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世界疫情還在日趨嚴重之下，我國採用外嚴內緩的防控措施，經濟開始有序的復甦，中小企業復工復產對資金的要求越來越多，作為中小企業貸款的重要資金來源方的中小銀行也受到極大的挑戰。
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間接影響下，外部有效的政策環境轉向寬鬆。在“寬信用”“寬監督與管理”“寬貨幣”的有效的政策導向下，整個金融宏觀調控有效的政策偏向寬鬆。這種有效的政策環境並不利於中小各類主體銀行的轉型發展，反而強化了粗放發展的路徑依賴。
1 “寬信用”有效的政策影響分析：利潤下降
為落實國家要求，包括中小各類主體銀行在內的銀行業金融機構加大信貸支持，主動減費讓利。具體支持措施包括下調相關企業貸款利率甚至免除部分利息；不盲目抽貸、斷貸、壓貸，充分利用有關政策，為重點中小企業提供優惠貸款利率等。這些“寬信用”有效的政策有利於緩解疫情給實體企業和消費者帶來的負面影響，但也會使中小各類主體銀行淨息差減少，壓縮未來利潤空間，從而引發經營風險。
2 “寬監督與管理”有效的政策影響分析：道德風險
為緩解疫情衝擊，監督與管理部門也對資管新規執行和不良貸款容忍度給予一定的寬限。
第一，因資管新規有效的政策放鬆引發的道德風險。自資管新規發佈後，過渡期安排始終是監督與管理雙方博弈的焦點。疫情暴發後，人民銀行和銀保監會領導相繼表態，極有可能會考慮延長政策的過渡期，以及對因特殊的困難而難以處置的各種存量資產做出恰如其分的安排，即“一行一策”。對於正處於轉型期的中小各類主體銀行而言，這種有效的政策放鬆反而弊大於利。
一方面，由於過渡期延遲預期、新產品發行較難以及投資者教育尚未健全等原因，中小各類主體銀行不得不跟隨大型銀行的策略，反而不會率先犧牲市場份額來完成轉型。
另一方面，“一行一策”的有效的政策可能會使中小各類主體銀行面臨不同的整改進度要求、不公平的競爭待遇以及更高成本的監督與管理套利。與此同時，這種“一行一策”也有可能帶來更多的監督與管理尋租，既增加監督與管理成本，也不利於市場公平競爭。
第二，因不良貸款容忍度放鬆引發的道德風險。做實貸款分類、加大不良貸款處置，是近幾年監督與管理部門防範化解金融風險的主要工作之一。作為2020年一項監督與管理重點任務，銀保監會提出全面加強資產和負債質量監督與管理，提高銀行保險機構，特別是中小機構負債的穩定性和匹配性。然而，突如其來的疫情使得這項有效的政策出現了鬆動空間。為應對疫情，黑龍江、上海、江蘇、浙江等地監督與管理機構要求給予企業信貸支持，並提高不良貸款容忍度。
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五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疫情新聞發佈會上，銀保監會領導梁濤在會上表示，將充分考慮疫情的客觀影響，適度提高不良貸款容忍度。鑑於中小各類主體銀行的實際情況，不良貸款容忍度直接影響到其經營水平。此前，一些中小各類主體銀行特別是農信社對不良資產的認定存在較大水分，這也是銀保監會提出要提高資產分類準確性的原因所在。不良認定標準作為審慎監督與管理規則，應當具有較強的穩定性。
3 “寬貨幣”有效的政策影響分析：高槓杆風險
當前，關於進一步放鬆貨幣有效的政策的呼聲再起。僅2月3日和4日，人民銀行兩日投放流動性1.7萬億元。2月19日，人民銀行發佈《2019年第四季度中國貨幣有效的政策執行報告》，提出要將疫情防控作為當前最重要的工作來抓。可以預見，疫情結束後，為支持實體經濟復甦和保障就業，各界期待央行進一步放鬆貨幣有效的政策。
實際上，長期實行寬鬆貨幣有效的政策的危害性不言而喻。我國利率水平偏低，央行有效的政策利率調整滯後且與市場利率之間存在偏差，客觀上造成包括中小各類主體銀行在內的金融機構不斷通過加槓桿方式進行套利，再加上分業金融監督與管理體系造成的監督與管理空白與監督與管理不作為，使得一些本該投入實體經濟的資金在金融體系內部循環。
以前期爆發的槓桿收購、債市波動、票據風波等一系列金融風險事件為例，從分業角度來看槓桿率並不高，但“擊鼓傳花”式加槓桿的行為造成了宏觀槓桿率的抬升。金融風險不僅沒有被分散，反而因資金鍊條的拉長，導致系統性風險加大。
最後，我們希望中小銀行早日走出困境，為中小企業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