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季學期，應該是能夠載於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個學期！由於新型冠狀病毒引發肺炎疫情的影響，所有課程只能通過網絡進行。遵照學校的規定，本學期北京大學和北京外國語大學《愛的心理學》通選課，也只能是以網課的形式進行。但課程的要求仍然一點也不能打折扣，尤其是期末小組作業，歷來是本課程中重要的一環。
本學期北京大學和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同學們可以混合組成研究小組，完成期末作業。那麼，兩校間的小組成員不能面對面交流，他們能否按照要求寫出一份合格的小組論文？直到期末結束時，收到學生們的論文，懸著的心才真正放下來！同學們非常努力、認真，寫出來的論文水平絲毫不亞於前幾屆的同學們！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裡，我將在本公眾號陸續發表優秀論文作業精選。本文節選自北京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通選課程《愛的心理學》鄭翠儀（北京大學）、王奕心（北京外國語大學）、萬子恆（北京外國語大學）和劉保林（北京大學）同學的小組作業。指導教師為北京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李同歸老師。大多數圖片來源於網絡。版權歸學生們所有。如需要轉載，請聯繫本專欄。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阿魯巴”遊戲對友誼關係以及性別角色的影響
鄭翠儀 1600093101（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王奕心 17030071（北京外國語大學俄語系）
萬子恆19090022 （北京外國語大學阿拉伯學院）
劉保林1910307205（北京大學醫學部）
【摘要】 “阿魯巴”是一種盛行於男生之間的遊戲，其主要玩法是眾人將被“阿”者抬起然後向著柱狀物體（電線杆，打開著的門等）撞擊其下體。而且這種遊戲女生基本不會玩。本研究探討了阿魯巴對友誼關係與性別角色的影響。通過問卷調查和深度訪談，認為在友誼關係上，阿魯巴能夠促進積極參與者友誼關係的發展。首先應認識到阿魯巴的遊戲性，即它是一種包含象徵性攻擊的打鬧遊戲，而不能只因其具有受傷的風險而認為是一種欺凌。這樣一種打鬧遊戲是一種帶有強烈情緒的團體活動，能提高積極參與者的友誼質量。其次，在性別角色上，阿魯巴與參與者的男性氣概密切相關。進化心理學的“同性競爭，異性選擇”情況的存在，加上青春期男生身體發育、性意識萌動的特點與男生“情感文盲”的特性，最終導致了阿魯巴現象的風行。
關鍵詞：阿魯巴 ，親密關係 ，友誼關係，性別角色，男性
“阿魯巴”是一種盛行於男生之間的遊戲，其主要玩法是眾人將被“阿”者抬起然後向著柱狀物體（電線杆，打開著的門等）撞擊其下體。而且這種遊戲女生基本不會玩。那麼這種具有一定傷害性的行為是否會影響到被“阿”者與其他參與者的友誼呢？遊戲中男生間的親密關係又是如何影響青春期男生對於性別認同的建構的呢？這篇綜述論文便是我們基於這兩個問題查閱了有關資料，進行了調查與訪談撰寫的。
【根據百度百科，阿魯巴廣東地區這樣稱呼（也有稱：磨柱），又被稱為樹人（北方大部）、鋸人（北京）、杆兒人（北京）、砍大樹（東北，也稱卡大樹）、擂角（湖南，也稱阿人）、梭（雲南）、打樁（江浙）、開了（東北）（東北部分地區也稱拉桿）、撞柱子（河南）、拉桿兒(開封)、槓（河北，山西）、開飛機(安徽、山西）扥人（山東）朝天槓（江蘇徐州），上樹（蘇北部分地區）、磨槓子（陝西）、茲求（陝西）、操杆子（甘肅）、上杆子（上槓子）、車裂（簡稱“車）、阿魯巴（臺灣、上海）或Happy Corner（香港），在四川、重慶更被形象稱為“撕胩”或“勒胩”（“胩”KA，四聲），在香港，臺灣則為“阿”。後來又發展出將人抬起在灌木叢上摩擦拖行的變種，在香港稱為“剪草”，臺灣學生則稱之為“草上飛”。】
一、文獻綜述
（一）“阿魯巴”
大陸關於阿魯巴的研究極少，至2020年6月為止僅有一篇，是《以磨柱行為為例，透析校園欺凌現象》（黃仙保，2018）。他發現磨柱現象十分普遍，不僅在廣東地區很多中學校園中時常可見，並且網絡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男女知曉率都達到九成。問卷結果顯示，被磨柱者與磨柱者大多都是男生，而對這樣的行77.1% 的學生認為被磨者的感受是“痛並快樂著”。他認為這在學生間是用來虐待或者開玩笑的“遊戲”，但這一“遊戲”並不友好，並且強調其在學生身心上造成損害的風險。同時由於大多數時候被磨柱者是被迫的，他將此定性為“團體內發生的多數男生對於少數男生的一種校園欺凌”，且屬於校園欺凌中的肢體欺凌，並認為學生將此當成玩笑是對此的認識不清。他提倡，班主任、家長、學校社會應當採取措施對抗這種欺凌現象。
