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的四十年，使北京中關村從農業經濟向高新技術產業、知識經濟的"華麗轉身"。這裡，改革破冰敢為人先，中國"硅谷"不虛其名。
畢慰萱，生於1940年。中國科學院計算機中心工程師，陳春先的夫人。陳春先於1980年，提出了把美國的"硅谷模式"引進中國的設想，被譽為"中關村之父"。畢慰萱與陳春先一起，成為了中關村歷史的書寫者和見證人。
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位於北京市海淀區的中關村，與小崗村、溫州一起，成為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座標。然而說起中關村的發展歷史，就不能不提起一個人。被譽為中國硅谷中關村之父的陳春先。是他，親赴美國考察，第一個提出了在中關村建立高科技示範區。是他，打破體制堅冰，第一個在中關村創辦了具有商業性質的協會組織。
陳春先下決心要把美國硅谷的模式移植到中關村，面臨三個問題，一個是允許不允許的問題，能否合法被批准，第二個是人員場地經費問題，第三個搞什麼項目。這三個問題，他在科學院的各級機構裡，做了很多的宣傳，寫了很多報告。
1978年，畢慰萱發現，平日每天在實驗室刻苦攻關的丈夫，破天荒的從單位帶回家一個時髦錄音機。開始練起了英語，這個舉動讓她感到非常奇怪。
他自己到所裡借了一個老式的大錄音機，一個帶子轉，他吃飯的時候聽聽，別的時候也沒功夫。在家裡，天天睡覺之前聽，也讓畢慰萱聽過，當時畢慰萱也忙，跟他簡單對話過。
當初陳春先之所以要練習英語，是因為他突然接到一個通知，準備前往美國進行技術交流。1978年，中美兩國的關係開始全面復甦。在周恩來與基辛格的安排下，中美決定在這一年互相派遣國內最優秀科學家進行進行友好訪問。陳春先作為中國核聚變的專家，一直想去美國學習最先進的核聚變技術，為了準備這次出訪，他幾乎把實驗室當成了家。
那些日子，整天畢慰萱都看不著他，飯也不顧上吃，有的時候畢慰萱都把飯送到他實驗室去。他們一起加班的同志，晚上夜裡連著幹， 畢慰萱熬些粥，在自行車後面馱著，送到他們實驗室去。
大家對陳春先準備去美國，都抱著很大的希望，因為他們這個項目在文革中非常困難搞成的，現在國家把陳春先作為集體的代表，派到美國去，組裡的人，包括參加項目的物理所以外協作的單位，都來找他，商量怎麼把美國的技術學回來。
陳春先要去美國學習交流的這項技術，叫做可控核聚變技術。可控核聚變是一種和平利用核能的技術。簡單地說就是可以把海水變成人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能源。這項技術自誕生之日，就因為巨大的價值而吸引了全世界物理學家的關注。1978年，陳春先率領團隊,歷經六年時間，研發出了託卡馬克6號核聚變裝置，這個裝置的成功讓44歲的陳春先成為了中科院的明星。然而，在與妻子的聊天中，他經常會提出那個讓他十分困擾的問題。
畢慰萱說："我們倆聊天，當時我們倆認識以後，每天晚上是圍著中關村，我們就一直談好幾個小時。他心裡就有一個很大的問題，為什麼蘇聯原來都在美國前頭，然後美國趕上他，搞核聚變的托克馬克也是，他從資料上知道，也是蘇聯先搞，美國超過了蘇聯。"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蘇聯解體，美國和蘇聯這兩個超級大國一直保持著冷戰的狀態。雙方在科技實力上展開了一場競賽。從航天飛機到核能應用。幾乎每個領域，兩國的科學家都在試圖努力超越對方。雖然在基礎理論方面，蘇聯一直領先與美國，然而一旦到了應用和時間階段，美國的優勢就會顯現出來，並且總能夠超越蘇聯。陳春先隱約的感覺到，美國的科研體制中，有一種看不到的力量，正是這種神秘的力量，讓美國的科技實力稱霸世界。這種力量是什麼？陳春先並不清楚，然而在那次美國之行後，陳春先找到了答案。
