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爆發以來，伴隨著陰謀論的身影，病毒的起源成為人們最為關注的對象。為什麼人們容易相信“陰謀論”？如何正確區分科學思維觀和普通思維觀？
對此，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教授吳飛受邀撰文，分享觀點。面對疫情之下的陰謀論，吳飛教授認為，我們思考問題應更多地從科學思維入手，理解邏輯合理和概率為真的差異，面對海量信息的時候，通過理性和經驗去篩選那些已驗證的內容。
權威醫學雜誌《柳葉刀》在2020年2月19日發表聲明，強烈譴責關於新冠病毒非自然起源的陰謀論，強調疫情中相關數據迅速、公開且透明的共享正受到這種陰謀論的威脅。
其實這是意料中的事，每逢重大公共事件發生，總是伴隨著陰謀論的身影。
本次疫情中最為人們所關注的陰謀論是病毒起源的問題。尤其日本朝日電視報道稱美國現有的流感案例中也有可能混入COVID-19後，輿情譁然，網友們紛紛猜測難道美國是幕後黑手？理由也很明確：新冠疫情爆發前，美國軍人來參加軍運會時，美國正在爆發流感，12月底武漢就發現了受感染的新冠病毒患者，時間不可謂不巧合。
“新冠病毒是美軍帶到武漢的”，“新冠是針對某個國家的生化武器”等說法在社交媒體上廣為流傳。一時間，一些關於軍運會、外籍軍人患瘧疾等報道流傳，摻雜著聯想，各種陰謀論不脛而走。
為什麼人們容易相信“陰謀論”呢？
許多人相信陰謀論，有趣的是，相信陰謀論也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美國政治學雜誌的一項研究表明，所有美國人中至少有一半的人相信過至少一種陰謀論。比較流行的陰謀論包括美國登月是假的，美國的秘密軍事基地51區裡邊有外星人，世界是由一個秘密團體真正控制著，9•11是美國政府自己策劃的等等。
陰謀論不是當前社會的主流，但古往今來人們相信陰謀論確有許多心理學和社會學的原因。
首先，人們出於認知能力的侷限和思維的惰性。我們知道，世界是複雜的，現實中很少有單一的因果，大部分事件都是多因多果。弄清楚事情的因果很難，如果要分析一個事件的某個因素影響的時候，需要控制其他因素的變化，使之不產生其他的影響，通常連專業的社會學家也難以做到，更遑論普通人。因此，人們習慣簡單思維。當事情複雜程度超過認知能力的時候，人們就會陷入困惑、緊張和焦慮之中。但人們對於重大事件總是本能地想要理解發生了什麼、是如何發生的，以此來決定自己的反應。超出認知範圍，又想認知它，於是人們總是習慣於拿起自己的“奧卡姆剃刀”，剝離問題的複雜度，將其降解為符合自己認知的維度。這時候，簡單易懂的陰謀論，就提供了“不用很麻煩很累就明白了”的答案，消除困惑的焦慮感。
美國學者謝爾默•邁克爾認為，人們更傾向於從無關的隨機事件中尋找有意義的潛在關係。他們願意相信世界是被一個隱形的幕後組織控制，斷章取義地片面引用事實來證明自己已經認可的理論，並從結果反推原因和解釋。換句話說，陰謀論者總是先通過直覺形成一個觀點，然後從複雜的事件中尋找可以支持這個觀點的碎片，來“逆向推測”出事情的原因。這樣事情就變得“簡單而清楚”可以被認知了。
諾貝爾獎獲得者心理學家卡尼曼認為我們大腦中主導決策的思維模式主要依賴印象、直覺、和感覺做出判斷。這種模式在接受到混亂而複雜的信息時，最擅長的一種方法是為這些信息尋找一個關聯和解釋。一件大事必然會帶來一些後果，而一些結果也需要一些原因對其作出解釋。我們的大腦熟練地將這些知識片段合成一個連貫的因果關係。但是，很多錯判，比如陰謀論，也可能來自看似邏輯關係很強的論斷。
其次，人們不喜歡“不可控“，陰謀論是人們對不穩定的複雜系統進行控制的一種方式。
根據心理學的研究，人們希望世界的運動按照我們的信仰、經驗、態度、理念和預期來行動，即使現實與我們預期不一致，我們也要改變外在證據來使它符合我們的內在期望。同時，人類需要在外在環境產生一種控制感，我們不希望在現實面前表現得無能為力和無所適從，我們需要需求某種自己能夠理解、控制、描述、解釋和預測的可能性。