臺灣地區對阿魯巴的研究則相對豐富。該詞在《校園新詞探析-以雲嘉地區高中職為例》（蔡秀華，2003）中作為一個外來的校園新詞被注意到，在《小學兒童校園環境知覺、被害經驗與被害恐懼感之關聯性研究》（吳長穎， 2003）中則被認為是小學生被害恐懼感的情緒反應之一。之後該詞時常出現於臺灣網絡社群與報刊媒體的報道之中。當時阿魯巴風行臺灣，一些媒體的報道與來自網絡的視頻引起了家長對孩子身體受傷的擔心。2004年，臺灣“國防部”與“教育部”分別對阿魯巴發出禁令。
《磨蹭的快感？——阿魯巴的男子氣概建構》（郭怡伶，2005）認為，阿魯巴同時是男性表達友誼與親密的方式與一種恃強凌弱的行為，二者的比例視具體情況而定。而該行為背後是臺灣校園裡的男子氣概建構，包括“強制傳統異性戀、厭惡女性以及同性戀恐懼症、以性作為男性本身及團體的認同、需要憑藉物的同性感情交流、男性間潛藏的競爭以及競爭而來的殘酷文化。”這樣的男子氣概不僅是阿魯巴行為發起的推手，而且在一次次作為男性團體儀式的阿魯巴中不斷被強化。
2011 年，臺灣“立法院”通過《性別平等教育法》修正案。雖然參與的青少年認為阿魯巴是一種同伴遊戲，教育學術界、社會上的少兒保護團體、醫界等一致將阿魯巴視為性霸凌。其成為討論性霸凌的典型實例，被寫進防治性霸凌手冊中。
《男性青少年群體同嗨（high）的打鬧遊戲：「阿魯巴」》（畢恆達、黃海濤、洪文龍、潘柏翰，2017）意在討論阿魯巴到底是霸凌還是遊戲。文章從假裝、意圖、自願、權力階序四個方面分析阿魯巴是一種遊戲，且最終得出結論是一種特殊的遊戲“打鬧遊戲”(rough and tumble play, playfights)。Thomas Reed (2005) 認為打鬧遊戲是一種程序化 (stylized) 的遊戲，而畢恆達等強調阿魯巴中的撞擊正符合“打鬧遊戲中的攻擊是象徵性的”這一特徵，其規則儘管不成文但的確存在以規範參與者的行為。而這種打鬧遊戲背後的原因可以用Macan Ghaill (1994) 提出的用以形容男生的“情感文盲 ”(emotional illiteracy) 來解釋，男生不善於用情感語言來表達，於是通過共同的活動進行互動，在臺灣則從最初的確有欺侮性質的“幹條阿”演變成了作為“男性青少年群體同嗨（high）的打鬧遊戲”阿魯巴。其風行原因還包括，阿魯巴能建立團體歸屬感、釋放精力並給青少年在升學壓力與單調枯燥中取樂的機會、包含男性青少年對性的想象（而無實踐）等。
（二）友誼關係
Bowlby和Ainsworth提出依戀理論後，後續的研究者不斷完善和發展依戀理論，從母親-孩子、戀人的親密關係發展出了對同伴關係（peer relationship/friendship）的研究。Bowlby（1973）在依戀理論中強調了對自我和他人的表徵模型（representational models）的影響，自早年經驗形成後，會較穩定地維持並推廣於其他關係，新的社會關係以已有的模式為基礎來建立的。換而言之，依戀模型包括技能培養的概念，擁有積極的早期依戀經驗的個人不僅對自我有更高的評價、建立了特定的人際關係觀，而且還擁有許多延續這種優勢的練習機會。“依戀是從出生開始直到走進墳墓的”，在起初的研究中，更強調的是父母-子女，或者是原生家庭對後續人際關係的影響（Hazan&Shaver，1987），隨著依戀理論的發展，八十年代後期的研究者突破父母-子女的二分法，並對不同群體本身的特徵和不同的依戀模式予以同等重視，並提出了不同的模式（Collins & Read ,1994），其中包括了同伴關係（peerrelationship）。
同伴關係，在社會學中強調了同伴關係對社會化的重要作用：年齡相近的人自發結成群體，通過做遊戲中的扮演角色，他們相互傳遞各自的知識，嘗試運用社會角色的扮演而過虛擬的生活，有利於形成米德說的“通過他人的眼睛看自己”的“客我”；而遊戲和當中規則並不是參與者獨自設計出來的，而是對他們所觀察的周邊生活引起他們較大興趣的內容來表演，過程中同伴相互之間糾正和補充，以達對社會規則和社會角色期待的更全面的認識，進而影響著終身的社會適應（王思斌，2010；Piaget，1932）。
沙利文（1953）探討了友誼關係和自尊的聯繫，在以親密性為核心特徵的青少年友誼關係中，若友伴關係中有較高的親密性和合作性，那麼友誼質量較高，則會增進青少年的自尊發展。較於親子紐帶，同伴的交往是平等的（Sullivan，1953；Hartup，1992），基於此獲得控制攻擊行為所需要的能力，以及有利於性別社會化（Hartup，1977）。除了對自我概念和社會化的形成外，同伴關係還提供了社會支持和安全感（Sullivan,1953;鄒宏，1998）
