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王立新應邀在南京大學仙林校區歷史學院進行了一場講座，題為“自由國際主義的挫敗與大國競爭時代的來臨：歷史與比較的視角”。2015年王立新教授出版專著《躊躇的霸權：美國崛起後的身份困惑與秩序追求（1913-194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在這本書中，他考察了自20世紀初崛起後的半個世紀中，美國對外政策的變化——從孤立主義轉向了自由國際主義，以及這一政策轉變背後的美國對於自身國家身份的思考。當下，美國的外交政策又在經歷新一輪的變化，在此背景下中美關係也正在經歷著巨大轉折。王教授的講座極具現實關懷。
從歷史與現實出發，王教授在講座中主要談了兩大問題：一是從歷史的視角來看，中美大國競爭時代是如何來臨的，如何走到了當下的局面；二是比較正在到來的中美競爭與歷史上的大國競爭的異同，以及未來可能展現出的競爭面貌。
講座現場
大國競爭時代的歷史考察
中美競爭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王教授在回答這個問題時，選擇了一個側面來論述，即美國自由國際主義外交政策的失敗——正是這個失敗導致了當下美國的對外戰略、中美關係，乃至整個國際關係的變化。
自由國際主義是一戰時期由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在特朗普上任美國總統之前，這是美國外交決策圈中占主導地位的外交思想。一戰前後，面對崛起的美國，威爾遜通過一系列演講提出了一整套新的國際與外交思想，其主旨就是要用美國的價值觀和美國的利益來重構過去歐洲主導的世界秩序。一戰以前，歐洲主導的國際秩序奉行的是馬基雅維利主義，威爾遜認為這無法維護世界和平，也無法維護歐洲和美國的安全，他提出要按照古典自由主義三大原則來再造國際秩序：
首先，在經濟領域，自由國際主義主張在國際經濟關係中採取市場開放、自由貿易和經濟一體化的原則，通過開放市場，減低關稅，來促進各國貿易和經濟一體化，取代一戰前歐洲各國的重商主義。其次，在國家內部要奉行自決民主和人權的原則。威爾遜提出的十四點中最重要的就是民族自決，他認為一戰源自德國的專制制度，很大意義上是一場帝國的戰爭，而民主共同體的擴大有利於美國安全和世界的和平。人權思想，則是威爾遜的後繼者富蘭克林·羅斯福發展出來的。在國際安全領域，威爾遜主張要促進法治，促進國家之間的合作與集體安全，取代均勢政治和馬基雅維利主義——外交領域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倡導的是，國家的對外政策出於國家理性，國家可以不遵守道德和倫理的標準，國家為了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可以背信棄義，可以簽訂密約，可以欺詐；而國聯奉行的則是集體安全原則。
新的國際秩序在上述三方面是相互聯繫、相互促進的，威爾遜及其追隨者認為，奉行市場開放和自由貿易的國家，在對外關係中會採取和平的手段，促進本國和世界經濟的繁榮，經濟繁榮會產生一批中產階級，他們會要求政治參與和公民權利，會實行民主，民主又奉行自由經濟和市場開放，從而促進經濟繁榮。在威爾遜看來，民主國家可以和美國成為夥伴和盟友，而不是敵人。民主國家傾向於合作，而不是戰爭，這樣更有利於集體安全。
此外，威爾遜還提出美國必須放棄孤立主義，奉行國際主義，必須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甚至領導世界。這兩方面的內容加在一起，就是自由國際主義，即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和美國國際主義外交政策的結合。威爾遜就是秉持這個原則期望在巴黎和會上來重構國際秩序。
然而，事與願違。一戰後，威爾遜的主張在歐洲、在美國國內都遭遇到了挫折。
在歐洲，威爾遜主義遭遇了英法的抵制。法國總統不相信威爾遜的道德說教，他認為維護戰後法國和平的最佳方案就是肢解德國，儘可能地削弱德國，讓德國不能東山再起。凡爾賽條約把戰爭罪責歸咎於德國，對德國要求鉅額賠償，德國喪失所有海外殖民地和歐洲的大片領土，這些都埋下了日後復仇的種子。而在美國，民眾和國會也拒絕了威爾遜為美國設定的、要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和領導世界的國際角色。
