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抗疫隊長”安東尼•福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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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

編輯 | 美齡

美國新冠肺炎疫情規模快速膨脹,世界衛生組織雖未正式稱美國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震中”,但美國已成為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最多的國家。自美國疫情暴發以來,傳染病領域頂尖專家、美國國家過敏症與傳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長安東尼•福奇成為了政府中最直言不諱的成員,也是少數願意糾正總統特朗普言論的官員之一。

美國“抗疫隊長”安東尼•福奇

在特朗普對疫情“過於樂觀”的時候,福奇總是能夠以嚴謹而專業的態度提出向前邁進的建議。他也因此成為美國“科學、理性抗疫”的代表,《華盛頓郵報》稱他為美國“抗疫隊長”,中國網友則給了他一個更接地氣的稱呼——“美國版鍾南山”。

美國“抗疫隊長”安東尼•福奇

美國疫情爆發以來,福奇博士努力讓白宮有關新冠肺炎疫情的新聞發佈會變得更具有實際意義。在他看來,在告訴人們疫情真相和取悅總統之間存在微妙的平衡,“沒有人希望和總統對立,但你必須找到一個平衡點,來保證自己一直說真話。”儘管他對特朗普有關疫情的某些表態無法認同,但也無可奈何,“我總不能跳到麥克風前面,把他推下去吧。好吧,他既然已經說了,那就讓我們下次儘量更正。”

美國“抗疫隊長”安東尼•福奇

此前,英國的“群體免疫”策略一經提出就在全球引發軒然大波。4月10日,美國總統特朗普也被問及是否能採取“群體免疫”方式應對疫情時,特朗普回答,“如果我們採用這種方法,我想我們可能有200萬人死亡。”其實在此前,特朗普似乎也曾想過“群體免疫”這件事,還專門就此詢問過安東尼•福奇,福奇當時的回答是:“很多人會死亡。”

美國“抗疫隊長”安東尼•福奇

一直以來,安東尼•福奇都盡己所能地堅持督促美國政府尊重事實,科學防疫。福奇在接受採訪時曾表示,“這就是我選擇的生活,以及我正在經歷的。我是說,很顯然,壓力很大。我否認這一點是愚蠢的,但這就是我所做的。我以前經歷過這樣的危機,可以追溯到37年前艾滋病大流行之初。這就是工作,我們必須去做。“。

美國“抗疫隊長”安東尼•福奇

安東尼•福奇的直言不諱甚至開始讓他面臨越來越多的威脅,4月起,聯邦政府安排了6名以上的HHS監察長辦公室特別探員為福奇提供保護服務。當被問及加強安全措施的問題時,福奇坦言,這是工作的一部分,“有些事情有時是令人不安的,但你只要專注於你必須做的工作,把其他的事情放在一邊,儘量不去注意它,勇往直前。我們面臨著非常、非常、非常困難的局面,所有這些都是次要的。”

美國“抗疫隊長”安東尼•福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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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安東尼•福奇出生於紐約布魯克林,父母都是意大利移民。他的父親是一名藥劑師,所以他還是年輕男孩的時候,他就開始了在醫療領域的第一份工作——給他父親藥店的顧客送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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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時期,福奇就讀於曼哈頓一所極有聲望的耶穌會學校,在那裡他立志學醫成為一名醫生。 大學考入了馬薩諸塞州聖十字學院,畢業後繼續深造,在康奈爾大學獲得醫學博士學位。之後在紐約康奈爾醫療中心完成了實習培訓。