而在具體的操作化上，Bukowski和Hoza（1989）將同伴關係區分為兩個方面：同伴接納和友誼關係。同伴接納是一種群體指向的單項結構，反映的是群體成員對個體的態度；友誼關係是一種以個體為指向的雙向結構，反映的是兩個個體間的情感聯繫。對於同伴接納的測量，多用同伴評定、積極提名、消極提名。對於友誼關係的測量，他們提出了三層模型——第一層次，兩個個體之間是否存在雙向選擇的積極情感關係友誼；第二層次，雙向認可的友誼的數量；第三層次，友誼的質量。前兩個層次，多用好友提名（FN）來測量，第三層次的測量則存在比較多的討論和爭議。第三層次:友誼的質量, 即朋友之間提供的支持、陪伴或衝突水平。這一模型已成為評價友誼的基本框架。關於友誼質量,Giordano等人 (1986) 曾提出測量的三個維度:內在的 (如談話、相互信任) 和外在的 (如財物、信息) 獎勵;相互作用與影響模式 (如與朋友一起度過的時間, 對遵從團體規範施加的壓力) 和對友誼變遷的反應 (如衝突的數量, 忠誠的程度) 。Berndt and Perry等人 (1990) 認為可以從積極屬性 (如親社會行為、親密、信任) 和消極屬性 (如競爭、衝突) 以及交往頻率等方面評價友誼質量。Parker和Asher (1989, 1993) 則採用肯定與關心、幫助與指導、陪伴與娛樂、親密袒露與交流、衝突與背叛及衝突解決策略六個維度編制了友誼質量問卷。鄒宏（1998）在Paker和Asher的基礎上進行了漢化和修改，將原來Parker和Asher的六個維度調整為五個維度，合併了“衝突解決策略”歸入到“幫助與指導”，重新更名為陪伴與娛樂、幫助與支持、親密袒露與交流、肯定價值、衝突與背叛。（可詳見下面的思維導圖結構）
（三）男性性別角色
真正具有社會學理論意義的男性氣質研究始於20世紀80年代，受以往研究的影響，男性氣質歷經了從性別主義本質到建構論的整體過渡。波伏娃是社會建構主義的代表，她認為“女人並不是天生的，而寧可說是逐漸形成的”，（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1998）指出社會性別是以生理性別為根本進行建構的，在社會化的發展過程中獲取性別認可。而到了90年代，康奈爾堅持維護雙性論，認為個體的性別不是始終不變的，而是隨著社會實踐的進展更具理性。性別是社會實踐的產物，而性別氣質也都是由社會實踐建構的。（曹，2018）
國外對於性別氣質的實證研究和測驗建立在男性特徵和女性特徵對立的假設之上。Bem在1974年發表了性別角色量表（BSRI）,這是一個用來測量相互獨立的性別角色的測驗工具，BSRI逐漸成為性別角色研究中最廣泛使用的工具。
國內對於性別氣質的研究較之西方較晚，集中出現在本世紀初且以臺灣地區為先驅。不同學者主要集中在對性別氣質的理論探討和實證調查進行研究分析，總體思路都是為了重建男性的性別氣質，彌補性別研究中向來缺失的男性研究。
畢恆達從性別刻板印象出發，分析男性氣質的歸屬及界定的標準，他指出，在一個傳統的男性價值社會里，一個男童要經由社會化過程以成為一個男人。他其實不自覺地在學習父權體制中的強迫性異性戀、與同性戀恐懼這些特質，以不斷鞏固“正向”的男性氣概，並且不斷強化男性氣概中的暴力特質。（畢恆達，1999（04））郭怡伶透過阿魯巴游戲，來研究學校中的恃強凌弱行為及同齡男性青少年之間親密表達，解析校園裡男性氣概的建構。發現阿魯巴是臺灣校園裡男性同齡群體學習男子氣概的操演過程。這種“男子氣概包含強制傳統異性戀、厭惡女性以及同性戀恐懼症，以性作為男性本身及團體的認同，需要憑藉物的同性感情交流、男性間潛藏的競爭以及競爭而來的殘酷文化”，男性氣概作為群體的認同和規範，形成與成員彼此的監視和監督，個體不斷跟從和內化對男子氣概的追求，阿魯巴作為一種校園的團體儀式一次次地使男性們凝聚在一起，確認和肯定他們的男性氣概。（郭怡伶，2005）
針對以上2個問題的討論設計了問卷進行調查並進行了深度訪談。
二、研究一：問卷調查
1、 研究對象
基於研究主題“阿魯巴”這項活動多為男性青少年參與（畢恆達等，2017；郭怡伶，2005），女性儘管也有作為旁觀者間接參與，但考慮到問卷內容設置中牽涉男性的同伴關係和男子氣概，女性作答的效度不高，因此研究對象被嚴格限制為男性。
“阿魯巴”遊戲多發生於中學時代，最佳的研究對象應該是正樂此不疲地玩“阿魯巴”的中學生，他們是在情境中的（in-the-context），感受更鮮活。但考慮到問卷發放範圍的可行性，均為大學生的研究者難以得到中學生的大樣本，因此，選擇大學生群體。一方面大學生均經歷過中學時代，且在不斷探索自我身份的中學階段，記憶痕跡更為生動和深刻，可通過回憶復現場景；另一方面，由於離中學時代有一定的時間差，記憶經過了賦予意義感的加工，能沉澱出中更重要的信息。