威爾遜的主張在當時帶有很強的黨派色彩——這是民主黨的政策，而1920年代的美國由共和黨執政，共和黨政府不接受威爾遜的主張。接連三任共和黨的政府，儘管都積極推進市場開放和自由貿易，但實行的是有限的保守的對外政策。1930年代大危機之後，孤立主義政策更是主導了美國社會，主導了一大批精英對國際事務的理解。二戰爆發後，當時執政的民主黨總統羅斯福是威爾遜的信徒。從1942年之後，在思考“要建立什麼樣的戰後世界”這個問題時，美國社會基本達成了一個共識，就是要恢復威爾遜倡導的國際秩序，而且要有所改進和有所發展。二戰結束前後，羅斯福、赫爾和杜魯門以佈雷頓森林體系、聯合國和“世界人權宣言”作為三大支柱建構了一套新的國際秩序。這一努力最終也得以實現。二戰前後，國際秩序實現了美國化，美國基本確立了在全球範圍內的領導地位。羅斯福在此階段試圖通過聯合國來實現美蘇的合作，從而實現世界和平。然而，冷戰興起，1947年開始，美蘇由合作轉為對抗。
蘇聯不認同美國在戰後建立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其結果就是，世界分裂成了東西對立的兩極世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不再是一個世界性的秩序，成了西方的秩序。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冷戰結束，蘇聯解體為十幾個國家，中國正通過改革開放走向市場經濟，美國成了超級大國，沒有對手，自由國際主義迎來了它的黃金時代——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成為全球性的秩序，在全球範圍內沒有挑戰者，世界進入“美國治下的和平”。
《躊躇的霸權：美國崛起後的身份困惑與秩序追求（1913-1945）》
自由國際主義的成就與挫敗
回顧自由國際主義的演進歷程，在這套外交思想的指導下，美國的對外政策取得了四個方面的成就。
第一，是民主共同體的擴大和人權觀念的廣泛傳播，民主共同體的擴大特別體現在二戰期間美國對其最強大的敵人——德國和日本的改造，如今，大家已形成共識，德國、日本是西方式的民主國家。美國對外政策在這一點上的成就不僅體現在變敵人為民主國家，還包括其他國家的民主化進程。亨廷頓提出“民主化的長波”，其中第二波和第三波的民主化，就和美國的崛起、它所奉行的自由國際主義思想、在海外對西式民主的促進有很大關係。特別是第三波民主化，從七十年代西班牙弗朗哥的倒臺開始，經歷了冷戰時期東亞地區的民主化，到冷戰結束後東歐和東南歐的民主化進程。儘管部分國家、地區的民主還不成熟，但基本上現代民主的框架已搭建起來了。人權觀念的傳播也與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有關，這也是難以否認的事實。
第二個方面成就，是世界經濟的長期繁榮和新興國家的經濟發展，以及貧困的減少。二戰後，歐洲國家在美國援助下很快實現了經濟復興，這與佈雷頓森林體系有重要關係。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發展主要體現在金磚四國，特別是中國和印度的經濟騰飛。融入全球化進程，參與到全球生產的經濟分工，中印經濟由此而得以發展。而相對於二戰以前和更早的時期，貧困普遍減少，很大程度上，這也是美國推行的自由國際主義外交政策的重要成就。第三，是暴力和戰爭的減少，大國之間實現了長期和平。第四，前述的諸多成就，也促進了美國的安全、繁榮和世界領導地位。
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在取得成就的同時也遭遇了失敗和挫折。首先就是越戰的失敗。越戰是美國在冷戰中最大的戰略錯誤，損害了美國的國家信譽，改變了美蘇之間在全球範圍內的戰略平衡，被視為美國外交史上最大的失敗。其次，伊拉克戰爭引發的災難和中東的混亂也是美國推行自由國際主義秩序的一大失敗。就軍事行動來說，美國很快贏得了戰爭，但同時失去了和平。軍事活動結束之後，伊拉克國內面臨的是長期的恐怖主義活動、局部的衝突、內戰，以及伊斯蘭國的崛起，這些都和美國推翻伊拉克政權而引發了中東的混亂有密切關係。