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王科棟律師，專注於企業家及高管職務犯罪、經濟金融犯罪辯護和刑事風險防控研究。
本文導讀：近年來，最高司法機關（公安部、最高檢與最高法）相繼出臺多個嚴禁把經濟糾紛當犯罪處理的重要通知，旨在保護平等、自願、公平、自治的市場交易秩序、用法治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實踐中，刑事手段介入普通民事糾紛的情況，並不在少數，本文從原因、以及一個典型案例來進行有關分析。
1、一個典型案例：借貸糾紛竟然成為合同詐騙！
2、實踐中公安機關插手經濟糾紛，原因何在？
1、一個典型案例：借貸糾紛竟然成為合同詐騙！
這是筆者曾經經辦的一個案件，非常典型的刑事手段介入普通民事糾紛案件。
【案情經過並不複雜】
甲乙兩家公司，為規避法律（法律明確規公司之間不能互相拆借）實現資金融通，採用虛假的貨物買賣形式，簽訂【名義上是買賣，實質上是借貸】的一系列合同。
期滿後，借款方乙公司，因為資金週轉問題，無法及時還款，雙方發生爭議。
甲公司於是以詐騙為由進行報案。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公安機關受理了案件，並且以【合同詐騙罪】將案件移交送檢。
就這樣，普通的借貸糾紛，變成了一起刑事案件。
【此案的情況，構成合同詐騙嗎？】
從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上，我們來分析：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合同詐騙罪】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佔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一)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
(二)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的;
(三)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後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
- 主觀上：甲乙公司，為實現資金融通，採用虛假的貨物買賣形式，簽訂名義上是買賣，實質上是借貸的合同，雙方對合同情形均悉知明瞭，其中並不存在“非法佔有為目的”的欺騙情形。
- 客觀上：合同簽訂過程真實有效（真實的公司、法人、擔保人），履行上乙公司因為週轉困難無法及時還款，而不是故意逃匿藏匿。
顯然，本案並不符合“合同詐騙罪”的主客觀構成要件。
而這樣一起普通的借貸糾紛，竟然被公安“成功”受理並且立案，最終移交送檢審查。
2、實踐中這樣的情況並不罕見，原因又是為何呢？
實踐中公安機關插手經濟糾紛，原因何在？具體來分析，筆者認為有以下三點：
（1）偵查人員業務水平問題，導致無法區分經濟犯罪與經濟糾紛的界限而錯誤立案
- 一方面是部分地區確實存在的，偵查人員業務水平過低導致的“不該發生的錯誤”；
- 另一方面是經濟活動的日益複雜化，很多案件區分難度確實很大，偵查人員難以區分而陷入“認知錯誤”。
（2）報案人的誇大事實和刻意隱瞞，導致偵查人員“誤判”。
一些案件，報案人在陳述過程中，故意誇大事實，隱瞞真實的經濟關係，而偵查人員在缺乏調查瞭解的情況下，就會因此導致“誤判”，最終錯誤介入了一件普通的經濟糾紛案件。
（3）還有一種個別情況：偵查人員利用刑事強制措施，為報案人追繳欠款，並從中獲取好處和利益。
實踐中，報案人自然希望更快更便捷追回欠款，而個別偵查人員正是利用了這種需求和心理，採用限制人身自由、查封扣押財產等強制偵查措施，來為其“追回欠款”。
不論是何種原因，經濟活動中，動用刑事手段尤其是刑事偵查權，來插手民事糾紛：
——從法律角度，是濫用公權力的行為，也違背了法律規定。
——而從經濟發展角度，則嚴重損害了平等自願的市場交易秩序，和各個主體健康發展的營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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