2、問卷構成
問卷的內容由四個部分構成，分別是基礎個人信息、針對阿魯巴行為的具體相關問題、友誼關係量表和男子氣概量表。
2.1. 基礎個人信息
這一部分內容在後續的研究中主要作為控制變量。包括了性別，年級，文理科，出生年份，參與阿魯巴的身份（抬人者、被阿者、圍觀者、不知曉），發生的學生時代，第一次參與的所在地的城鄉類型。其中，若性別選擇為“女”、或參與阿魯巴的身份中選擇“不知曉”，則直接結束答題。
2.2.針對阿魯巴行為的具體相關問題
這一部分內容緊密圍繞著阿魯巴行為和態度，設置了身邊最頻繁時每週發生的次數；最容易發生的阿魯巴的情境排序，當中包括了某些強烈情緒的表達、男性競爭緊張、個人的挫敗和一些干擾項；對於阿魯巴背後的意涵的態度量表，採用了四點量表，當中包括了5道男性的同伴-友誼關係題目，以及9道男子氣概的題目。
2.3.友誼關係量表
這一部分借鑑了Parker和Asher (1989, 1993)在Bukowski和Hoza（1989）所搭建的同伴關係框架下的友誼質量量表，即同伴關係下的友誼關係中的第三測量層次——友誼質量。鄒泓（1998）對Paker和Asher美國文化語境下的六大測量維度進行了漢化和修訂，調整為五個維度，為陪伴與娛樂、幫助與支持、親密袒露與交流、肯定價值、衝突與背叛，在實證研究中證明效度和信度較高。本問卷借鑑了萬晶晶（2002）修訂的鄒泓的量表，在考察對象中做了適應性的調整，從“班級中最好的朋友”調整為“和你玩阿魯巴中關係最好的人”，並精簡了量表，從五個維度中節選了一些問題，儘可能做到結構完整。採用了四點量法進行測量。
對前50份問卷進行信度檢驗，發現各項的信度係數值Cronbach α=.998,總體信度係數值Cronbach α=.998，大於0.9，因而說明研究數據信度質量很高。針對“CITC值”，分析項的CITC值均大於0.4，說明分析項之間具有良好的相關關係，同時也說明信度水平良好。綜上所述，研究數據信度係數值高於0.9，綜合說明數據信度質量高，可用於進一步分析。
2.4 男子氣概量表
Bem早在1974年基於雙性化概念上建立了一套性別角色量表（BSRI），量表中以男性化和女性化作為極端參考值，後續影響了諸多關於性別角色測量研究。這一部分借鑑了劉電芝等（2001）在中國大學生的語境下所編制的大學生性別角色量表（CSRI-50），參考BSRI和CSRI的量表詞彙，簡化了男性化分量表的詞語，集合為以下四個維度，以自評分數（-99至99）的方式測量。
有領導組織能力的、有支配力的
樂於冒險的、勇敢的、喜好運動的
理性的、冷靜的、沉穩的
善解人意的、富有同情心的、大度的
對前50份問卷進行信度檢驗，發現各項的信度係數值Cronbach α=.831-.886,總體信度係數值Cronbach α=.886，大於0.9，因而說明研究數據信度質量很高。針對“CITC值”，分析項的CITC值均大於0.4，說明分析項之間具有良好的相關關係，同時也說明信度水平良好。綜上所述，研究數據信度係數值高於0.8，綜合說明數據信度質量高，可用於進一步分析。
2.3. 實施程序
根據研究主題初步擬定了問卷後，我們在小組內部進行傳閱，對問卷內容進行查漏補缺，並對語言、設問方式、題型、排序等內容進行討論。修訂過後，發放數份問卷給組外人員進行試填，確認問卷內容清晰問卷不存在內容、格式、填寫上的漏洞後，正式發放填寫。通過微信群、朋友圈轉發的線上方式收集問卷。對前50份問卷進行信度檢驗。
由於線上方式發放，我們在問卷的卷首語中進行填寫指導，介紹了研究目的、研究者身份和強調保密性原則，此外，為了避免地方性稱呼不同，我們附上了阿魯巴的動圖，並詳細地定義和解釋阿魯巴的行為和角色。
總共回收了175份問卷，其中141份有效，其後採用Excel和SPSS進行數據分析。
2.4、結果分析
在年級分佈上，樣本年級分佈覆蓋了本科所有年級以及碩士生和博士生，年級分佈涵蓋面較廣。年級為大一的樣本較多，有96個樣本量，佔了總樣本量的68.09%，大二至大四的8.51%，10.64%和7.09%，碩博士研究生樣本比較少。這和我們投放問卷面向有關。
在高中時期文理科分佈中，理科生較多，有112個樣本量，佔總樣本量79.43%，文科生有29個樣本量，佔20.56%。這和“男生理科好，女生文科好”的性別刻板印象與高考文理科性別結構有關。
在參與阿魯巴角色分佈中，有當過抬人者和被阿者較多，有66個樣本量，佔總樣本量的46.81%，圍觀過的佔27.66%，僅當過抬人者的佔14.89%，而僅當過被阿者非常少，佔3.55%，說明阿魯巴是一個相對公平的互動，可輪流成為抬人者和被阿者。完全不知曉的佔比較少，僅7.09%，且多為大一的學生，說明阿魯巴在全國範圍較為流行。同時，選擇完全不知曉的樣本在將在後續的樣本中剔除。
