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4歲的汪康夫被指控強姦2名女學生，猥褻10名女學生，判決10年有期徒刑。出獄後，汪康夫一直在申訴，為自己洗脫冤屈。53年後，一位“受害女學生”回憶汪康夫有罪的證據材料是在一名女老師的逼迫下寫的。自己當時還是小學生，曾被女老師反鎖在房間裡寫汪康夫犯罪的材料。其他受害女學生也予以佐證，汪康夫沒有強姦、猥褻，材料都是被逼著寫的。
“我不想讓我的子孫，有一個強姦犯的祖先。”抱著這樣的信念，他不斷申訴，卻屢屢碰壁。其中一位女法官有段意味深長的話，“你說的我都清楚，坦率地跟你講，我不是包公，也沒有尚方寶劍。”言外之意是當年辦案的人員現在很可能在公檢法部門任要職，啟動錯案意味著對他們追責，很可能導致他們仕途不保。他們肯定會極力阻攔。除非最高院或者最高檢督辦，或者中紀委介入，否則回天乏術。
2020年5月，江西省人民檢察院受理該案，但7月29日又以原卷宗無法調取為由，中止審查。直到現在，汪康夫還是沒能洗脫冤屈。
僅僅因為一份捏造的證據材料就被指控強姦、猥褻，入獄10年。可見，沒有法治，無法無天的社會是多麼可怕！不禁讓我想起了岳飛以“莫須有”的罪名被害於風波亭。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現代法治國家在吸取傳統社會司法腐敗的教訓之後，基本確立了堅持證據裁判，無罪推定，疑罪從無等原則。我國的《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該條確定了法院專屬定罪權原則，即判定一個人有罪無罪，由法院說了算。在被判決有罪之前，都應當被當作無罪對待。
確定一個人有罪的標準是：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證據確實、充分，應當符合以下條件：（1）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2）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3）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的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辦理死刑案件還多出了四點：（1）證據、事實無矛盾；（2）共犯作用均查清；（3）符合邏輯和經驗；（4）得出的結論具有唯一性。
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責任由檢察院承擔。即檢察院不能證明被告人有罪，法院應當認定被告人無罪。而非由被告人證明自己無罪，法院才認定被告人無罪。
這些條條框框都是前人無數的血淚教訓和艱苦鬥爭換來的！就是為了防止冤假錯案，不冤枉好人。前人栽樹，後人乘涼。我們在享受前人帶來福澤的時候，應當繼承和發揚其精神，為創造一個公平公正的世界付出自己的光和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