小布什提出的大中東民主計劃沒有成功，中東地區到現在仍在處於動盪之中，這極大地打擊了西式民主的信譽。第三個失敗就是金融危機的爆發。 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和美國推行自由貿易、開放市場與全球化的進程是有密切關係的，在全球化進程中，資本、人員、信息不加限制的流動，金融投機行為的產生促發了源起於美國的金融危機，而這場危機又引發了全世界的經濟衰退。美國遭遇的第四個挫敗就是對華戰略的失敗，這也是近年美國戰略界和外交決策層達成的共識，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中美關係迎來了變局。
美國對華戰略的歷史轉向
冷戰結束後，尼克松於1972年訪華，由此中美關係開啟了一段新的旅程。尼克松尋求改善中美關係主要出於地緣政治考慮，即聯合中國對抗、遏制蘇聯，其時美國的對華戰略是一種現實主義戰略。從尼克松訪華到卡特的中美關係正常化，美國的主要目標就是聯中制蘇，這一戰略一直持續到冷戰結束。
到九十年代初期，美國開始重新審議這一對華政策。此時美國已經沒有了來自蘇聯的威脅。地緣政治需要難以繼續成為美中關係的基礎。克林頓提出，美國對華政策的最終目標是，讓中國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通過支持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培育中國的中產階層，使其成為美國的夥伴。這是一種自由主義大戰略。克林頓與江澤民實現互訪之後，中美關係被定位為全面戰略伙伴關係，中美關係由此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克林頓提出的這一對華戰略的最終目標，是想要中國實現思想的多元和政治的民主——當然這裡說的是西方的民主，接受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成為所謂“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然而，從去年開始，美國大體上達成共識，認為這個對華戰略已告失敗。
首先，他們認為中國正在謀求亞太領域的主導地位，並在世界範圍內擴展其影響，正在或已經成為美國的對手。其次，近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在美國人看來，這是在挑戰美國構建的國際秩序，構建一個新的秩序。再者，過去美國希冀通過對華戰略使西方價值觀在中國深植，並由此使中國成為其夥伴，然而，如今美國智囊認為，這一判斷和想法是錯誤的，中國政治不可能走向美國人所設計的道路。而且，美國還指責中國在努力傳播其發展模式和威權制度，已經成為美國的意識形態對手。這是當下美國對中國的認知。他們甚至認為，對華戰略的失敗是自由國際主義遭遇的最大挫敗，所以要改弦更轍。當下中美競爭的局面，正是其改弦更轍的一個體現。
自由國際主義為什麼會遭受到挫敗？王教授認為，首先這源自美國力量的傲慢。冷戰時期，由於蘇聯的牽制，美國在對外關係中比較審慎和剋制，而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權力沒有制約就會被濫用，發動伊拉克戰爭就是一個典型表現。其次，這也緣於自由國際主義內在的困境，武力輸出民主不可能成功，美國可以給伊拉克一部憲法，但是那裡沒有可以讓民主成長的土壤，民主這棵大樹的移植又如何能夠成功？再者，王教授借用了加拿大華裔政治學家吳國光的說法認為在全球化進程中，威權國家比（西式）民主國家更具優勢，那就是，威權國家（強大的國家機器）比民主國家更能為跨國資本提供了謀求超額利潤的環境，從而能吸引更多的跨國資本，並因此從全球化進程中受益更多。而自由國際主義的挫敗帶來的一系列後果，包括美國實力的相對衰落和全球實力對比的變化、民粹主義的興起，還有西式民主的信譽受到打擊，威權主義得勢。這些變化最終體現在政治上的後果就是，現實主義在美國的復興和美國對華戰略的轉變。
當地時間2016年1月24日，伊拉克巴格達東南部，美軍和西班牙的訓練員在Basmaya基地幫助訓練伊拉克軍隊，並採用實彈進行訓練。據悉，伊拉克總理海德爾-阿巴迪請求以美國為主導的聯軍派遣更多人員協助訓練伊拉克軍隊和安全部隊。圖為伊拉克士兵參加訓練。