圖 4 曾發生過阿魯巴的學生時代分佈（多選題）
在曾發生過阿魯巴的學生時代分佈中，有120個樣本量選擇高中，佔有效樣本量的91.6%，有72個樣本量選擇初中，佔有效樣本量的54.96%，初中和高中較高的選擇比例說明阿魯巴行為盛行於中學時代。郭怡伶（2005）提到，中學時代男性在青春期時生理發育對自我探索影響，他們特別意識到了性器官、身體感知的存在，通過阿魯巴等圍繞性器官的下流遊戲（dirty play）作為男子氣概的演練。而在小學和大學由於性發育開始初期或末期而佔比較少，分別佔10.69%和16.79%。同時，高中時期升學壓力較大，高中生在緊張的學習氛圍下可以通過阿魯巴等集體性的課餘活動放鬆身心也是原因之一。
圖 5 第一次參與阿魯巴的城鄉分佈
在第一次參與阿魯巴的城鄉分佈中，來自地級市（59）的樣本最多，佔45.04%，其次是省會城市、縣級市、直轄市、鄉鎮和國外，分別佔31.3%、12.98%、6.11%、3.82%和0.76%。總體來說，如果將縣、縣級市及以上算作城市的話，第一次參與阿魯巴的所在地為城市的樣本遠多於農村樣本。
在根據發生最頻繁時期，平均每週身邊發生阿魯巴的次數估計分佈中，有五個樣本填寫為的數字過大（大於四百），被認為是無效樣本而剔除。有效樣本量為126份，根據原始數據計算出均值為6.28，方差為21.45，在彙總數據中可以發現每週發生1-4次的頻率最多，佔比52.3%，其次是5-8次，佔比23%，其次為9-12次，佔比11.9%。次數小於（即0次）與超過20次的佔比3.97%，次數為13-16次與17-20次的最少，佔比都為2.38%。
在最可能發生阿魯巴的情景排序題（限制5個）中，總共分成了四個板塊：強烈情緒表達，男性競爭緊張，個人挫敗和干擾項。按板塊劃分，強烈情緒表達板塊平均分最高，為5.95，男性競爭緊張次之，為5.60，接下來是干擾項與個人挫敗，分別佔2.85與0.32。若不按板塊劃分，各選項中“生日”最高，為9.05，“在大部分人都是單身時脫單了”次之，為7.85；“沒啥原因，過於無聊了”“期末考試結束”、“考試第一名或取得了很大的進步”、“喜歡吹牛皮，過於裝逼的”分別為5.87，5.86、5.68、5.61；其它得分較高選項包括“贏得了比賽中的決勝球”“收到了學妹的情書”“軍訓結束”，分別為4.96、3.88、2.95。
郭怡伶（2005）提到阿魯巴的發生雖然是程式化的，但當中的參與者、發起的事由、群體氣氛的細微區別而有很大的不同，以上的結果展示了阿魯巴發起的事由背景。在郭的研究中，生日也同樣是列為了阿魯巴發生的主要原因，從深層次來看，男性之間的友誼更多是通過do-activities來建構的，而不是像女性親密的生活情感分享，因此，在生日、期末結束等有強烈情緒想要表達心中的祝福和喜悅時，男性更多選擇身體為主導的活動來表達情感，而不是用嘴巴表達。
此外，Swain(2001)提到的男性間的友情認知裡，測試其他男性能不能更進一步交往的方式，就是試著邀約他。如果他肯出席團體的行為活動，就表示他願意交你這個朋友或表示男性的友誼增進。男性藉由團體的活動凝聚共識進一步肯定由共識感而來的友誼認同。在強烈的情緒表達中玩阿魯巴也暗含了友誼關係的認可和親密。
Buss認為在同性間對性選擇上存在著競爭，對於男性而言，為了迎合女性的擇偶偏好，男性需要展示出資源和力量，這也意味著更高的社會地位。而對於中學生而言，更高的校園地位可以通過多種方式獲取——體育競技中顯現身體素質的突出、學習成績中顯現智慧腦力的突出，或者更直接的是結交到女朋友，這也是男性競爭緊張中得分最高的。郭怡伶（2005）提出男孩之間存在著殘酷文化，處於較高的校園地位的男生危及到了其他男生的性別氣概水平。其他男生就會通過阿魯巴這種看似嬉戲打鬧，卻又包含了令人出糗的欺辱意味的方式來顛倒校園地位，進而使性別氣質在全體男性中達到平衡。
計算方式：選項平均綜合得分＝（Σ 頻數×權值）/本題填寫人次 （第一序位的權值為5，第二序位的權值為4，以此類推）
我們從參與者在阿魯巴中扮演的角色出發，進行了一些交叉分析。
你認為阿魯巴更偏向於？
可以看出，相信阿魯巴是“能增進友誼和團結的打鬧遊戲”者的比例，是僅當抬人者>當過抬人者和被阿者>僅圍觀過>僅當過被阿者。僅當抬人者相信這是一種“能增進友誼和團結的打鬧遊戲”，說明他們進行此項活動並非出於惡意的。但他們並未被阿過，所以容易忽略該活動可能造成身體傷害的因素。
兩種角色都曾扮演者與圍觀者同樣傾向於認為這是打鬧遊戲，儘管無人宣佈或規定，但抬人者、被阿者、圍觀者都能從彼此的細微的神情、動作、語言中讀出這一信息（Thomas Reed ，2005）。這是幫助我們理解阿魯巴本質的關鍵數據。僅當過被阿者的人因為是動作的受者並且（自願或非自願地）承擔受傷的風險，於是更傾向於認同這是身體傷害甚至欺凌。這也說明部分情況動作實施者沒有注意被阿者的心理感受，也可能的確在部分案例中其成為欺凌的動作。
