等，迎來了超級發展機遇。東部地區依靠通江達海之便迅速超越內陸的農耕經濟，成都近鄰重慶作為直轄市橫空出世，成都則被劃為中國經濟社會版圖的第三梯隊，“天府之國”的盛譽搖搖欲墜。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成都何去何從？是沉浸在小富即安的溫柔鄉？還是走傳統工業化道路？是否還有第三條道路可走？
一切充滿未知數。
2003年，我受成都市的委託，為整個成都市的戰略發展做策劃。當時成都僅僅只有五百萬人口，還面臨著城市地位和城市競爭力快速下滑的困境，誰也看不清成都的未來。在一次聊天中，市委書記問我：“志綱先生，你認為成都將來有機會成為超大型城市嗎？”面對書記的疑惑，我肯定道，成都絕對有成為超大型城市的潛力。首先，成都自帶休閒氣質，文化上具備超大城市的氣度和吸引力
在中國的農耕文明時期，其實沒有城市這個說法，只有城鎮、集市和都邑。人們居住在城鎮中，周圍就是大片農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集市是定期舉行交易的地方，裡面有小商販、小手工業者等，定期開市閉市。都邑則是一片區域的政治、文化和經濟中心。但是，就算是最大的都邑，和現在的城市概念也完全不同。
現代意義上的城市起源於工業化。工業需要各種生產要素的高度集聚，以控制成本和提高規模效益，所以現代化城市由此產生。
伴隨著技術革命，消費升級和全球產業鏈的轉移，城市也出現了分化和分類，如工業型城市、交通樞紐型城市、資本型城市等，而成都則代表了更高級的生活方式類城市。
什麼叫良邦？孔老夫子在兩千多年前就說過：“近者悅，遠者來。”什麼叫好城市？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說法就是：“人們為了追求美好的生活而建成了城市。 ”
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主題“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就是脫胎於此。
隨著中國逐步從“吃飽”進入“吃飽了撐的”的時代，人們追求的目標逐漸由溫飽變成了美好生活，成都式的休閒文明與生活方式將是一座超級富礦。它必將迸發出超級能量，推動成都彎道超車。
其次，成都水源豐沛。水源豐沛是支撐超大型城市的必要條件，當然也有例外，比如北京的水源就不足以支撐起超大型城市的用度，換句話說，北京本來不具備成為特大型城市的資源稟賦，但作為京畿，無數人朝那裡湧去，因此北京一邊對周邊地區產生巨大虹吸效應的同時，一邊又面臨著嚴重的人口紓解壓力，這也是北京下一步發展必須解決的痼疾之一。而成都則恰恰相反，擁有著得天獨厚的成為超大型城市的資本。
從區域發展的角度看，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這三個城市圈，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起步最早、發展最成熟、最具規模化的地區，在相當長時期內仍將擔負中國城市化領頭羊的角色。這三大引擎所連接的沿海地區，猶如一支長弓，而長江流域經濟帶則猶如一支利箭，張弓搭箭，確定了中國經濟發展和邁向全球化的大格局。弓如滿月，箭在弦上，唯獨缺的就是弦上的那個支點。
在這個引弦蓄勢的格局上，幅員廣袤、發展滯後的西部亟需中心城市作為發力點，這個支點只可能出現在西部。這是歷史給予的一個巨大的天時：誰能成為支點，誰就能成為“西部之心”，就能把握西部其後二十年最大的發展機遇。
張弓搭箭圖
基於以上的判斷，我們（微信公眾號：智綱智庫）為成都制定了“西部之心·典型中國”的總體發展戰略。
“西部之心”作為國家層面上的戰略選擇，毫無疑問只會花落西安、重慶、成都這三大西部城市。其中，西安得天時——六朝古都，展現漢唐之風；重慶得地利——長江中上游特大型城市，通江達海；而成都則得人和，一是領導眼光長遠，邀請外腦，搶佔先機，更重要的是成都人那種與生俱來的休閒氣質。
如果成都能夠擔當起中國東西部經濟聯動的主力二傳手和主傳動軸，成為中國西部的支點，那麼將會為其發展帶來巨大的張力，讓它不再僅滿足於做西南區域的經濟中心城市。