陰謀論給人一種錯覺：無論現實世界如何複雜，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通過人的精心算計而被控制，被納入某種可控的秩序之中。這種“可以被控制”的感覺，在某種程度上讓人擺脫了對偶然的、不可知的恐懼，反倒會讓人覺得更加安全。
第三，人們需要歸屬感和自己的特殊性得到認可。這是一項社交需求，一些研究結果表明，通過相信將群體排斥為反對派的陰謀，人們能夠對自己和自己的社會群體感覺更加良好。相信陰謀的人覺得他們是故事的“英雄”，而陰謀與陰謀家的人則是“敵人”。
通俗點說，如果這個世界上萬事萬物都有其存在和發生的原因，那麼我們自己渺小的人生是否也具有特殊的非比尋常的意義？如果我們能夠掌握這個原因，也許就可以控制自己的人生？
本質上，人們不願意相信自己的一生就是一系列毫無意義的隨機事件。我們從內心深處希望自己有超出一般的意義，希望有理由詮釋人生的價值、解釋苦難的原因，通過“因果報償”尋找內心的平衡。因果報應不知何時才來，那就只能相信“隱形力量”在幕後控制局勢了。
區分科學思維觀和普通思維觀
由於近年來互聯網科技的飛速發展，人們獲取信息變得更加容易。爆炸的信息量加劇了人們甄別信息辨別真偽的難度。與一些謠言不同，陰謀論的敘事是人們更容易接受的，往往更加宏大且講究“邏輯”，而且真假摻雜，似乎步步合理，水到渠成。常人面對這帶有部分真相的“黑箱”，在很多細節處難以證偽。
事實上，在統計學的視角下，一個理性人想要通過維繫在偶然因素和不切實際假設之上而實現一個大的事件或策略，是非常不靠譜的。我們應該知道“事件越多，則所有事件均為真的概率越小”這一基本的概率法則。陰謀論由眾多的事情“很偶然”地組成，碎片信息通過“理所當然”的邏輯關係串聯起來，但是同時發生這些事件的概率非常低。
比如說，“美軍傳播新冠病毒”的陰謀論建立在幾個事件發生時間的巧合：美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被關閉，美國正在爆發流感，美國軍人來武漢參加軍運會，武漢發現受感染的新冠病毒患者。這些偶然事件的同時發生增加了陰謀論的“合理性”（plausibility），因為“世上本有巧合，但巧合一旦多了或者不該巧合的事情被巧合到一起了的時候，也許就成了一種刻意的安排了。”但是，從概率上來說，“可能性”（probability）很低，因為要把這些事件疊加起來同時發生會使得整體事件發生的概率非常低。我們寧願相信“合理性”而不相信“可能性”，因為我們的大腦思維模式相信有邏輯關係的連串信息，這就是心理學上的代表性偏差，即過於關注各種事件的典型特徵的相似度，而忽略基礎概率。
而由於社會的複雜性，中國有“牽一髮而動全身”，西方有“蝴蝶效應”一說，微小的偏差可能導致終值差異巨大，因此，人們想通過陰謀論的說法去預測和控制未來事件的發生也是無稽之談。
這次疫情期間陰謀論的觀點似乎更容易被人們接受，主要還是因為人們面對對未知病毒的恐慌，人們希望解釋它的由來，畢竟相對於自然出現而言“人造”是可控的。人們也希望給長期的經濟損失和深重的社會影響找一個答案，即便它不是正確的。疫情的壓力下，很少有人能克服思維謬誤，這意味著陰謀論的產生很難避免。而在情緒化的助推下，導致其更加廣為流傳。
在疫情期間，應該採取一些措施降低陰謀論對社會的影響。一方面要有及時的信息披露制度。主管部門應該及時有效的公佈相關的信息以滿足人們對於掌握可靠信息的需求。也可以請相關領域的專家就公眾關心的話題做專業又易懂的解答。正面案例譬如上海華山醫院感染科專家張文宏醫生，將防疫科普講得既清楚又接地氣，贏得了公眾的高度評價。
另一方面，個人也要努力提高知識素養，建立科學思維觀。科學思維觀認為世界的運行有一套純機械的機制。比如說，牛頓說過“尋求自然事物的原因,不得超出真實和足以解釋其現象者。”但是，普通思維觀認為凡事發生都有其目的性。冥冥中有一股力量決定我們的命運。最典型的例子是類似於“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的論斷。
我們在思考問題，應該更多地從科學思維入手，理解“邏輯合理”和“概率為真”的差異，在面對海量的信息的時候，通過理性和經驗儘量去篩選一些經過驗證的內容。
內容來源 | FT中文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