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九九八十一難的最後一難是吃肉,唐僧該不該吃?

作者 / 聆雨子

從戲劇學上來說,設問“唐僧吃了肉才能取回真經”的人,屬於是建立了一個典型的“內外情節嵌套型矛盾”——以畢生志業投入的大使命,和某個無法放下的小內心之間,產生了非此即彼的衝突,於是,兩難選擇出現。

如果九九八十一難的最後一難是吃肉,唐僧該不該吃?

我要不要拯救世界?這是廢話,當然要救,畢竟世界完蛋我自己也完蛋了。

但是,如果我必須犧牲自己最愛的人才能拯救世界,那我要不要拯救世界呢?

這就不是廢話了。“大使命”觸碰到了“無法放下”,這就是兩難選擇,就是“內外情節嵌套型矛盾”。

當然,你估計會說:那我就不拯救了,反正拯救世界一般也輪不到我這種弱雞,但犧牲最愛的人,這太過恐怖和殘忍,我這種弱雞做不到啊。

你說得沒錯,因為我自己的答案也是這樣。

我們大部分人都是這樣,因為我們都有確切的“無法放下”,而“大使命”對我們來說,只是一個遙遠而抽象的口號。

我們誰都沒遇到過“要拯救世界”這樣的任務,但我們誰都有自己永遠不願犧牲的“最愛的人”。

我們熟悉後者遠遠多過熟悉前者,或者說,我們把自己代入後者的便捷度,遠遠高於前者。

所以,後者帶給我們的感受力度,遠比前者更直接而確切。

如果九九八十一難的最後一難是吃肉,唐僧該不該吃?

同理,“有位高僧要證得無上菩提、將真理妙諦帶回東土”只是一個神話,一個只在經卷與小說中流傳、作為另一個次元裡的奇蹟而存在的神話,“和尚吃肉”卻是一件醜聞,一件在現實中也可能發生、可能引起我們生理性排斥與厭惡的、或者可能激發我們討論快感和譴責快感的醜聞。

我們熟悉後者遠遠多過熟悉前者,或者說,我們把自己代入後者的便捷度,遠遠高於前者。

前者事關宏旨,後者有瓜可吃,大多數人最抗拒最懶於思考的就是宏旨,大多數人最熱衷最勤於享受的就是吃瓜。

所以,後者帶給我們的感受力度,遠比前者更直接而確切。

這年頭有個流行詞叫“降維打擊”,那麼這個問題,就屬於“升維提問”

因為我們絕對不能站在這個塵世裡那套具象的、肉身的、實用主義的、雞零狗碎的邏輯體系裡來回答它,絕對不能推己及人地站在我們自己的“無法放下”裡來回答它。

回答它的前提就在於,我們必須相信,在一個更高的層級裡,有人真的可以做到,把什麼都“放下”。

如果九九八十一難的最後一難是吃肉,唐僧該不該吃?

一定要找個類比的話,我倒是想起了司馬遷。那個在皇權的暴戾與傲慢面前,明明可以選擇慷慨赴死,卻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而情願被割掉陽物的司馬遷。

“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讀書人最在意的,莫過於尊嚴二字。保證人格的完整性,從來都是司馬遷這樣的士大夫最看重的持守,就像具足戒、不殺生、不飲酒、不食肉,從來都是唐僧這樣的修行者最看重的持守。

接受宮刑的那一刻,司馬遷親手扔掉了他看重半生、持守半生的東西。

那是因為,他有《史記》要寫,有一個更偉岸的信仰要去完成。

“持守”和“信仰”絕大多數時候是不矛盾的,但如果出現了特殊情況呢?

持守是為了警示自己、約束自己、勸勉自己、修煉自己、完善自己,放棄那些必須放棄的東西,最後到達和實現信仰。

如果持守變成了信仰的阻礙,那持守本身,就成了必須放棄的東西,那放棄持守,就成了對自己的又一次警示、約束、勸勉、修煉、完善。

因為持守只是過程、工具、方法論,信仰才是終極目的。

二者千萬不能倒置。

所以“士可殺不可辱”之外,還有一句,“忍辱負重”。

司馬遷的宮刑,就像是唐僧的吃肉;司馬遷的《史記》,就像是唐僧的真經;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就像是唐僧的無上菩提、真理妙諦、普度眾生。

於是,那個士可殺不可辱的士大夫死了,那個太史公卻浴火而生,那個面善心軟沒主意的鄉愿淚包老好人死了,那個聖僧卻終成正果。

唐僧一路膽怯、害怕、動不動“骨軟筋酥”、“魂飛魄散“、”落於馬下“,可無論被嚇尿多少回,他依然“捨身拼命”、“往前苦進”、砥礪前行、百折不撓、從未動過一絲一毫的回家念頭,這就是小怯懦和大勇毅在同一個體身上的並置。