“典型中國”，其實就是把成都的特色與魅力發揮到極致，把生產、生意、生活、生命、生態全部融為一體，把成都打造成中國的休閒之都。
無論是從前還是現在，很多人對成都人的生活方式不無批評，因為在他們眼裡，休閒就意味著懶散、小富即安、不思進取。但無論怎麼批判，成都人與生俱來的生活習慣似乎無法改變。即使在其他城市中的人們為了生存與發展“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地打拼之時，成都人依然我行我素地在遍佈城鄉的大街小巷裡悠閒地喝著茶、搓著麻將，彷彿成了不思進取的典範。但換一種角度看，這種人無我有的城市氣質，反而是成都厚積薄發、打造城市競爭力的“勝負手”。
公允地說，成都人好玩愛耍是真的，但貪圖玩樂一說有待商榷。每個城市的年輕人其實都一樣，充滿了鬥志和活力，成都的安逸不是放縱，更多地是生活和工作之間的平衡。
如今消費大時代來臨，消費就是生產力，成都的經濟更是迸發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我們當年為成都做策劃的關鍵，就在於調動了它內在的力量：利用四兩撥千斤的手法，把成都這種蘊蓄千年的生活觀推出來。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寬窄巷子”的橫空出世。
在為成都做策劃時，我就住在寬窄巷子邊上的成都房管局招待所裡。每天吃完晚飯，我喜歡穿條短褲、踩雙拖鞋出來散步，總經過破破爛爛的寬窄巷子老街，看巷內尋常人家煮飯洗衣的日常市井生活。
當時，關於寬窄巷子的未來，政府雖然舉棋未定，但基本上已經確立了舊城改造的思路，打算把寬窄巷子進行拆除進行地產開發，無非是時間問題罷了。我住了大概半個月之後，成都項目終於圓滿收官。
在最後，我明確地對成都領導班子提出，成都如果要對外打造“西部之心·典型中國”，一定要善於留白，對於那些有著深厚歷史根源的區域，如寬窄巷子、文殊院等，不能夠為了眼前利益就交給房地產商，否則，看似好像能馬上賺到十億八億的土地收入，但整個城市就會變得平庸無奇。應該把這些地塊單獨拿出來，打造成為城市名片、文化櫥窗。只要把寬窄巷子的價值做起來，周圍一大片區域都會跟著水漲船高，這才是市場利益與文化價值雙贏的玩法。而且，這種項目根本用不著政府去操心，只要提供一個平臺就夠了。
為了“寬窄巷子”的運營，我們設計了一套商業模式，後來在中國傳得很廣：第一，堅決不能拿來做房地產，不能搞土地招拍掛制度。第二，要交給一家運營商來管理。
什麼是運營商呢？
我打了個形象的比方，運營商就像是機關食堂，一不賺錢，二不虧錢，三要人人叫好。這既是機關食堂的特點，也應該是運營商的特點。只要達到這兩個標準，不成功都不可能。
城市名片的打造必須要結合城市性格，“寬窄巷子”項目要想成功，深刻理解成都消費城市的特質是前提。像石崇鬥富一樣，你鋪四十里紫絲，我鋪五十里綵緞，爭奇鬥豔、異彩紛呈，把大眾的虛榮心儘量調動起來。鼓勵愛玩、愛耍、愛炫耀的成都人把天府的審美觀、消費觀和文化呈現在這片方寸之地中，邀請天下人一起體驗天府生活。須知虛榮、貪婪、僥倖均是人性難以避免的弱點，但只要經過合理的利用，反而能創造出巨大的生產力，強行遏制反而不美。
秉承著機關食堂的開發模式和調動大眾虛榮的運營思路，寬窄巷子一經推出，火爆程度遠超我想象。成都人民非常踴躍，民俗風情、吃喝玩樂、各種稀奇古怪的店鋪都進駐了寬窄巷子。其中還隱藏著一個“白夜”酒吧，是翟永明女士所開，有人稱她為“東方最美麗的女詩人”。一到晚上，一幫詩人在裡面用成都話搖頭晃腦地朗誦詩歌，品評美酒。成了很多男女心中的文藝與愛情的地標，成都的這種雅興與詩意，在快節奏的現代社會幾為絕品。
白夜酒吧
“白夜”酒吧的故事很精彩，寬窄巷子中有著這樣精彩故事的店鋪又何其之多！經過八年的淘選，寬窄巷子終於形成了獨特的生態圈，喬木、灌木互相依存，讓成都的精氣神在商業時代煥發新生。雖然其在商業化開發過程中也有一些用力過猛、操之過急，但總體上算是一張成功的城市名片。
作為項目戰略策劃者，如今回首再看，我們的視野還遠不夠開闊——雖然判斷成都有成為超大型城市的潛力，但其崛起之速度還是遠超我們當年最大膽的想象。
