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喊你來擺攤了”——這幾天“地攤經濟”著實火了起來。
俗話說得好，秤砣雖小壓千斤。街邊的地攤看似不起眼，卻暗藏乾坤。
李克強總理點贊，說：“西部有城市按照當地規範，設置了3.6萬個流動商販攤位，一夜之間10萬人就業。”主流媒體力挺，說：“莫小看這些不起眼的街巷小店、馬路市場、流動商販，維持許多家庭的生計要靠它們，解決靈活就業要靠它們，便利城市居民生活和消費要靠它們。”
筆者以為，所謂“地攤經濟”，是一種市場範圍比較小的市民經濟。個人和家庭只需投入些許勞動和資本即可進行生產，只需佔據城市較小的公共空間便可實現銷售，只需街上往來的路人就能形成有效需求。由此可見，在繁榮市場方面，“地攤經濟”的確是一支靈活機動、戰績不菲的“游擊隊”。
街邊的地攤（圖片來自網絡）
其實，“地攤經濟”古已有之。《易經·繫辭下》就曾記載說在神農氏的時候（公元前三三一八——前三〇一九年）就已出現集市：“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不過，經濟史專家認為，中國的交易行為應該不會發生那麼早，因為，據考古發掘得知，傳說中的神農氏時代，中國的先民也才剛剛進入新石器時代。但可以確定無疑的是，在先秦時期，“地攤經濟”已經發展到一定的水平了。《論語·述而》中記載孔子的話說：“富如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楊伯峻先生將“執鞭之士”譯為“市場守門卒”。可見，在春秋時代，已經出現城管這個職業的雛形了。當然，這和“地攤經濟”的發展是分不開的。
秦漢以來，政府長期推行“重農抑商”的政策。“地攤經濟”屬於商業範疇，自然也受到影響。販夫走卒和鉅商富賈一樣受到士大夫階層的歧視。不過，許多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卻能打破世俗偏見，重視發展“地攤經濟”。下面，筆者就試舉幾例。
一、曹參 “不擾獄市”
曹參是西漢的第二任相國。他執政時期，繼續推行“與民休息”的政策，對前任相國蕭何所制定的各項律令，一概保留，絲毫不改，後世稱之為“蕭規曹隨”。
《史記》中記載，在曹參成為相國之前，曾在齊國給齊王擔任了九年的丞相。這九年間，由於他施政得宜，人民安居樂業，因此，被齊地百姓冠以“賢相”之名。在接到漢惠帝任命他為相國的消息後，曹參便開始著手進行工作交接。
曹參像
參去，囑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並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是以先之。
“萬語千言，只說兩點，”曹參叮囑其繼任者，也就是齊國的下一任丞相，說，“其一，不要插手民事糾紛；其二，不要干擾集市交易。”
“啥？就這兩件小事？難道齊國就沒有比這更重要的政務嗎？”對方詫異道。
“此言差矣。不論百姓道德品質的好壞，民事糾紛和集市交易這兩件事，都是其生活的日常。如果你對此橫加干擾，老百姓還怎麼生活。所以，我要強調這兩個問題。”言下之意，就是執政者不要過分干擾老百姓擺地攤，不要干擾老百姓謀求生計。
四部叢刊影印本《史記·曹相國世家》書影
古人認為，曹參的政治哲學其實就是 “無為而治”的黃老之術。民國人黃濬在其所著之《花隨人聖庵摭憶》中這樣評價道：
予幼讀《史記》，初不審曹參不擾獄市之旨。涉歷久之，始嘆曹相國此舉，真是漢家開國規模。獄市者，古人以為下流駔儈，揆其實訓，乃如今日恆言，中下層社會遊衍拘聚所在者，皆不必以察察為明也。
黃濬對曹參做法背後的邏輯做了進一步解釋，即，為政者應該為底層民眾大開方便之門，讓他們在市坊中聚集交易，以便活絡經濟，改善民生。如果管得過為苛細，反倒不美。正所謂“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從現代的角度來看，政府應該在一定程度上放鬆執法監管，降低交易成本，從而給民眾以一定的便利和實惠。
二、范仲淹“募民興利”
歷史上，范仲淹是文人士大夫的典範。他不僅有解民倒懸的濟世情懷，也有洞若觀火的清醒目光。北宋的沈括在其所著之《夢溪筆談》一書中，記下了這樣一件事。
范仲淹像
皇佑二年，吳中大飢，殍殣枕路，是時範文正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為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為佛事。希文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飢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卹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文正乃自條敘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歲飢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近歲遂著為令。既已恤飢，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澤也。
