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八月，操劳一生的咸丰皇帝病逝于热河，庙号文宗。尽管他是依靠着孝顺和仁爱登上皇位的，但这并不能说明他是一位没有政治才能、不懂帝王之术的庸君。在咸丰临死之际，他做出了自己人生最后的一个政治安排：
立载淳为皇太子，同时命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尽心辅弼载淳 , 赞襄一切政务。下发“御赏”和“同道堂” 两颗印章。“两印均大行所赐 , 母后 (即慈安太后) 用御赏印 , 印起。上 (嗣皇帝) 用同道堂印，印迄。凡应用朱笔者，用此代之，述旨亦均用之，以杜弊端。
咸丰皇帝像
仅从形式上看，这是一个相当完整的二元政局，其中包含了至少三对制衡关系。一是以幼帝为中心，两宫太后与顾命大臣之间相互制衡，；二是幼帝与慈安之间相互制衡，但由于慈禧代掌“同道堂”印章，这对制衡关系实际表现为两宫太后之间的相互制衡；三是顾命大臣内部宗室势力与职业官僚的制衡。此种内部制衡与外部制衡交织的权力构架形式本身是好的，任何一方都无法掌握绝对权力，唯一的破局者是未来的同治。
咸丰去世不久，一场辛酉政变就打破了这个二元政局。帝王之谋，却脆弱至此，咸丰的二元政局到底存在哪些失策之处？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先了解核心人物的基本背景。
二元之两宫太后
两宫太后指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慈禧太后是同治帝的生母，先皇帝咸丰的懿贵妃，自1855年开始，慈禧太后就为咸丰批阅奏章，咸丰本人也允许她就政事发表意见；从历史记载来看慈禧具有极强的权力欲望。慈安太后是咸丰的第二任皇后，为人忠厚老实，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具备相当的政治修养； 此外，由于慈安太后出生官宦世家，是咸丰的正宫皇后，一直以后，慈安的政治影响力、资历、声望都相当可观。
慈禧太后剧照
二元之顾命八大臣
端华，清太祖努尔哈赤三弟一脉的子嗣，郑慎亲王的儿子，时任领侍卫内大臣。
载恒，康熙第十三子怡贤亲王的后人，时任宗人府宗令、领侍卫内大臣。
景寿，御前大臣，寿恩固伦公主之夫，咸丰的姐夫。
肃顺，郑慎亲王第六子，郑亲王端华之弟，时任首席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署理领侍卫内大臣。
穆荫，国子监祭酒兼军机大臣；
匡源，吏部侍郎兼军机大臣；
杜翰，军机大臣，咸丰恩师杜受田之子；
焦祐瀛，军机章京。
根本之失——皇权的不可共享性
咸丰托孤的本意是保证皇权平稳的传递到继任者手中，又考虑到威胁皇权的最重要因素存在两个后宫、权臣（包括外戚），在皇帝年少时，不得不依赖二者协助政务，减少政治决策偏离现实的风险。因此，咸丰托孤时兼顾二者，希望依靠双方的平衡防止有人窃取皇权，这个平衡策略的实质是由两宫太后和顾命八大臣短暂的分享皇权，留待同治亲政后逐步收拢皇权。
肃顺剧照
但咸丰忽略了一点：在封建帝制时代，皇权是不可共享的绝对权力，保证皇权稳定的根本前提是只有一人掌握皇权。无论是康熙擒鳌拜，还是司马师废魏帝曹芳，核心思想都是将皇权归结到一个人的手里。咸丰设计的二元架构，确实做到了平衡，但注定难以稳定，事实也确实是如此，在咸丰死后，双方就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顾命大臣甚至要求两宫太后只负责盖章，而不负责决策。紧接着，肃顺等人又围绕“太后是否垂帘听政”一事与慈禧、慈安大肆争吵。
《越缦堂国事日记》中记载：“肃顺等人恣意咆哮，声震殿陛，天子惊怖，至于涕泣，遗溺后衣。”
连小皇帝都被吓到尿裤子，其激烈程度可见一斑。此后，两宫太后坚持不退让，端华、载恒等人直接以停摆来对抗。再到后来慈安莫名暴毙，恭亲王被慈禧安排的明明白白，都表明皇权的不可共享性。