數據不會騙人，如今落戶成都的世界500強達285家，全國第五，成為名副其實的名企後花園，18個領事館落地成都，僅少於北上廣，國際友城和友好合作關係城市高達 93個，由青白江國際物流集散地開往歐洲的蓉歐快鐵，讓全國匯聚於成都的商品物流浩浩蕩蕩的銷往歐洲。同時其空中絲路也遍佈全球，截至目前已經開通國際航線126條，位居中西部第一，覆蓋了北美、歐洲、大洋洲、非洲以及亞洲的各大國際城市。
成都正在成為越來越多的企業和個人追逐財富、夢想的最佳選擇。
這一切歸根溯源，都離不開“西部之心·典型中國”這個成都魂。儘管幾經風雨波折，成都市後來的歷任領導班子基本上是按照這個“魂”來走的。這不是簡單的蕭規曹隨，也不是政見之爭，而是一種對規律、常識、本質的尊重，最終讓成都走出一條後工業化時代的新城市之路。
江湖重慶
如果說成都是個大泡菜罈子，那麼重慶就像一盆麻辣火鍋。同為西南重鎮，夏季別名“火爐”、冬季雅號“霧都”的重慶遠沒有成都那麼宜居。拿成都與重慶做對比，簡直是天壤之別。
李白曾作五律《送友人入蜀》：
見說蠶叢路，崎嶇不易行。
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
芳樹籠秦棧，春流繞蜀城。
升沉應已定，不必問君平。
詩中描述的正所謂“巴山蜀水”。“巴山”是重慶的山——縱橫曲折、崎嶇難行，“蜀水”則是成都的水——江流繞郭，田疇交錯。按說重慶也多水，但那是滾滾長江水和滔滔嘉陵江，與成都溫柔的、曾經可以浣花滌錦的府南河完全是兩碼事。重慶山多顯陽剛之氣，成都水富含陰柔之美，這也正是這兩個城市的典型特徵
從人文上來說，自古蜀出相、巴出將，一個是匯聚文人騷客的平原沃土，一個是吸引江湖豪傑的水陸碼頭。唐代巴蜀地區共出了六十八個進士，屬於今天重慶區域內的僅有一個。不過，在商周年間，巴人就作為“僱傭軍”參加武王伐紂之戰。三千年以降，巴蜀地區出的將軍元帥大部分人的籍貫都位於巴國疆域，巴人的尚武與剛烈一覽無餘。
同樣是酒，重慶人賣“巴將軍酒”，成都人叫賣自己的“文君酒”。成都有看不完的人文古蹟、抒不完的懷古幽情；而到了重慶，則有壯懷激烈的錚錚鐵骨和九死不悔的火熱激情。這種熱情最直接的體現就是重慶的夏日火鍋。
1988年8月，我去四川重慶市採訪時任市委書記肖央，氣溫高達近四十度。可以說中國之大，沒有哪個城市比重慶熱。武漢雖熱，但地勢平坦，所以不會出門就有爬坡之累；南京雖熱，但綠蔭如蓋，尚有遮陽遮蔭之處；廣州雖熱，但海風習習，熱而不燥。重慶位於山坡之上，任驕陽濫曬，山路高低不齊，時而扶搖而上，時而急轉直下，靜坐不動已是一身悶熱，一動更是大汗淋漓。
令人驚奇的是，酷暑之下，火鍋店生意依舊興隆。從江北區到南岸，從觀音橋到解放碑，從城郊到市中心，密密麻麻，火鍋店到處都是。香港有“銀行多過米鋪”之譽，足見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對比之下，重慶儼然堪稱“麻辣中心”。天氣本就足夠炎熱，招待我的朋友卻說，越是夏日炎炎，越要吃火鍋，這叫“以毒攻毒”的法門。
重慶九宮格火鍋
半信半疑之下，我隨著朋友進入火鍋店，吃至酣處，我終於體會到了“以毒攻毒”的妙處。汗水順著臉頰打溼衣衫，渾身毛孔全部張開，劇烈地呼吸火鍋散發的味道。這種大汗淋漓的酣暢在冬日是沒有的。吃罷出門，夜間的浩蕩江風一吹，就像成千上萬颱風扇對著你的毛孔用力吹拂，冷氣鑽進身體，遊離於每一個細胞，最終化作一聲長嘆，這才是江湖。
的確，重慶天然是一座江湖城市，如果說成都是農耕文明最典型的聚落形態，那麼重慶就是商業文明浸染下八面來風的碼頭江湖，畢竟從巴國時代開始，重慶的商業屬性就遠遠凌駕於其薄弱的農業屬性之上。從地理角度來看，重慶位於川東嶺谷地帶，連綿的山脈給農業發展和城市擴張帶來了巨大的困難。美國漢學家費正清從飛機舷窗俯視重慶時，曾寫下這樣的印象：“此地並不適合人類居住，因為沒有平坦的陸地，人們簡直成了力圖找到安身之地的山羊。”但如果從商業視角來觀察，重慶天然就是四川盆地物資的匯聚點。古人逐水而居，在生存本能的驅動下，一些人最終選擇落腳在這個江河匯流、山水合抱之地。四川全境的主要河流都是以重慶為頂點的扇形展開的。川北、川東的重要城市，可以經涪江、嘉陵江、渠江直接溝通重慶；川西、川南的城市，則可以經由雅礱江、大渡河、岷江、沱江，在攀枝花、瀘州、宜賓三城中轉，走長江連接重慶。再加上重慶本身產鹽，古代聚居於此的巴國人，就是通過販賣井鹽給蜀國和楚國，過上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的生活。