此外，也可能由於研究對象是大學生，選擇“能增進友誼和團結的打鬧遊戲”的更多是因為選擇性偏差。對於全體中學生而言，進入大學的具有極大的篩選性，可以過濾掉更大可能性是“身體傷害、甚至欺凌”的樣本——校風鬆散、身邊的同學行為惡劣等。
第11題（第8小題）
你對以下的說法持什麼樣的態度？（我認為有他人的圍觀下，特別是女生在場，阿魯巴會玩得更加激烈、盡興）
可以看出，大部分人都認可“有他人的圍觀下（特別是女生），阿魯巴會更激烈、盡興”，這說明阿魯巴具有表演性質。值得注意的是，此處僅當過被阿者的樣本僅有5人，百分比的波動比較大。
女生在場會更盡興，則可以用進化心理學的同性競爭、異性選擇來解釋。異性選擇中，女性喜歡找運動能力強、有抱負和勤奮的男性（Buss，1990），因此同性就會基於此競爭。初高中階段是青春期，同樣也是升學的關鍵階段，在可見的身體發育上（運動能力強）與不可視的成績（有抱負和勤奮的男性）上都有競爭的壓力。而阿魯巴能“把競爭對手置於比自己更低的位置，獲取自己比他更優秀的成就感，發洩彼此之間競爭的壓力。”（郭怡伶，2005）競爭必有對比。在如此的同性競爭中，必定是要麼抬高自己，要麼“貶低”他人，阿魯巴中後者較為突出。當有女生在場，這一現象更被顯現出來。
第11題（第9小題）
你對以下的說法持什麼樣的態度？（我認為體型較小、性格較文靜、內向的男生更容易成為被阿者）
可以看出，大多數人並不認為體型較小、性格較文靜、內向的男生更容易成為被阿者。擁有上述特徵者，與體型高大、性格外向的男生相比處在相對較弱的位置上。這一方面說明這並非完全是一個欺凌行為，因為欺凌行為總是“恃強凌弱”，要挑軟柿子捏；另一方面佐證了上文觀點：它並非是一個使弱者更弱的行為，而是一個使強者別太強的平衡行為。
第12題（第1小題）
說明：下面評論的，是始終和你玩阿魯巴中關係最好的人。（中學最好的朋友（們）是來自玩阿魯巴的團體）
數據顯示，對阿魯巴參與度越高，與阿魯巴夥伴的關係越好。實施阿魯巴需要團隊的協作，而正如Sullivan（1953）所說，在以親密性為核心特徵的青少年友誼關係中，較高的親密性和合作性能增進友誼質量，因此導致了這一結果。問卷“友誼關係量表”其它題目同樣顯示了這一特點。
三種角色中扮演過抬人者和被阿者的人與阿魯巴夥伴關係越好。因為他們不僅曾經合作阿人，也有被阿的體驗，更明白阿魯巴游戲中雙方的打鬧式互動的趣味。同時可以假設，被阿者換成阿者時知道被阿是如何感覺，那在阿別人時多少會比較注意不去弄痛別人，會有換位思考、心照相交的效果。而僅當過被阿者的，始終處於“受欺辱”的不利位置，失去了阿魯巴參與角色的輪流轉的帶來的權力地位的反轉機會，進而從側面印證了男性在阿魯巴的遊戲中所建立的親密關係需要以平等的關係為基礎。
進一步分析，在“中學最好的朋友們來自玩阿魯巴的團體”中選擇“贊成”或“比較贊成”的、抬人者與被阿者都扮演過的、僅扮演過抬人者、只曾經被阿過的幾組情況的平均得分，見下表：
我們加入了“在“中學最好的朋友們來自玩阿魯巴的團體”中選擇“贊成”或“比較贊成”的”這一群體的最後一題的回答數據，因為這代表了那些玩阿魯巴最多的群體。可以看出，阿魯巴的積極參與者對自己“善解人意”一欄評分持平甚至更高，這說明阿魯巴大多數時候不是一種欺凌遊戲，而施加者也並無惡意的。同時玩阿魯巴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社交，積極投入社交的人更易共情，更會具有善解人意、富有同情心的特點。“喜好運動”一欄阿魯巴參與者更高，因為阿魯巴是一個運動中的團隊場景。
至於“支配力”一項基本持平甚至更低，其原因可能為，阿魯巴游戲中的確有支配與被支配現象，但一方面，人物特性影響行為，支配力太強的可能只會扮演抬人者，支配力太低的可能只會扮演被阿者，而支配力中等的人更可能兩角色都曾扮演；另一方面，行為也影響人物特性，兩種行為都曾嘗試會使其“支配力”屬性趨於中等值。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由於分數都是自己打出，其評分標準不僅取決於自己的實際情況，也受到參考系的影響。有可能參與者的參考系為具有典型支配力的傳統意義上的男性形象，於是不認為自己的支配力很高。
數據顯示他們自評的“喜好運動”與“支配力”兩欄典型的男性特質顯著高於所有數據的平均值。這可能因為一個男童要經由社會化過程以成為一個男人，其實就在不自覺地學習父權體制中的種種特質，以不斷鞏固“正向”的男性氣概（畢恆達，1999），而阿魯巴實際上起到了這種效果。同時，他們的特性也容易讓那些想阿他們的人敬而遠之。
他們認為自己更富有同情心，而“喜好運動”與“有支配力”顯著低於平均值。這些情況有可能類似於臺灣之前的“幹條阿”，不是遊戲而確是霸凌。
三、研究二：深度訪談