陳春先七八年第一次去美國，他回來第一件事就講到，他說我現在知道為什麼美國超過蘇聯了。他提到了這個高科技公司，說真是不得了，我們這幾千人的工廠才能生產的設備，人家那十幾個人，二十幾個人就行了，而且都是教授在那開公司。到美國去，接觸的很深入以後，他確實感到這個科研體制裡有很多差異，他覺得美國的科研體制裡有一些生命力的東西。
陳春先在美國看到，大學教授和研究人員，可以利用自己掌握的科技成果去開公司，而美國的大學，不僅不會限制這種行為，還會盡可能的提供便利。
1980年的中國，科研機構完全是借鑑蘇聯模式，當時各大科研所裡的科研人員，往往生活在封閉的實驗室。不僅缺乏對生產的認識，也沒有把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意識。正是缺乏市場意識，讓蘇聯在科技方面被美國超越。
在地處美國加州北部的硅谷，陳春先親眼目睹了科技與市場結合所爆發的巨大能量。依靠附近斯坦福大學、伯克利大學等世界一流大學和研究所，用不到全國的1%的人口創造了全國5%的GDP。英特爾，惠普等世界知名的高科技公司都誕生在這裡。
這次美國之行讓陳春先大開眼界。他認識到，如果不打破我國當時的科研模式，很難在科技方面追上美國。美國有大學雲集的硅谷，我們中國也有高校林立的中關村！能否把中關村作為試點，學習美國硅谷的模式呢。陳春先回國後，妻子畢慰萱明顯的感到，丈夫對硅谷的熱情，竟然超過了核聚變。
中關村跟硅谷有很多相像的地方，有這麼多好的大學，因為硅谷就有三所大學校，伯克利都在那個地方，還有USA，就是洛杉磯那個大學也非常好，還有就是錢學森上的南加州大學都在那塊，陳先生就說我們有這麼好的大學在這，這麼多的研究所，不光是科學院的，國防科工委的各個部的也有。
而且當時各個所剛改革開放都要搞科研，大家積極性都很高，所以他看到這一條件，就覺得我們這完全有條件搞，很多人是支持的。但是遇到的困難卻是難以想見的，他當時跟畢慰萱講，他說他遇到了銅牆鐵壁。他跟妻子開玩笑說比咱們家牆的還厚，他說談到實質就不行了，他說我們要試驗一下。
當時，陳春先是中科院物理所擔任等離子物理研究室主任。他與陳景潤、楊樂、張廣厚一起，被特批晉升為中國科學院最年輕的研究員，被稱為中科院"四少"。如果他堅持在自己的領域繼續奮鬥，幾年後就會帶上中科院院士的桂冠。然而在看到美國硅谷的繁榮後，陳春先卻作出了一個讓大家意外的決定，他要把美國硅谷的模式，引入中國。
當時畢慰萱覺得他的想法非常好，但也覺得他挺難受，因為一個知識分子多麼看重他的專業，最重要的，陳先生從蘇聯，理論物理搞那麼好，在中國核聚變以後，張均富這幾個項目，他也都起了開創，到核聚變都取得了成功，到美國又看到人家，他也知道怎麼搞了。這時候放棄專業，對他來說，畢慰萱覺得用什麼詞都難以形容，等於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就是核聚變。
畢慰萱覺得，在和他相處，只要是核聚變的事，家裡的事，孩子的事全都不在話下。有時候，畢慰萱跟他說，讓人類擁有個永久的能源，你都捨棄了？他說，這個很重要，這個項目解決人類的永久能源，我不搞，自有很多人搞。可是在中國這樣的特定條件下，在中國的文化背景和體制背景下，要把美國的硅谷模式中一些有生命的東西引進來，而且能夠生根，能夠推動它，搞這件事，只有我這樣的人。
