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運
《周作人集外文》三冊出版了，對周作人愛好者來說是大好事，其中增補了不少鍾叔河編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版《周作人散文全集》所未收的文章，也為未來出版一部更全的周作人散文全集作了必要準備。《集外文》的諸多優點已有評論者談到了，我這裡只講自己的一點看法，近於班門弄斧了。
第一點就是有些文章未註明出處。例如第三冊《青燈小抄》第538頁《題〈範蘅洲先生文稿一卷〉》，編者僅註明“據手跡”，其實出自《國家圖書館藏鈔稿本乾嘉名人別集叢刊》第九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版）。范家相《範蘅洲先生文稿》稿本，有墨筆題記：“計文十八篇三十二頁，三十二年一月重訂，知堂所藏”，鈐朱文印：知堂書記。目次頁都是知堂所抄，鈐有朱文印：知堂書記。卷後跋語就是這段文字，並有朱文印：苦雨齋藏書印，知堂所藏越人著作。
另外該冊第487頁《偶作用六松堂韻》，也註明“據手跡”，而成都《新民報晚刊》1946年6月2日《出師表》副刊刊登過署名“老頭子”的《周作人老命難留》一文，其中說：
這是二十九年間的事了，友人張君接著周作人的一首詩：
正似群魚脫故淵，草間煦沫劇堪憐。四方引領失歸路，何處將身託願船？漫策斷株追日沒，孰持煎餅補天穿？狂歌豈必能當哭，夜色蒼涼未忍眠？
我們可以說，在苦雨齋的著作中，是沒有這樣蒼涼的音節的。“漫策斷株追日沒”，是周氏非不知日本之將失敗，然而，可憐，“孰持煎餅補天穿”，周氏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然而，即使為了文藝的翻譯著想，全中國能翻拉丁文的恐怕只有周氏一人，也無法留他這條老命了。（引者按，文中詩句“夜色蒼涼未忍眠”，而文集裡作“夜色蒼茫未忍眠”。）
據袁一丹考證，此詩題為《偶作用六松堂韻》，一名為《己卯秋日和六松老人韻》。“1940年3月周作人曾將這首詩抄贈給其在紹興教書時的學生張一渠，隨後特地交待：‘務請勿以任何形式發表，不但舊詩本不會做，近來亦不想有所揭載，徒供人作罵資也。’”（《湯爾和：民國學術圈的“裡子”》，《東方早報》2015年4月19日）文中的“友人張君”應該就是張一渠了，結果知堂不要發表的囑託卻以批判他的文章形式發表，這也是他始料未及的。
所以文集中不少文章下出現的“據手跡”，應該補上手跡出處，刊於何處或在何人手裡，這樣便於讀者查核。
第二點是有些編者注的說明太簡略，往往漏掉了知堂文章的重要背景。如第三冊第259頁《與傅孟真先生談圖書館事書》一篇。此信緣起，據《北京大學日刊》（1931年3月21日）披露，當時北大圖書館積欠未還的圖書已超過四千冊，個別人借書已達二三百本之多，有的圖書館書刊流失校外，竟在舊書攤出售，令人氣憤。傅斯年因而致函蔣夢麟：“昨天在廠甸攤上買到北大圖書館書一本，這是我到北平二十二個月中第三次遇見小攤上賣北大的書的事。以我經年不逛小攤，很少走東安市場，然竟遇到三次，則北大書之流落當是很普及的事了，朋友們幾乎人人都有這個經驗……北大圖書館今日的狀態，實在是北大從古以來第一件可恥的事。”（《北京大學日刊》1931年3月4日）不少師生出謀劃策，因而《北京大學日刊》1931年3月6日刊登了周作人致傅斯年的這封信（寫於3月5日）。傅斯年此信，《傅斯年遺札》未收，而新版《傅斯年文集》第七卷收錄了（中華書局2017年版，第153頁）。知堂此信最早見於吳梋編著《北京大學圖書館九十年記略》的摘錄（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64頁）。
另外第三冊第393頁《關於瑤光寺尼》，刊載於北平《世界日報》1936年10月21日《明珠》副刊，知堂此文是第二篇：《關於瑤光寺尼 其二》（署名“智堂”），而第一篇《關於瑤光寺尼 其一》，(署名“於菟”)，其中說：“陳寅恪先生說《蓮花色尼出家因緣》末雲：遊於方內之士，得知貝多真實語中，固有非常異議、可怪之論在也（清華學報七卷一期）”。知堂此文直接涉及陳寅恪這篇文章的相關考證了。而且如果不註明“於菟”此文，知堂文中一句“質之‘吾家’於菟居士”就沒有著落了。文章作者“於菟”疑為周叔伽筆名，他當時也在北大任教。