特朗普上臺後開始實行有原則的現實主義政策，包括四個方面：一是轉向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向中國和他的盟友發動貿易戰，強調美國優先，從克林頓、小布什和奧巴馬政府對全球化的大力推動轉向了要反思全球化。在安全領域不再重視多邊的安全合作，加強自身軍力，建太空軍，增加國防開支，建設新的航空母艦。在全球治理方面，美國退出了巴黎氣候變化協定等國際組織，實行單邊主義。對外，特朗普對促進民主也不感興趣，美國的對外政策從促進民主轉向“維護既有民主的成功”。而且，美國對繼續扮演世界領導角色三心二意，要求減輕自身領導負擔，要求盟國增加經費。至於對華戰略，王教授認為，美國正從全面接觸轉向制衡，甚至是遏制中國——目前搖擺於制衡和遏制之間。
一方面美國採取措施減少或降低中國崛起對美國利益的損害，諸如支持亞洲其他國家（越南、印度等）的崛起，縮小其與中國的差距，同時加強自身和亞洲盟友的關係，限制和約束中國。另一方面，在國內，美國增加國防開支，修正全球化弊端，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加強基礎設施的建設，更進一步進行科技創新。而且，美國採取措施阻止中國從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和科技創新中獲利，以此試圖遲滯中國崛起的進程。針對我國近年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美國則以各種理由進行指責，對中國的外交舉措進行反制，而美國自己又籌措資金向欠發達國家進行基礎設施的投資。這是就目前的情況而言，尚未到遏制中國的階段。未來若是走向遏制、孤立中國的階段，美國可能會採取哪些措施呢？王教授在講座中也按照可能性的大小對未來美國可能採取的對華政策和措施進行了排序：包括髮動意識形態攻勢來影響中國的政治；利用臺灣和南海問題在地緣政治領域牽制中國；協調與西方盟國的關係，建立共同對付中國的聯盟；打俄國牌，實施“反向尼克松戰略”，實質性改善美俄關係，構建有利於美國的戰略平衡；建立針對中國的更緊密的多邊和雙邊軍事同盟；在經濟上和中國全面脫鉤，重構全球產業鏈，孤立中國。排在前面的可能性最大，排在後面的可能性最小，“最小”並不意味著“完全不可能”。
競爭，還是對抗？
與歷史上曾出現過的三次大國競爭——一戰前的英德競爭，1930年代的美日對抗，美蘇冷戰——相比較，中美競爭與前三次大國競爭有相似性，比如都是在資本主義遭遇全球性危機背景下發生的，新興國家都出現追求國家強大的高昂的民族主義。特別是要在資本主義全球危機背景下理解當前的中美競爭。競爭中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對抗兼而有之。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西方國家陷入經濟蕭條，自由民主資本主義的聲望受到沉重打擊，而中國經濟在世界主要國家中顯得一枝獨秀，民族自信高漲。而且，金融危機之後東西方力量對比更是發生有利於中國的變化。中國高漲的民族自信進一步追求國家的強大，西方，尤其是美國也意識到這一點，並因此深以為懼，未雨綢繆。
王教授指出，當下中美競爭與歷史上的最大差異性在於：中國的崛起不是通過對外擴張和建立封閉的經濟體系來實現的，中國是通過進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和參與全球化進程實現經濟騰飛和國力增長的，所以，美國難以建立反中同盟；而且在全球化進程中，中美之間經濟上的相互依賴遠超過歷史上大國之間的經濟聯繫，美國也難以孤立中國。當下美中之間的實力差距、經濟差距小於當年美蘇、美日之間的實力差距，使得未來中美競爭的結果難以預測，而且中美之間的競爭是兩個核大國之間的競爭，這消除了兩國全面戰爭的可能。如此一來，中美競爭將是長期的、低烈度的，以制度競爭為核心的全面競爭。當前擺在我們面前最緊迫的任務是不要讓中美競爭演變為全面對抗，防止美國把中國當成最大的敵人。這不僅關係到中國的國運，也與每個中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
講座嘉賓與南大師生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