双方围绕皇权进行的一系列谋划，已然说明：封建帝制时代，二元政局难以走通，咸丰的谋划走向破产的根本失误是他忽视了帝制社会下皇权的不可共享性。即便不出现辛酉政变，也会有八大臣夺取两宫权力等类似事件来打破这个二元政局。
慈安太后
用人之失——误用与不用
诚然，咸丰的二元政局注定会走向崩盘，但从现实来看，二元政局发挥效用的时间出人意料的短暂。究其原因，和咸丰的用人之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用人之失又主要表现在两方面：误用和不用。
从误用角度来看，咸丰的识人水平并不高超。两宫太后方面，他御赐两宫太后印章，实际上是授予后宫干政的合法性，最终直接导致晚清皇权落入后宫之手；而两宫太后中，西宫慈禧显然存在极强的权力欲，慈安是否能够稳稳的压制慈禧，咸丰并未考虑到。顾命大臣方面，咸丰虽然采用职业官僚+宗室的构成，但职业官僚的官位、地位都远不如宗室，实际上沦为了宗室的从属；而宗室里，端华与肃顺为兄弟，载恒、景寿性格里带有软弱性和无主见性，最终，顾命大臣派系基本成为肃顺的一言堂。当性格相似的慈禧、肃顺碰撞时，二元架构或走向破灭，或导致政令不通，朝堂混乱。
从不用角度来看，恭亲王奕䜣才是最有拱卫皇权的宗室势力。一方面，恭亲王和咸丰同为道光帝之子，在宗室上属于近支，而郑亲王、肃顺等人只是宗室中的远支，在“亲亲”层面来讲，奕䜣才是最合适的宗室代表。另一方面，恭亲王颇有才能，丝毫不逊色甚至超过肃顺，1860年咸丰逃往热河后，恭亲王全权处理了北京事宜，再到之后的洋务运动，其治国之才可见一斑。可以说，恭亲王几乎完美的符合了“亲亲贤贤”的准则，但咸丰出于多尔衮之鉴以及个人恩怨，放弃了一个拱卫皇权的最佳人选，最终把他推向后党。
从短时间来看，咸丰用人之失仅仅是加速了二元框架的解体，从长远来看，这次用人之失是晚清皇权流落于后宫的罪魁祸首之一。
形势之失——朝堂与国外
1861年，国内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此时，咸丰面临的是一个复杂多变的政局。弥留之际的咸丰虽然还是清醒的，但在国内外形势的认知上，还是出现了纰漏。
前文中提到过，肃顺是顾命大臣的核心，作为咸丰培养的嫡系，肃顺雷厉风行，在咸丰的支持下整肃官场政风、处理戊午科场案，这一系列措施确实收到了成效，但也让肃顺在朝堂上树敌太多，失去官僚集团的支持。同时，肃顺看不清满清贵族，在他掌权期间，大力启用汉族官僚，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就是他所提拔；这对对清廷而言，无疑是正确的，但又将他推向了满清贵族的对立面，肃顺实际上已经无法被满清贵族、宗室的共同意志承认。官僚集团、满清贵族是整个二元制度存在的基本盘，而恭亲王不入顾命大臣序列、肃顺与二者对立，就已经说明：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难以作为二元框架中的一极。
第二次鸦片战争，圆明园被毁
此外，咸丰在构建二元框架时忽略西方势力的影响。第二次鸦片战争，在北京被攻陷的情况下，列强依旧同意议和，这充分表明：列强并不希望清朝统治者垮台，他们需要一个受自己控制的政府。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西方势力对清朝内政的渗透程度极高，最高权力的归属必然受到西方势力的影响。反观咸丰构架的二元政局，顾命大臣和两宫分属保守党和开放党，面in这种对立，西方势力一定会出现一边倒的趋势，二元框架自然无法对冲西方势力的影响，达到平衡状态。甚至可以说，咸丰的二元政局在派系选取这个基本问题上就出现了误区。
然而，就当时的现实来看，咸丰的二元政局构想虽然不是最完美的方案，但也不是最差的方案，二元政局的形式本身也是极好的。但由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忽略了一些客观条件的影响，最终导致其迅速崩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