不僅對內四通八達，從重慶經三峽到宜昌直通江漢平原，還是四川盆地從水路東出的唯一通道。北宋滅亡以後，隨著中國經濟中心南移，長江中下游日漸富庶，溝通四川盆地和關中盆地的艱難蜀道逐漸被三峽水道取代，重慶的地位也進一步提高。
除了商業上得天獨厚，重慶的軍事戰略價值更加重要。西控巴蜀、東引荊襄、北達中原、南極瀟湘的重慶，既是大西南的門戶,又是順江而下奪取東南的關鍵，既是中原向長江以南推進的要樞,又是長江流域乃至全國軍事戰略的命脈。正因為重慶在軍事上扼關轉樞的地位，中國古代秦、漢、隋、宋、元、明、清等王朝均以奪取重慶為統一全國的關鍵。
宋朝末期，重慶以釣魚城為犄角，堅持抗元達四十年，大小戰鬥二百餘次。公元1259年，正當蒙古騎兵摧枯拉朽般橫掃半個歐洲，羅馬教皇驚呼“上帝罰罪之鞭”降臨之際，歐洲人突然發現，這批剽悍驍勇的軍隊竟如潮水般退去了……誰也不知道，連重慶合川釣魚城上鏖戰正酣的南宋軍民也不知道，正是他們的殊死抵抗，令號稱“上帝之鞭”的蒙哥大汗（元憲宗）命喪釣魚城下。正準備進攻莫斯科和埃及的蒙古大軍軍團統帥們，以及正在中國南方諸省征戰的蒙古各路親王，紛紛原路折返，為爭奪汗位發生內訌，席捲天下的蒙古兵鋒為此一滯，整個世界的命運也由此而改變。這足見重慶的戰略價值。
儘管重慶的交通、商業、戰略價值極高，但在農耕時代，成都還是略勝一籌。制約重慶發展的，除了山形險要外，還有三峽的險灘激流。詩篇中的三峽，雄渾壯麗、氣象宏大，具有“千里江陵一日還”的速度之美，但在一瀉千里、船行似箭的詩意背後，則是居高不下的事故發生率，逆流而上的艱辛，以及縴夫們日復一日拉縴在巖壁間刻下的累累纖痕。即使到近代三峽航運依舊時有事故發生，更何況技術落後的古代！因此，川江水道始終無法得到最大化利用，重慶也只能以功能單一的地方軍事重鎮形象示人，長期居於成都之下。
重慶真正大放異彩，開始進入全國乃至全世界的視野，要追溯到一百多年前的開埠事件。
在1840―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中國正式進入了近代社會，列強的經濟殖民開始進入中國。當時的主要交通網絡是水路，所以開埠從沿海、沿江開始。在近半個世紀的耕耘後，列強終於盯上了長江上游最大的碼頭——重慶。
早在開埠之前，英國領事就曾預言：一旦重慶實現開埠，將在短時間內變成“華西之上海”，畢竟一旦打開重慶大門，那麼四川平原就唾手可得。富庶繁榮、消費發達的成都，既是重要的原材料產地，也是尚未被染指的商業處女地，以此為跳板，可以輻射西南全域，因此，開埠重慶成了列強志在必得的目標。
與其他城市不同的是，重慶人民對於外來的新鮮事物表現出了極大的歡迎與熱情，日益繁忙的交通運輸也讓重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開埠作為列強掠奪原料和傾銷商品的經濟殖民手段，嚴重侵犯了我國主權，同時也在客觀上推動了重慶的現代化進程。
為了滿足商貿需求，重慶開始出現龐大的金融服務網絡，具有近代金融色彩的票號與銀行層出不窮。火柴業、紡織業、礦業等企業也相繼興辦，城市風貌也逐漸為之一新。由此而形成的濃厚商業氛圍和紮實的工業基礎，使得重慶在近代成為西南地區首屈一指的政治、經濟、軍事、金融重鎮，後來還被賦予了陪都、直轄市等重要歷史使命，可以說出盡了風頭。三教九流，龍蛇出沒，也讓重慶的碼頭色彩更加鮮明。
重慶
作為一座既經商業浸染又有軍事磨礪的大碼頭，重慶自然沾染上了濃重的江湖氣。
晚清民國時期，川渝一帶的袍哥會，與中國東部沿海、南部沿海的青幫、洪門並稱為“天下三大幫”，號令江湖。據說，“袍哥”之稱源於《詩經》“豈曰無衣，與子同袍”一句。性命交兄弟，情義大過天，何況兩件衣衫——這就是袍哥的氣節。這種介乎官民之間的，人人皆稱兄道弟的，不講級別上下、不講地位高低，只講義氣二字的袍哥文化，正是重慶江湖氣的寫照。江湖氣也是重慶的精髓所在，其中既包含了契約精神、義氣、勇敢、堅韌等特質。也包括火爆衝動、是非不分、叢林文化甚至某種亡命之徒的色彩。