本研究的研究人群是玩過阿魯巴的青春期男生，為了更好地探求男性阿魯巴的身體和心理感受體驗，理解身處校園和校園文化中男孩的性別建構，我們選取了5位男生，採用深度訪談法，訪談他們阿魯巴時的狀況。
訪談的進行，先以身邊親近的男生朋友開始，考慮到阿魯巴是一個性強相關，可能有些敏感的話題，我們儘量在輕鬆的氛圍下進行訪談。隨後我們也根據訪談的逐步進行不斷修改和調整提問的方式，以挖掘更多信息。
3.1. 受訪者人口信息
編號：1；受訪者：朱x一；年齡：22；職業：學生；籍貫：浙江
受教育程度：本科
阿魯巴經驗：初中第一次玩阿魯巴，既當過阿人者也被阿過，較為熱衷這個遊戲。
編號：2；受訪者：高x；年齡：21；職業：學生；籍貫：浙江
受教育程度：本科
阿魯巴經驗：小時候被踢過有牴觸心理，從來沒有阿過別人也沒被阿過。但是經常圍觀。
編號：3；受訪者：廖x博；年齡：20；職業：學生；籍貫：安徽
受教育程度：本科
阿魯巴經驗：高中時和同學一起玩阿魯巴，圍觀過也參與過，但是對這個遊戲並非特別熱衷。
編號：4；受訪者：丁X豪；年齡：19；職業：學生；籍貫：雲南
受教育程度：本科
阿魯巴經驗：初中開始知道的，在高中一次生日會上第一次被阿，感覺很尷尬，因為女朋友在旁邊。因為覺得是很危險的活動所以沒有阿過別人。
編號：5
受訪者：厲X明；年齡：19；職業：學生；籍貫：河南
受教育程度：本科
阿魯巴經驗：小學就有過接觸，後來覺得是一種欺侮別人的行為而有牴觸情緒。所以從來沒被阿過，也只有在高中對宿舍長阿了一次。
3.2.訪談大綱
根據本研究的主題，訪談共分為三個模塊。
首先從遊戲過程細節引入，細緻瞭解受訪者在遊戲過程中的生理和心理體驗，同時通過交流使受訪者進入放鬆狀態，便於深入溝通。
第二部分——親密關係，從遊戲過程中各位參與者之間的人際互動入手，探究在這個多人參與的男性活動中，人際關係是如何影響到個體的表現的。
第三部分——性別認同。進一步深入挖掘參與這個遊戲是否塑造了青春期男生對自身的性別認同。
一、遊戲過程細節
1.你玩過阿魯巴嗎？
2.可以簡單給我們描述一下這個遊戲嗎？或者在你們班裡通用的玩法？
3.什麼時候會想要玩阿魯巴？比如運動會、課間？
4.你在這個遊戲裡充當過什麼角色？被阿/阿別人？
5.可以詳細描述下不同角色時候的心理體驗嗎
6.你的朋友愛玩這個遊戲嗎？
二、親密關係
7.你覺得這個遊戲會影響到男生之間的友誼嗎？
8.有沒有因為這個遊戲跟某人建立起了友誼/導致友誼破裂
三、性別認同
9.最受歡迎的參與者是誰
10.為什麼他最受歡迎？可以描述下他的性格特點嗎
11.最不受歡迎的是誰？
12.描述下他不受歡迎的原因和他的性格特點
13.這個遊戲是和男性生殖器緊密相關的遊戲，會不會覺得不好意思？為什麼？
14.你有沒有在玩遊戲的時候覺得自己通過遊戲彰顯了男子氣概？
15.你對男子氣概的理解？
16.你覺得最受歡迎的參與者是有男子氣概的嗎？
3.3. 結果分析
阿魯巴發生的狀況通常是發生了某些事件讓群體情緒波動，發起人藉由時機並迅速集合其他人作為阿人者，眾人一起齊力選擇被阿人選，並抬起他完成阿人動作。
被阿的對象，通常是發起者的好友或者他熟知、喜愛的人。“他們三個性格很好，阿了也不會生氣，而且他們很跳”受訪者1在訪談中表示，而對於那些性格內向，在班裡不受歡迎的同學，“覺得阿他很沒意思，他也不會有什麼有趣的反應”。受訪者4也表示，在阿魯巴中的受歡迎者通常是和周圍同學相處得好，具有一定領導能力的人。
阿魯巴發生的時間也具有一定的特點，就是群體出現共同反應的時候，最常見的情況為生日、運動會、考試等。群體的反應可積極也可消極，但在這種情況下很容易做到一呼百應，發起人一個隨口的提議就可以獲得眾多人的支持，完成阿魯巴這項遊戲。
鑑於阿魯巴是一個需要多人參與，分工明確的遊戲，其各參與者之間的角色可見下圖。
訪談中也有很多回答佐證了圖中的描述。如從未參與過阿魯巴游戲的受訪者3表示，“我有一種看笑話的心態。其實班裡同學不會真的下狠手，只是走個形式。”他總是在遊戲中擔任E的角色。受訪者5表示，“我第一次被阿以後覺得很痛，周圍女生的旁觀也讓我覺得很羞恥，我心裡產生了一種報復的心理，所以之後也去阿別人。”完成了從Y到A\B\C等角色的轉變。
雖然阿魯巴伴隨著疼痛、羞恥，在某些人的眼中這是一個不友好的動作，但是因為參與人數多，起鬨很熱鬧，其欺侮性在大部分情況下被削弱，而賦予上一種男生之間表達親密和友好的意義。甚至會演變為只有班裡受歡迎的人才能玩，只有跟我關係好才能玩的一種彰顯關係親疏的行動。不乏受訪者表示“當時有一種從眾心理，雖然不知道為什麼要阿，但是大家都阿所以我也要去阿。”
無論在哪個地區，阿魯巴都是一個限定在男生群體中的遊戲。校園中的阿魯巴為青春期男生的性別建構和認同感建構的空間。在阿魯巴游戲中，被阿者常會覺得沒面子，而阿人者則通過傷害他人掌控他人身體的方式來彰顯自己的男子氣概。這種競爭的張力是潛在的，會被阿魯巴的玩鬧意味沖淡，但其實質確實表現了青春期男生打壓被阿者，發洩競爭壓力，挫敗被阿者的神氣的深層意義。而他自身則在這個過程中增加了男子氣概，獲得了“我是個很man的男生”的自我認同。
