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巨大沖擊，很多企業和個體工商戶遭受較大損失，餐飲、旅遊、交通出行、酒店住宿等行業的一些企業甚至面臨破產關門。與此同時，隨著疫情在全球各國快速蔓延，我國外需萎縮，出口面臨挑戰。目前，隨著我國各地的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在繼續推動復工復產外，擴大內需就成為政策著力點，刺激消費也成為擴內需的重要內容之一。歐美國家傾向發現金，我國各地方政府傾向於發消費券。對於刺激消費來說，是發消費券好呢還是發現金更好呢？市場看法不一。
傳統的西方經濟學理論認為，貨幣補貼也就是發現金與發實物補貼如消費券都能改善消費者效用，但是發現金要比發消費券更好。
發現金能直接增加消費者的可支配收入，使消費者的預算擴大，消費者可根據自己的偏好選擇自己需要的商品，預算約束線與更高的效用曲線相切，消費者能得到更大的滿足，貨幣補貼可以給消費者帶來額外的效用。
而一般來說，發消費券不如發現金，因為通常狀態下，消費券這類實物補貼都會施加某些限制，使得消費者在最大化自己效用的過程中受到約束，比如消費券所補貼的實物並不是消費者所需要或最需要的，這時消費者就難以得到最大的滿足。在下圖可以清晰的看到這一點，如果發現金的話，消費者在E2點達到均衡實現效應最大化，但是由於受制於消費券的限制，消費者只能在E3實現均衡，消費者效用則低於發現金的情形。
舉個例子就很容易理解這一點。比如發放100元的現金與發放100元的食物消費券，一般的消費者都會認為100元現金更好，因為消費者雖然可以用這100元現金購買100元食物，但人們也可以用這100元現金購買其他組合。理性消費者會選擇效用最大化，因此他所選擇的組合一定不會比100元食物所帶來的效用差，否則他就用這100元購買100元食物了。也就是說，100元現金給消費者帶來的效用比發放100元食物消費券要大，這也符合通俗的經濟學直觀判斷。
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席捲全球，對各國經濟社會發展產生較大沖擊影響，美國也成為了此次疫情的重災區。據美國路透社2020年3月18日報道稱，美國總統特朗普與財政部長史蒂芬·姆努欽提議：“為每個美國成年人寄出最多達1000美元的補貼，以此一次性向美國經濟快速注入數千億美元。”3月19日，美國財長姆努欽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表示：“爭取在三週內把現金送至美國人手中，為每位成人提供1000美元，每位小孩500美元。”
從國內來看，抗疫至今，除了中國香港特區政府在今年2月26日宣佈將向18歲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發放1萬港元，用以鼓勵帶動本地消費、緩解短期經濟壓力，目前中國內地還沒有哪個省市提出並實施給個人都發放現金的舉措，消費券的發放則是此起彼伏。澳門最早推出消費券，2月13日向所有居民派發3000澳門元的電子消費券。隨後，在3月2日山東濟南市委、市政府印發相關文件，推出2000萬元文旅消費券，主要用於拉動文旅消費。3月13日，寧波市發放1億元文旅惠民消費券。3月17日，南京市開始陸續發放總額3.18億元的消費券。3月25日，紹興市向市場投放約1.8億元消費券。3月27日起，杭州向全體在杭人員共發放總額16.8億元的消費券等等。
那麼為什麼美國人直接發現金，而我們發消費券呢？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在我國可能出現持有貨幣補貼而不去消費的“流動性陷阱”現象。美國家庭的銀行儲蓄率非常低，據美聯儲關於美國家庭經濟狀況的2018年報告中顯示，美國近四分之一的成年人沒有退休儲蓄或養老金。此外，三分之一的中產階級成年人無法支付400美元的緊急費用。在美國人的觀念中，借錢消費是一種常態。而中國人的消費觀念則有所不同，10年前中國的儲蓄率是50%，如今是45%，仍處全球最高水平。因此，美國政府給美國人民發錢，那麼美國人很快就轉身到超市購物消費了；而如果給中國人發現金，中國人可能直接把錢持在手中或存到銀行，並不能很好地促進消費。消費券則不同，它無法存儲，不去消費的話到手的“羊毛”就薅不到，因此，消費券帶有“誘拐”消費性質，更能達到刺激的目的。
二是消費券具有定向性，可實現促進消費的同時帶動地方經濟的作用。消費券通常是由地方政府來主張的，各地政府可以因地制宜，酌情按照自己的財政狀況，在可承受的基礎上設定消費券的發放總量。地方政府如果想通過刺激消費擴大當地的需求，那麼可以限定消費券購買的範圍，比如指定消費本地的哪一家企業，哪一些行業的商品，對於本地企業的生產及就業等問題有很好的推動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