第三點就是文章的系年，按照編者“凡例”所云“按發表時間先後編入”，其實應該以編者注的形式註明寫作時間，如該冊第310頁《致曹聚仁》一信發表於1934年10月20日《人間世》第十四期，而此信的寫作時間是1932年1月14日。北平《益世報》1947年5月1日第二版刊有未署名的記者文章《周作人樊仲云為什麼落水》，其中說“二十一年元旦，那時正當九一八事變之後榆關緊急，平津騷然，記者很關心周作人的行止，特寄一信。他的回信說……”下面所引的就是這封信，看來此文作者就是曹聚仁，此文中有一句“五四時代自己譴責最急進者，如獨秀……都變成如此，他可知矣！”而《集外文》第310頁則印為“五四時代自己譴責最急進者，□□□□□□都變成如此，他可知矣；”可以據此在空格內增補“如獨秀”三字，而據宋希於兄查曹聚仁後來的文章《一封舊信》，裡面所錄原信就是“如獨秀”（《天一閣人物譚》，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179頁）。曹在抄錄此信後評論說：
不但洞達事變之理，而且模［摸］著民族的癥結，痛加針砭。像他這般明理的人，竟會鬼迷了心為虎作倀，誰也不會相信。平津初陷，改造社社長山本實彥曾經到過華北，和他見過面，山本回國以後，便說要在文化界發生一點作用，如周某其人最為適當；但他早已淡於俗塵，決不肯出來相當什麼工作的（其後不久，胡適先生關懷他的安全寄書慰問，他覆信也以蘇武自比，今位當代蘇武也將在冰天雪地守節十九年，誰知到了後來看，蘇武變成了李陵，淡與俗塵的變為出山之泉，不獨胡適不敢相信，連山本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這段評論可以與曹《跋知堂兩信》一文對讀了：“啟明先生的思想，一面是寬容，又一面是憎恨。他憎恨薩滿教的禮教思想，憎恨自以為毫無過失潔白如鴿子，而以攻擊別人為天職的君子，憎恨相信大刀隊勝於空軍，打拳可勝坦克的國粹狂信者。”（人間世社編《人間小品：甲集》，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年版，第143-144頁）
最後一點就是文集有些遺漏，如《北平晨報》1936年1月14日第十一版《北晨學園》，江紹原在文章《左右橫豎 旁脊旁舂 罔兩方相 外加普羅以及六博》中說：
我出門購丁蔣兩書，在讀苦茶庵主人手教之後。蓋“民國廿五年年旦，（庵主）不免到廠甸去白相一番，結果只買了幾種一毛錢一本的知不足齋，其中有吾家去非著的領外答問，……”（一月二日）。
紹原案：庵主試閱拙著面四九，即知領外代答之文，我已引之。……（二十五年一月四日燈下）。
文中引用了知堂1936年1月2日信的全文。信原件手跡見於江小蕙編《江紹原藏近代名人手札》（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20頁）。希望以後再版時可以據此增補。
另外吳曉鈴在《六朝散文》（署名“蔽芾”）裡說：
知堂老人本年在北大開有“六朝散文”課程，我每得暇便常去隨緣旁聽。老人於講述之始，所列的書目，只是《顏氏家訓》、《水經注》、《洛陽伽藍記》及《百喻經》四種……
老人在課程提要中寫了這樣的幾句：
伍紹棠跋《南北朝文鈔》雲：“南北朝人所著書，多以駢儷行之，亦均質雅可誦，如範蔚宗沈約之史論，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酈道元《水經注》，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斯皆篇章之珠澤，文采之鄧林。”本課即本斯意，擇取六朝一二小書，略為誦習，不必持與唐宋古文較長短，但使讀者知此類散文亦自有其佳處耳。（北平《世界日報》1937年1月6日《明珠》副刊）
而“明明”在札記《紅樓拾零》裡說：“周作人先生今年擔任‘六朝散文’一科，選者踴躍，‘揩油’者尤多，每上課，必臨時‘加座’。”（北平《世界日報》1936年10月3日《學生生活》副刊）這段軼事算知堂講課風格的註腳。看來吳當時也是揩油者之一，旁聽過不少知堂的課。而吳又在《六朝文》裡說：“知堂老人本年在這裡講授‘六朝文’，不禁使我想起北大來了。三年前老人在那裡也開過這門課程……”（《燕京新聞》第五卷第十二期，1938年11月25日）文字與《六朝散文》大同小異，後半稍有刪節，算是把舊文刪改了一下。知堂這則“課程提要”已見於《知堂回想錄》（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80年版，第461-462頁），不過作為最早發表的出處，可以據此增補一下。
這裡僅就刻下所見提點兒意見，如有不妥之處，還望編者諒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