重慶江湖氣的由來，還可以歸根於其條件惡劣卻又八面來風的自然環境。巴山縱橫，江水浩蕩，逆境出英雄。越是生存境況不佳的地方，越容易生長出張揚的激情與不凡的志向。
早在先秦時期，重慶就是諸侯國巴國的都城，巴人尚武、爽直的性格特點，雖然經過了歷代移民的演替嬗變，但一直浸染著生息於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千年以降，這座大碼頭走出無數衝鋒陷陣的猛將，誕生了江湖義氣的袍哥，走出了肩挑背抗的山城棒棒軍，也形成了是與非、對與錯之間廣闊的灰色江湖。
曾有一段時間，重慶出現一股非紅即黑、非此即彼的潮流，攜殺伐果斷之威，試圖讓翻滾沸騰的火鍋變得清澈見底，涇渭分明。殊不知一個城市的氣質和文化精神是其最寶貴的精神財富和核心競爭力，任何剛性的政策和手段可能壓抑之、扭曲之，但不可能強制改變之。想要淨化江湖的人最終在江湖沖刷下消失得無影無蹤，只餘一句“逝者如斯夫”的浩嘆。
重慶的江湖氣孕育了熱血男兒，也孕育了聞名全國的重慶美女，到重慶不“打望”美女便不算真的到過重慶。在解放碑前，男性東張西望，女性精心打扮，熱鬧非凡，這“打望經濟”的潛力甚至超過法國巴黎的“T臺經濟”。
重慶女人不僅是一個話題，更是一道城市風景。人們談到重慶女人，往往有兩個印象，一是重慶出美女，二是重慶的女人像男人，這兩個看似矛盾的判斷，恰好暗合了重慶的城市氣質。
在巴蜀地區，有一句俗語在民間廣為流傳：
成都的男人像女人，重慶的女人像男人。
此言雖有些一概而論，但的確有幾分道理。“成都女人一枝花，成都男人耳朵耙。”成都男人怕老婆的故事之多，在中國大約數一數二。成都男人和上海男人，應該是中國最有生活情趣的男人，說話腔調柔和，不緊不慢，愛好下廚，動不動就與圍裙相伴，與炒鍋相隨。而重慶女人的熱情果敢、陽剛霸道，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次到訪重慶時，就已親身領教過。
重慶人在酒場上喜猜拳，尤其是在窮街陋巷的小店裡，更是划拳聲不斷。其間對陣者不止鬚眉男兒，更有妙齡少女。男人只著短褲，赤裸上身，讓陽光、酒精、麻辣重炙下的汗水順著裸露的肌膚嘩嘩下淌；女兒家也僅多件背心，止不盡的汗水滲透薄薄的蟬衣，露出雪白的大腿，甚至有走光之虞。在那個純真年代，尚年輕的我第一次在光天化日之下看到異性的大腿，一時頗有些尷尬，可重慶姑娘們卻絲毫不在乎，大馬金刀踩在凳上，繼續酒場廝殺，這絲毫不弱於鬚眉的氣勢，讓我至今印象深刻。
至於為什麼重慶的女人如此個性張揚？我想是因為重慶的自然條件相對惡劣，生存殊為不易，女人當男人用，男人當畜生用，光靠男人稱不起家，女人自然就變得強悍了起來。而且重慶自古多戰亂，在這種背景下能夠延續的血脈，婦女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天災、人禍反而造就了重慶女性的獨立個性。
至於重慶為什麼出美女，我想有以下幾個原因。第一，混血形成優良基因，是美女頻出的最直接原因。其實歷史上重慶並不產美女，重慶本地的土著巴人屬於古羌族，身材偏矮、皮膚黝黑，也鮮有美女的記載。按照遺傳學的觀點，混血兒多出美女。重慶在歷史上曾有多次大規模的人口遷入，大量外來人口與原住民不斷融合，再加上近代開埠後，重慶成為西南地區的中心，四面八方、三教九流均匯聚於此，混血形成了優良基因。
第二，地勢原因。平原上生活的人很難理解山城的概念，錯落複雜的山形地貌註定了重慶姑娘從小就得爬坡上坎，天天鍛鍊，自然練出婀娜多姿、曲線玲瓏的身材。第三，氣候和環境促成的。重慶依山臨水，兩江夾市，日溫差不大，全年無霜期長、雨量豐沛，而且素有“霧都”之稱。氤氳水汽滋潤，再加上日照少，所以重慶女人往往皮膚很好。除以上原因之外，我覺得與其說重慶出美女，倒不如說自信出美女。走遍中國的這些年歲裡，我也曾接觸過不同地域的美女，各自風韻不同，氣質各異。拋卻容貌、身材等通俗標準，氣質之美是評判美女的重要指標。如果說成都女人如水，百轉千回、溫柔婉約，那麼重慶女人就如同美酒，重情重義、豪爽剛烈。兩者各有美感，但如果從社會層面來看，重慶女性多有自己的事業，男人們也往往樂於支持，所以重慶出了很多女強人，這也更強化了重慶女人的自信風采。重慶女人固然喜歡他人對自身容貌的誇讚，但更喜歡別人對自己能力的認可。我和出生於重慶的中國女首富吳亞軍是多年的好朋友，她身上有著非常鮮明的重慶女人特質：勤勉、乾淨、謙虛、有韌性，從不沾沾自喜，時刻居安思危。相交近二十年，她不停刷新我對“女子能頂半邊天”這句話的理解。也讓我更深刻地認識到，真正代言這座江湖之城的，與其說是充滿陽剛氣的重慶男兒，或許更應該說是巾幗不讓鬚眉的重慶女人。