1980年，從美國歸來的陳春先，開始研究美國硅谷的發展歷程。在他的總結報告中，美國硅谷的發展，幾乎成了文章的主題。大家雖然對美國硅谷充滿了好奇，但是卻沒有人認為中國適合這種形式。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並沒有私有制經濟存在。大家對民營和公司的概念還非常模糊。陳春先要在中關村推廣美國的硅谷模式，聽起來就像是天方夜譚。更嚴重的是，推廣硅谷模式還要冒著違法的風險。陳春先並沒有因為風險而退卻，當他聽說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方毅，在一次公開的講話中，表達了知識分子創業的支持後，他急忙找到了妻子，讓她去尋找這份講話的稿件。
方毅說知識分子的身份首先是知識分子，不是做生意的。在業餘時間，在不影響本職工作的前提下，可以兼職做對社會有意義的技術方面的工作，他們可以拿每個月在15塊錢人民幣之內的津貼。這幾句話，畢慰萱印象特別深。
正是方毅的這次講話給了陳春先一線曙光。知識分子創業，並不是國家明令禁止的。有了這個尚方寶劍，陳春先在1980年10月23日，成立了一個民間科技組織"北京等離子學會先進技術發展服務部"。沒人能想到，這個名字繞口的組織，正是中關村第一家科技企業的雛形。
受控樓的一個旮旯角，他們打掃衛生，把倉庫弄了，學會成立就在那裡。後來有了錢以後，在中關村那個地方，兩個樓中間蓋了一個兩個平方房，蓋平板房，畢慰萱印象很深了，就是那個平板房挺大的，花了幾千塊錢，平板房蓋了兩個，一個叫北京等離子學會先進技術發展服務部，還有一個地方就大家開會諮詢搞研究商量。現在那個地方全是樹了。
北京等離子學會先進技術發展服務部，其實是北京科協旗下的一個民間組織，成員都是來自中科院的科學家。這個組織並沒有營業執照，也不以盈利為目的。陳春先希望通過這個組織的建立，為科技向市場推廣建立一條渠道。然而讓他想不到的是，這個協會竟然很快就找到了與市場的契合點，不到一年的時間就盈利了幾十萬元。
非常有成績的項目就是電感儲能電烙鐵，這個解決什麼問題？就是當時所有的電烙鐵就是要接電源。而陳春先就在美國硅谷考察期間，認識一個南加州大學的教授叫孫良方。
陳春先成立了服務部，孫良方把這個項目的技術帶回來了，而且是無償的。孫良方就說這個項目你們可以搞，電感儲能的電烙鐵，對於中國一定有好處，你到野外工作等等，只要有電池就可以電烙鐵。他把技術圖紙交給陳春先，陳春先他們就弄。孫良方後來告訴畢慰萱，當時就在五道口那個衛生院弄了幾間房生產，孫良方都排著隊，汽車等著拉，畢慰萱記得純利潤大概有40萬人民幣。
在盈利之後，陳春先按照規定為參與服務部的科學家發了酬勞。剩下的錢，陳春先購買了幾臺電腦，在中關村辦起了電腦技術培訓。因為抓住了科學技術與市場的結合點，陳春先的服務部一下子火了起來。白天陳春先要忙於物理所的科研工作，下班時間，他又要處理服務部的事情。看到丈夫日夜操勞，畢慰萱也主動投入到了服務部的工作當中。
他說那個服務部要請教員，畢慰萱是搞計算機的，當時就講計算機，講電子。像電子所、電工所、服務部的，當時有一些搞受控的，計算機不太知道，畢慰萱熟悉計算機這一領域，去找了教員，來講計算機。當時的計算機都是單板晶，很簡單的dos的程序，很簡單的一些，就是請人來講。
當時來電腦班授課的老師，都是犧牲了自己的業餘時間，所以陳春先也為大家發放了酬勞。正是這幾塊錢的酬金，打破了中科院的寧靜。中科院的領導擔心，這些酬勞，也許會影響到科研人員的正常工作，干擾科研秩序。1982年，就在服務部開辦的如火如荼的時候，突然被勒令停辦。對於這個決定，陳春先和畢慰萱一時間也感到手足無措。