從性格來說,唐僧彷彿窩囊廢,是不太適合擔任取經大業的。

但從信念來說,唐僧心比金堅、志若磐石,沒有人比他更適合擔任取經大業。

這就是唐僧最偉大最讓人欽服的地方:他有很多的“不能為”,但他永遠能“敢為其不能為”。

唐僧對於佛法的體悟,也是一個在跋涉中不斷深化的過程。

一開始,唐僧不是沒有在機械的、僵化的、形而上的層面抱殘守缺地固守戒律:六賊無蹤、三打白骨精、真假美猴王,孫悟空三次“傷害無辜”被逐,這就是唐僧對“出家人不能殺生”的教條化踐履。

“不能殺生”和“忠奸不辯”、“錯戡賢愚”之間,哪個才是更大的無明?

“不能殺生”和“讓取經半途而廢”之間,哪個才是更大的罪衍?

“不能殺生”和“讓這些被放過的強盜妖魔繼續殺生”之間,哪個才是更大的反慈悲?

如果九九八十一難的最後一難是吃肉,唐僧該不該吃?

那麼,逐漸成長之後的唐僧呢?

女兒國答應假結婚再伺機脫身,豈不聞“出家人不打誑語”?

滅法國化妝扮作客商,豈不聞“出家人不近俗物”?

一處處通關文牒倒換時向各位國王山呼朝拜,豈不聞“出家人不能禮敬白衣(俗人)?”

子母河邊墮胎,算不算直接殺害了一條小生命?

無底洞跟金鼻白毛老鼠精軟語溫存喝交杯酒再騙其吃下孫悟空變化的桃子,是不是一口氣把色戒酒戒妄語戒全犯了個遍?

如果九九八十一難的最後一難是吃肉,唐僧該不該吃?

所以請看,不用勞煩我們來設置“八十一難最後一難是吃肉”這種極端遊戲規則,唐僧早就自己把各種戒都破過了。

甚至可以說,唐僧走向開明、精進、通達、戡破愚痴和魔障、理解真正的禪機、趨近大乘正果的過程,恰恰就是他逐漸放下對“戒律”的本本主義和形式主義執念,懂得“敢為其不能為”的過程。

如果我吃肉,是為了讓更多蒼生免遭厄運不再被當成魚肉,是為了讓六道有情永離孽苦不再受困於這具陳腐的皮肉,那我有什麼理由懼怕吃肉?

如果九九八十一難的最後一難是吃肉,唐僧該不該吃?

相信很多人都聽說過這件事:

2008年汶川地震,四川什邡市婦幼保健院一夜之間成了危樓,可院中還住著二十幾位待產的孕婦。

災民眾多,帳篷都不夠住的,更勿論各種醫療機構幾乎在災中全毀。

有人想到了醫院對面的羅漢寺,找到了住持素全法師。

這是佛門清淨之地,見不得血光,容不得葷腥,更何況,是讓人在裡面生孩子。

可素全法師的態度是:不能解苦救難,還叫什麼大慈大悲?佛門確有諸多忌諱,但見死不救,才是最大的忌諱!

如果九九八十一難的最後一難是吃肉,唐僧該不該吃?

他召集所有在寺僧人和居士,立下了幾條臨時寺規:無條件收容所有產婦,無條件配合與幫助產婦生產,無條件提供和接納一切可供產婦吃用的物品。

於是,香案和齋桌拼在一處,鋪開幾張草紙,簡單消毒後,就成了臨時產床,一個個小生命在上面呱呱墜地。僧人們讓出了所有房屋,打著傘露宿在場院中。為了產後營養,在“不能殺生”的佛像面前,架起了大鍋燉著雞湯和豬腳。

那樣簡陋的條件裡,沒有一例病危,沒有一例難產,沒有一例感染。

直到今天,這些已經長大的孩子,還每年會回到羅漢寺——他們共同的家裡,紀念曾經的緣分。

素全法師說,這都是他的孩子。

如果佛菩薩真能示現奇蹟,那它也一定以大愛為最高前提。

佛門弟子的無畏無己,盡在其間。

這個故事,是不是和“唐僧該不該吃肉”同工異曲?

如果九九八十一難的最後一難是吃肉,唐僧該不該吃?

佛法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固定框架,佛法是用一切辦法來拯救眾生的苦難。

千萬不要以為自己很勤謹,其實看到和抓住的只是芥子,漏掉的卻是一整座須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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