重整河山
談完重慶印象，我和重慶最深的淵源，還要從一場江邊夜話講起。2019年我受朋友邀請再度到訪重慶，看著璀璨的江邊夜景，感慨萬千，不由想起當年的故事故人。
2006年，舉世矚目的三峽大壩即將全線竣工。同年底，應重慶市政府邀請，“智綱智庫”（微信公眾號：智綱智庫）介入了大三峽旅遊發展戰略。
三峽大壩總投資近兩千億元。移民總量史無前例地超過一百二十萬人，重慶承擔了全庫區移民搬遷任務的85%，涉及十六個區縣。三峽大壩即將落成，以一國之力為三峽輸血的時代行將結束，三峽庫區怎樣才能具備自我造血的能力，庫區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矛盾如何解決？無論是環境治理、地質災害治理還是城市發展都需要資金，庫區經濟下一步的增長點在哪裡？
三峽大壩改變的不僅僅是地理環境、生態環境，而且還有整個區域的社會經濟環境和人文環境，如果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後三峽時代的可持續發展將是一場矛盾錯綜複雜、漫長而痛苦的征程。
2006年底的一個夜晚，時任重慶市副市長的黃奇帆特地請我吃飯，席間他講了個有趣的小故事。重慶作為水陸碼頭，來往旅客如雲，但幾乎所有遊客到了朝天門以後，就坐上船離開了。重慶市專門為此開會：怎麼把遊客留住？至少也得讓他們吃頓火鍋，能住下來更好。但怎麼留住遊客，想了半天沒招。萬般無奈之下，市政府只好下發文件，要求所有遊船必須晚上八點以後再開，逼得遊客在附近吃飯。但黃奇帆也明白，行政手段終究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聽完黃市長的故事，我說道：“我走遍了全世界，沒有哪座城市有重慶這樣的立體感、節奏感和流動感。在重慶直轄近十年後的今天，旅遊已不是撒點胡椒麵——可有可無的點綴，而是富民興邦、城市營銷的重要手段，也是城鄉統籌、重整河山的重要抓手。曉以時日，如果我們真的能把庫區和城區打通，山城與水面打通，從上往下看，舟楫縱橫、流光溢彩，從下往上看，更是萬家燈火通明的‘天上街市’，重慶將會打造出世所罕見的奇觀。”
這場夜話過後不久，我們正式介入了大三峽策劃。花了七天時間徹底走完三峽後，我深刻地認識到工程建設完成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必須要以國土整治的思路通過大旅遊、大策劃、大投入、大項目、大營銷，才可能讓三峽以全新的面貌展現在世人面前。
何為國土整治？
縱觀歐美髮達國家，隨著“二戰”後日益嚴重的人口、資源和環境問題，無一例外都深刻思考了在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進行大規模的國土整治。伴隨著中國的高速崛起，生態環境的破壞比起西方國家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種情況雖在所難免，但在付出了巨大代價之後，中國也必將經歷“原始生態—破壞生態—再造生態”的過程，也就是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國土整治。
國土整治，首推大江大河的治理。究其原因，大江大河沿岸往往是人類居住、活動最集中的地方，同時也是在工業化初期發展過程中汙染最嚴重的地方。從國家戰略的高度來看，長江自古一直是中國最重要的黃金水道，新國土整治運動將為三峽帶來契機。在我們看來，大三峽極有可能成為中國新一輪國土整治的破題點、閃光點和示範點。在這場國土整治中，振興旅遊毫無疑問將是三峽重整山河的最佳手段。作為長江精華所在，三峽一向是千古英雄折腰之地、無數騷人吟詠之處。