山雨欲來風滿樓。服務部1980年開始搞了兩年，非常紅火的時候，忽然就嘎然停止了。當時這個事情在社會上，雖然有好的反應，但是爭議還是很大的。
到了1982年初，這種爭議就已經上綱了，各種輿論認為他們是搞邪門歪道，不務正業，腐蝕幹部。不但輿論造出來，而且在大會上有的領導人不點名的，公開的批評陳春先，接著有一些組織來調查，查帳，甚至有變相的"專案組"等等。
在這種情況下，服務部的人員確實很擔心，都害怕了，畢慰萱心裡也很害怕，所以服務部就停止了，沒有人了，只有陳春先一個人在堅持。他業餘時間還是去，也有人去找他，憤憤不平，覺得他們搞的是方向是對的。陳春先就安慰他們，說現在已經改革開放了，只要做的是正確的，還要堅持，還會有機會的。
1982年的元月，中共中央批轉了《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肯定了當時在農村實行的各種聯產承包責任制。然而在在科學界，能否進行市場化的嘗試仍然處在爭論階段。如何處理陳春先的服務部，成為了整個社會的的焦點。就在陳春先焦急等待的時候，新華社的記者潘善棠叩開了他的家門。
他就找到了陳春先，陳春先就把他從美國硅谷看到的這個過程，這兩年搞了什麼，取得了什麼樣的效果，原原本本非常如實的跟他講了，潘善堂還讓陳春先領著他去看了服務部的那個房子，那時候空了，還跟服務部的有些人談了。潘善堂回去以後，徹夜未眠，他非常激動，他就寫了一內參的報告。
這份內參詳細記錄了陳春先創辦服務社的始末。1983年元旦剛過，這份內參就被新華社被送給了有關領導。讓所有人想不到的是，不到一週時間，黨中央的四位領導都對這份內參做了批示，而且很快就在中央廣播電臺播送。不久，經濟參考報頭版頭條刊登了《一個"新技術擴散區"在北京海淀出現》，經濟日報連續發表六篇文章，為陳春先的行動正名。當畢慰萱在電臺聽到中央的批示，與陳春先抱頭痛哭。
陳春先第二次去美國回來以後，就已經確認他是很嚴重的糖尿病，尿裡都有酮體了，他累得要命，因為所裡的工作業非常緊張，而且受控核聚變當時也處於一個調整階段，他對受控非常的熱愛，非常的敬業，他工作不願意受影響。
可是，服務部的工作，也是新的，也是千條萬緒，他本來工作壓力就很大，現在加上服務部，兩個壓力，畢慰萱當時真的特別心疼他，經常倆人說著說著就哭起來。
服務部的正名，是中關村發展史上一件重大的歷史事件。在黨中央的直接關懷下，中科院和各大高校認識到了科技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紛紛開始常識創辦科技企業。從中關村初期最著名的兩通兩海，到後來的聯想，北大方正、清華紫光，都是在這個背景下創建的。沒有這個服務部，就沒有後來的中關村科技園區。陳春先的努力，終於打破了體制的堅冰。
1970年，是畢慰萱與陳春先第一次見面。當時陳春先在中科院已經小有名氣。第一次約會，畢慰萱就領教了這位中科院才子的"風範"。
第一次見面是在中關村67樓，他那個小房間，建築面積13平方米，而且很有意思，見面以後，他們倆沒說五分鐘，他就去快倆小時沒回來，把畢慰萱扔在屋子裡，虧了畢慰萱還帶了一本書，就在那看書。
後來他回來，滿頭大汗，告訴畢慰萱說是他要搞受控核聚變，急著找一種矽鋼片，聽說在物理所的廢倉庫裡有，他去找去了。倉庫特別大，找了半天，搬啊，弄啊，終於找到了，找到他們還測試了一下，直到能用，他才鬆了口氣回到這。然後他就跟畢慰萱講，受控是怎麼回事，他為什麼要搞。