四、結論
本研究圍繞阿魯巴對友誼關係與性別角色的影響展開，現總結如下。
友誼關係上，阿魯巴能夠促進積極參與者友誼關係的發展。首先應認識到阿魯巴的遊戲性，即它是一種包含象徵性攻擊的打鬧遊戲，而不能只因其具有受傷的風險而認為是一種欺凌。這樣一種打鬧遊戲是一種帶有強烈情緒的團體活動，能提高積極參與者的友誼質量。同伴間的良好關係往往是平等的，而參與者在阿魯巴這樣遊戲儀式中，象徵性地“貶低”了常以“受歡迎的人”出現的被阿者的地位，這也有利於緩解青少年間競爭帶來的壓力，藉此建構平等親密的夥伴關係。
性別角色上，阿魯巴與參與者的男性氣概密切相關。進化心理學的“同性競爭，異性選擇”情況的存在，加上青春期男生身體發育、性意識萌動的特點與男生“情感文盲”的特性，最終導致了阿魯巴現象的風行。性別氣質是由社會實踐建構的。而在當今的高中校園社會情況與阿魯巴實踐中，男性氣概慢慢建立。同時應注意，傳統男性氣概的建立與阿魯巴活動是互為因果的，二者中的每一個都可作為彼此的原因，而其結果又會強化另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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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出國人員心理支持項目組
自從海外疫情爆發以來，很多留學人員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如何應對這個日益向世界範圍內擴散的嚴峻環境下，能夠保持心理健康，成為留學人員的頭等大事。
教育部平安留學心理服務機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出國人員心理支持項目組”組織了部分專家，一直在通過各種渠道，為海外學子們提供力所能及的心理服務。
在疫情爆發期間，項目組心理專家們為海外留學人員所做的一些工作。圖片大多數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未經授權，請勿轉載。希望各位關注我們項目組的官方公眾號：留學心理（liuxuexinli）。如果身在海外的你，需要心理諮詢，請加微信 17812137751】
北大-清華出國人員心理健康支持項目組
由當時的北京大學心理學系（現已更名為北京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牽頭，聯合清華大學心理學系，於2013年1月建立了“中國出國留學人員心理健康社會支持系統聯合籌備小組”，旨在呼籲建立中國出國留學學生心理健康社會支持系統。經時任教育部副部長郝平教授批示，於當年3月22日，由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出面邀請北京大學心理學系吳豔紅書記、李同歸老師，以及清華大學彭凱平主任、陳紹建老師，以及何燕老師作為代表參會，成立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出國人員心理健康支持項目組”。
從2013年起，該項目組逐漸組建了一支高質量的留學心理服務專家團隊。北京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劉興華研究員、清華大學心理學系的彭凱平教授和樊富珉教授擔任該項目組專業指導專家和授課專家，帶領項目組積極工作。到目前為止，已經組織了全國各地近40餘位來自國內各高校從事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諮詢方面的專家團隊，絕大部分成員都有留學經歷。
該項目組自成立以來，一直在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的指導下，配合進行“平安留學出國人員行前培訓”工作。負責編寫了針對出國留學人員自我心理調適的小冊子；並組織“平安留學行前培訓”中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動，年均進行大約100場的行前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每年直接面授的聽眾超過6萬，網絡訪問超過300萬人次）；參加2018年和2019年的“中國國際教育巡迴展（北京站）”，進行現場心理測評和心理諮詢等方面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