但我們同時也看到，三峽旅遊業近年來的發展卻不盡如人意。人們往往會歸罪於三峽大壩的修建淹沒了許多名勝古蹟，導致三峽對遊客的吸引力下降。的確，三峽蓄水之後，“千里江陵一日還”的景象不復存在，但最根本的原因並不是大壩本身，而在於對旅遊觀念理解的嚴重滯後。
以傳統旅遊的眼光來看，最美的三峽已經在水下了，但如果用現代旅遊的眼光來看，蓄水之後的三峽將是一座長達六百公里、最寬處達兩公里、面積約一千平方公里的峽谷型水庫區。多出一條黃金水道，也多出了許多可以騰挪施展的新空間。
如何進行新空間的塑造，將成為三峽旅遊重現生機的關鍵。因此，在最終提交的“重整河山——大三峽旅遊再造策劃案”中，我們明確提出了“遊輪也是目的地”的主張。無論遊客從哪個地方來，到了豪華遊輪上，既可以飽覽高峽風光，又可以享受各種現代設施。到達每一個景點，或是豐都鬼城，或是巫溪、巫峽，都可以離船上岸進行遊覽。（微信公眾號：智綱智庫）正所謂“觀光沒有目的地，休閒才有目的地”，新三峽的旅遊不再是沿江的一條線，而必須點、線、面相結合，把以前分割的景點變成一個全局性的思路。縱觀國際大河，無論是尼羅河、萊茵河，還是多瑙河，無不高度重視遊船的拉動作用。三峽自然風景資源和沿線民俗、文化、城市，絕對可以媲美任何一條國際大河，只是在遊船的質量和服務上有差距。隨著三峽遊船數量和檔次的提高，三峽成為世界級休閒目的地並非遙不可及，重慶也將因此而迸發出新的活力。
匆匆十餘載過去，如今的重慶成了遊客爭相打卡的魔幻網紅城市，每到夜色降臨，“天上的街市”大放光彩，江面遊輪交相輝映，遊人如織、朝氣蓬勃。不知當年苦惱於強留遊客吃頓便飯的黃副市長，是否也會像我一樣感到欣慰？
火鍋話巴蜀
火鍋是風靡巴蜀之地的共同愛好。成都和重慶的區別，從這股火鍋旋風中也可一窺究竟。
川菜最大的特點就是化腐朽為神奇。歷史上的巴蜀雖為“天府之國”，但勞苦大眾依然很貧窮，川菜中許多叫得響的，多來自民間，甚至是底層階級的創造物。火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火鍋在中國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戰國。如今風靡全國的麻辣火鍋，則發源於清末民初時期，是重慶嘉陵江畔、朝天門等碼頭上討生活的船工縴夫們喜愛的街頭大眾飲食。最開始的火鍋食材大多是牛羊下水，蓋因朝天門碼頭有屠宰牲口的屠戶，宰牛後只要牛肉、牛骨、牛皮。內臟等一概不要，任其順江飄走，岸邊的水手、縴夫們將其撿回，加入辣椒、花椒等調料一鍋煮，沒想到竟然鮮美無比。日後逐漸有人經營起這門生意，而且幾乎成了中國最早的自助餐。涮菜用的鍋以鐵片縱橫分為九宮格，食材均放在碟內，食客自備酒水，自選一格，站在攤前，且燙且吃，最後按空碟子計價。這種廉價實惠的，又能驅寒、祛溼的吃法，迅速受到碼頭力夫、販夫走卒和城市貧民的歡迎，名聲也流傳開來。
但是，聲名遠揚並不代表能登大雅之堂。重慶人雖然發明了火鍋，但失之於粗拉，在早期，店家使用的湯底經年不換，所以被稱為“老灶火鍋”；再加上當時的火鍋多在豬圈旁的平整之地上搭棚開灶，因此也被稱為“豬圈火鍋”。
1980年我第一次去重慶，專程去老灶火鍋店體驗，一是解饞，二也是慕名來訪。
逼仄的火鍋店內，一個老頭和幾個年輕人共用一鍋，黑紅黑紅的湯底分成四五格，老頭默不作聲專心吃，年輕人們卻在吆五喝六地喝酒划拳。稍一觀察，就發現這老頭在悄悄使詐，他放進鍋裡的都是五毛錢一碟的豆芽白菜，撈出來的卻是鱔魚、鵝腸、毛肚等稀罕物，而旁邊那些年輕人卻只能撈起豆芽白菜。原來，這些年輕人把好的菜品往鍋裡一倒後，就只顧著喝酒划拳，老灶火鍋的九宮格底部連通，老頭用筷子慢慢攪拌，只要使對巧勁，就能讓年輕人的格中的鰻魚、毛肚“遊”過來，讓自己的白菜豆芽“遊”過去。我心裡不禁暗想，游來游去的恐怕不止食材，而且還有不知多少食客前赴後繼的口水吧！
不管是“老灶火鍋”還是“豬圈火鍋”，好不好吃且不說，總歸難登大雅之堂。真正將火鍋推向五湖四海的，還是成都人。
在成都這個典型的消費社會中，公子哥們吃膩了山珍海味後，也要吃一吃下里巴人的火鍋嚐嚐鮮。被火鍋的美味折服後，成都人不但接受了火鍋，而且將它進一步提煉昇華，去粗取精