這次約會，陳春先不僅讓畢慰萱空等了兩個小時，而且還滔滔不絕的向畢慰萱描述了可控核聚變的原理和對人類發展的巨大意義。在畢慰萱的眼裡，這個大自己六歲的男人，在說起自己心愛的物理，就像一個孩子一樣沉迷。然而也正是這顆金子般的赤子之心，打動了畢慰萱。1971，他們走進了婚姻的殿堂，在畢慰萱的照顧下，陳春先心無旁騖的投入到可控核聚變的研究中，最終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作為一個科學家，陳春先卻並不是一個成功的商人。1984年，陳春先創辦自己的科技民營企業華夏研究所，然而幾年之後，華夏研究所就遇到了經濟危機。
他們沒有做企業家的準備和素質，畢慰萱覺得陳春先是一種理想主義，而且非常熱情的，推動事業的人，不會算賬、算錢，不會搞經營，從小沒有受過這種訓練。
商場如戰場，陳春先大大咧咧的性格，讓他的商海之路異常艱辛。1990年，畢慰萱和陳春先都已經先後辭去了中科院的工作專心企業的經營。然而企業的困難，讓他們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面對自己選擇的這條道路，陳春先卻始終無怨無悔。
陳春先就跟畢慰萱說，畢慰萱覺得他不是假的，他就說每一個時代，一定要有犧牲。他也知道這些不是他擅長，他爸爸也說，不是強迫他，那也就是他們自己的選擇，當時那種形勢，就是讓他們覺得，他們必須要去幹！
60歲對於一個普通人來說，意味著遠離繁忙的工作，享受安逸的晚年。然而畢慰萱和陳春先，在60歲的時候，仍然在商海打拼。1998年，畢慰萱來到了美國硅谷，選擇在陳春先夢開始的地方，開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創業。親身經歷，讓她認識到了硅谷模式的並不是簡單的教授經商，而是有著深刻的社會機制作為保障。
他們倆取得的一個共識，就是認識到這個風險投資是美國硅谷的生命支點，是他的關鍵，他當時在美國沒有把這點觀察到。他只看硅谷的技術人員和生產相結合，走出去，把成果帶上去，推動經濟發展，沒有看到這些技術人員，為什麼能這樣。就是硅谷市場的原動力、保護神就是風險投資，風險投資是一個專門的專業概念。
2000年，陳春先在總結了以往的經驗教訓後，決定再次創業。而此時，他已經沒有了啟動資金，他向美國的妻子提出了一個要求，要把他們在北京的房子抵押出去，繼續自己的事業。
畢慰萱的妹妹讓畢慰萱不要同意他，陳春先讓畢慰萱寫一個同意，把房子抵押了，畢慰萱就給他寫了，畢慰萱說要支持他，要一輩子支持他。畢慰萱到美國打工，也為了支持他，支持他實現自己的願望。他說他已經有很多經驗了，而且這個項目怎麼好，他不會重蹈覆轍，他既然這樣說了，畢慰萱說那我一定支持他！
正當兩人說好要回國一同創業的時候，2004年，陳春先因為多年的勞累，舊病復發，突然去世。出師未捷身先死，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陳春先也沒有親身實現自己的理想。但是，當年他放棄科學研究，用盡心血開創的中關村科技園，如今已經成為了世界上與硅谷齊名的IT園區。雖然與陳春先一起經歷了許多艱辛，但是每當畢慰萱看到今天的中關村，就會為丈夫當年的選擇感到驕傲和自豪。
四十年的風雨歷程，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勢。以陳春先為代表的中關村人，抓住了改革開放的大好機遇，在中關村這片熱土上誕生出一個又一個奇蹟，創新奮鬥的中關村精神，已擴散到整個北京、甚至全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