1968年,福奇進入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擔任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NIAID)臨床研究實驗室的臨床助理。從那以後,他擔任過許多重要職務,包括他目前仍在擔任的免疫調節實驗室主任。他在傳染病的預防、診斷、治療等方面,都有廣泛深入的基礎與臨床研究,成果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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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NIAID前任所長離職,並推薦福奇接任他的職務,福奇在接任這個職務前提出兩個條件,即他可以繼續領導免疫調節實驗室以及看臨床病人。從1984年開始,福奇博士一直擔任這兩個職務至今。福奇說:“我們的使命是把我們所做的科學研究用於美國的公共衛生健康,但是,我們還遠遠超出這一點。因此,我們現在對全球的衛生健康問題非常投入,因為我們的世界已經變得越來越成為一個全球化的社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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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奇擅長做科學研究,但也喜歡體育運動,尤其喜歡跑步和打籃球。雖然個頭不算高,福奇還曾經是高中的籃球隊隊長。福奇每天至少工作15個小時,只睡5個小時,堅持健步行走和慢跑,他稱跑步是工作之餘最快樂的事情。

美國“抗疫隊長”安東尼•福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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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安東尼•福奇擔任NIAID研究所所長以來,至今已經服務了六屆美國總統。至於福奇為何能夠一直為美國總統提供建議,美聯社認為,因為福奇坦率,善於將複雜的醫學信息,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來闡述,既不誇張也不輕描淡寫。美國前總統小布什2008年給福奇頒發了總統自由勳章,這是美國平民享有的最高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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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NIAID期間,福奇直接領導了美國應對艾滋病毒、非典、MERS病毒、埃博拉、2001年炭疽生物襲擊事件等多次“戰疫行動”。尤其在艾滋病毒如何破壞人體免疫系統的研究中做出開創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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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當艾滋病活動人士蜂擁至國家衛生研究院,對美國政府冷漠的態度進行抗議時,福奇為他們提供了談判的機會。他還利用政治身份敦促白宮和國會關注艾滋病帶來的危害,增加財政撥款。結果,布什總統宣佈了為期5年、投資150億美元的艾滋病緊急救援計劃,國會在2003年批准了這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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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CNN報道,福奇不止一次拒絕成為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院長。他認為,“就算我接受了國立衛生研究院的工作,我仍然會感覺沒有完成自己的使命”。福奇為人低調謙遜,在他看來,“我服務過6位美國總統,但我除了講出確切的科學證據,並利用科學證據來提出政策建議之外,我什麼都沒做”。

美國“抗疫隊長”安東尼•福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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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如今,安東尼•福奇面對的顯然是一位十分另類的總統。自從1月美國政府得知新冠疫情的信息以來,特朗普在無數新聞發佈會上的“迷之操作”讓人摸不著頭腦,先是盲目樂觀地,再甩鍋中國……福奇只能巧妙地糾正總統的言論,並且向公眾提供可靠、易懂的醫療信息。這種妥協與忍讓,是為了大多數人的福祉。到最後,時間證明了福奇的先見之明,而政客推諉的謊言則一次次被打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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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特朗普)是個實幹家。他喜歡把事情做成,不想浪費時間。”面對媒體,福奇曾說:“總統非常仔細地傾聽我說的話。他幾乎無一例外地採納了我的建議,而且從來沒有真正反駁過我向他推薦的東西。”但在疫苗開發時間、治療性藥物的效果、是否要堅持“保持社交距離”等諸多問題上,福奇一次又一次公開糾正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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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奇的敢於直言贏得美國民眾的高度評價,卻也為他帶來不少批評和攻擊,成為美國右派媒體和團體尤其是特朗普鐵粉的“眼中釘”,甚至受到死亡威脅和陰謀論誣陷。《名利場》雜誌寫道:“福奇一直在發動一場戰爭——一場說服的戰爭,他必須說服一個多元化、聯邦主義、高度黨派性的國家認真對待病毒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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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歲的年齡讓福奇成為感染新冠肺炎的高危人群之一。但這並沒有讓他放慢腳步,他每晚只睡5個小時,大部分醒著的時間都在工作。從辦公室到國會大廈和白宮,他乘地鐵在華盛頓特區四處奔波。不過在他看來,“我不擔心我自己,我擔心那些我必須要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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