成渝火鍋不僅做法不同，連吃法也不大相同。成都火鍋講究“麻辣鮮香”，味道更細膩、講究，層次感更強，不僅涮的菜品多，擺盤也精緻好看；而重慶火鍋則注重“勁爆火辣”，原始的“碼頭食物”如毛肚、黃喉、鴨腸、老肉片一如既往都是必點菜品。同一頓火鍋，成都人吃的是飲食之樂，重慶人吃的是通透之爽。成都火鍋的桌上很少有酒，大多是佐餐用的小瓶豆奶；重慶火鍋桌上則是無酒不歡，兄弟義氣、手舞足蹈、狂飲高歌，不盡興不罷休。
一個小小的川味火鍋，就能折射出巴蜀文化的獨特韻味：重慶人受“碼頭文化”的深刻影響，富有激情，同樣擅長創造，但缺乏精細；成都人乏於拼搏，喜歡享受生活，帶有濃重的市民文化色彩，追求品位與格調。巴人創造出來的火鍋，經過蜀人之手精心修飾，珠聯璧合，方能打遍全國，衝向世界。
巴蜀道源
成都與重慶這對歡喜冤家，看似陰陽相對、涇渭分明，但其本質的生命觀、精氣神可謂殊途同歸。
畢竟巴蜀文化曾經作為一個有機整體，在四川盆地這個半獨立地理單元內經過了幾千年的積澱，兩者早已不可分割，互相浸潤、共享基因。這種文化基因正是道家特有的哲學觀、生命觀和世界觀。
多年前，我曾偶遇一位成都的官員，他名片上的頭銜居然是道教博士。他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道教不是一種宗教，而是一種生活觀。這種生活觀總結起來就是三個詞：順應自然、敬畏規律、珍惜當下。”
後來我才瞭解到，坐落於成都西部的鶴鳴山，就是傳說中的道源——東漢時張道陵在這裡創建了天師道。在考察中國唯一的本土宗教——道教——的誕生過程中，有很多問題令我疑惑不已：為什麼張道陵會不遠千里，從故鄉沛國豐縣輾轉來到蜀郡成都，並在這裡創教？巴蜀這塊神秘、神奇的土地到底賦予了道教什麼？
四川能成為道源，有其深刻和廣泛的社會原因，一方面是和當時四川地區堪輿學的風氣盛行和黃老道術的流行有關，另一方面也和當時西南地區少數民族中的神仙方術和巫術的盛行有關。反過來，道源對巴蜀文化影響頗深，這更多地體現在生活方式和人生哲學上。
2008年5月四川西北部的汶川發生大地震後，國外有媒體刊登了一張照片：一名男子把在地震中遇難的妻子綁在背上，用摩托車載回家。別人問他在幹什麼，他說：“背婆娘。”“背婆娘幹什麼？”“揹回家去埋。”
《給妻子最後的尊嚴》
這張名為《給妻子最後的尊嚴》的照片打動了世界。外人震撼也罷、悲傷也罷，男主人公卻很坦然，不會號啕大哭、痛不欲生，也不需要別人的憐憫和同情。在他看來，“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既然是天意，自然無所謂悲傷。
那個男子身為普通百姓，其做派卻暗合莊子“鼓盆而歌之”的生命觀。這也是巴蜀地區的共同特點：“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即使辦白事守夜，麻將攤也在靈前支起來，親朋好友們打個不亦樂乎。
不管是成都人還是重慶人，乃至擴展到整個巴蜀地區，其文化中都有著相同的道家色彩：好享樂、尚自由、不畏死、不避禍。
成都人愛把“安逸”“巴適”掛在嘴邊上，只要過得去，就不必太過複雜。這種達觀背後的精神內核，正是順應自然的生命觀。重慶人的性如烈火、快意恩仇、精彩每一天的背後，同樣是面對江河奔流，逝者如斯、追尋逍遙自在的大解脫。天地不仁，人生無常，自然無須一驚一乍，要做的就是珍惜當下，只不過一者選擇享受生活之樂，一者選擇張揚生命之美罷了。
成都與重慶，一陰一陽、一柔一剛、一靜一動，互相依存，互相攻訐卻又始終山水相連、水乳交融，最終形成了這幅造化天成的巴蜀太極圖。陰陽相濟，造化萬物，巴蜀雙城記的未來也在於此，巴蜀文化間的互補性遠強於對立性；所謂的口水戰，更像是千百年來形成的獨特交流方式。
伴隨當下交通環境快速迭代造成的“時空收縮”效應，地理上的優劣勢被快速彌合，金融流、人流、信息流正在更廣泛的範圍內自由流動，巴蜀的合作競爭將不再囿於西南一隅，而是會突圍地域限制。全國乃至全世界的廣闊舞臺，正期待著巴蜀聯合奏響一出更加精彩的陰陽傳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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