據此則史料記載，公元一〇五〇年，吳中地區出現了大饑荒，餓殍遍地，民生凋敝。此時的范仲淹正主政浙西。為了應對困難局面，他果斷採取了以下幾條措施：
（一）調發國庫存糧，募集賑災資金
（二）鼓勵百姓外出遊玩
（三）支持寺院大興土木
（四）修繕糧庫和公務員宿舍
在這四條措施中，除了（一）以外，其他三條似乎和救災毫不相關。這並非是范仲淹不分輕重緩急，相反，他不僅看出了饑荒對百姓生活的影響，更看出了災情對經濟系統的衝擊。他深知，靠錢、糧賑災只能救一時之急。想要從根本上紓解民困，還應該保證經濟循環的穩定、維持市場交易的繁榮、激發民間經濟的活力。
有鑑於此，范仲淹打出了一套微觀和宏觀的組合拳。
在微觀層面上，范仲淹鼓勵百姓外出遊玩。“居民空巷出遊”勢必會產生大量的消費需求，而這些需求自然要靠小商小販主導的“地攤經濟”來消滿足。攤販通過市場交易獲得收入，便可以買糧食自救，進而改善生活。
對於缺乏生產資本，無法出攤的無產者，范仲淹採取了由政府主導興建公共工程的
宏觀政策來增加其收入。“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即是政策（四）。地方政府出面，僱傭勞動力來修繕糧庫和公務員宿舍，勞動者得以藉此獲得工資收入。到了一九二九年的大蕭條時期，美國總統羅斯福也採用了類似的辦法，通過大力營造公共工程來解決總需求不足的問題，從而有力地緩解了危機。
羅斯福像
值得注意的是，在吸納勞動力方面，范仲淹非常重視發揮寺院的作用。他召集各個寺院的方丈，告諭他們說：“飢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范仲淹之所以如此重視寺院的作用，表面上看是和吳中“好為佛事”的風俗有關。不過，細究其原因，恐怕還是因為古代中國有著十分發達的寺院經濟。
《水滸傳》的第四回《趙員外重修文殊院 魯智深大鬧五臺山》中有這樣一個情節：
一日，魯智深在五臺山上看見一個漢子用擔子擔酒上山，便上前向他買酒來吃。那漢子不賣，並這樣說道：“我這酒挑上去，只賣與寺內火工道人、直廳轎伕、老郎們做生活的吃。本寺長老已有法旨，但賣與和尚吃了，我們都被長老責罰，追了本錢，趕出屋去。 我們見關著本寺的本錢，見住著本寺的屋宇，如何敢賣與你吃？”
刻本《水滸傳》第四回書影
從這段描寫，我們可以一窺寺院的經濟實力。寺院不僅佔有大量的土地和房屋，還僱傭了許多勞動力。不僅如此，寺內的現金流貌似也很充裕。小商販日常經營所需之土地、房屋乃至經營的本錢，都由寺院供給，由此可見寺院佔有了相當一部分的社會財富。
那麼，寺院是如何獲得如此之多的財富的呢？究其原因，主要是來自封建統治者的施與。
佛教理論強調眾生平等、因果循環，縱然帝王將相也必循此規律，概莫能外。由於古代政治鬥爭的殘酷，身處局中的這些統治者難免殺戮過多，因此，他們便在宗教這劑“精神鴉片（馬克思語）”中找尋幻境和慰藉。此外，佛教傳入中國之後，封建統治者有時也利用其學說來維護統治秩序。陳寅恪先生在《武瞾與佛教》一文中就曾指出，武則天以女性的身份稱帝，在儒家經典中找不到相關的理論來證明其行為的合法性，因為儒家學說歷來反對“牝雞司晨”，即“不許婦人與聞國政”。於是，她便求助於佛教大乘急進派之經典理論，因為該派有“以女身受記為轉輪聖王成佛之教義”，即肯定女性與男性一樣，有同等成佛機會（政治地位）。
武則天像
上述例子可以看出中土佛教與統治階級有著密切之關係，因此，寺院經常會受到皇帝及諸王公大臣的賞賜，從而獲得特殊的經濟地位。加之寺院乃清修之地，僧侶們的生活都極其簡樸，消費較少，因而便會貯存大量的財富。
寺院作為經濟主體自然要受到封建政府的調節。比如，安史之亂後國家把度牒（百姓出家的許可證）售賣的權力收歸國有。百姓若要出家，需向政府交錢購買度牒，政府便可藉以增加財政收入。不過，政府雖然獲得一時的財政收入，但卻損失了未來的賦役，因為僧侶是不必納稅和供給勞動力的。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度牒有點類似政府發行的債券：度牒（債券）的售價即是財政收入。所不同的是，度牒的成本是政府放棄了未來的人丁賦役，而債券的成本是未來的利息支出。據此，封建政府需要在短期和長期的收入之間進行權衡取捨。假如古代存在完善的金融市場和商品市場且市場出清，那麼，根據一般均衡理論，封建統治者可以通過對度牒進行定價來平滑當下和未來的財政收入。其公式如下：
一份度牒的售價=購買該度牒的勞動力在未來每年產生賦役的貨幣價值的現值之和
不過，上述公式的前提假設並不成立。可見，經濟學理論雖然精妙，但是現實中往往缺乏具體的應用條件，遠不如經濟史和經濟政策的資料切合實際。學了屠龍術，卻發現世上本沒有龍。這正是當下經濟學者的尷尬處境。
基於以上論述，不難看出，寺院經濟在古代社會的作用，這也就解釋了范仲淹為何要號召寺院進行僱工了。
浙西百姓或者通過“地攤經濟”獲得利潤，或者通過受僱於政府、寺院獲得工資。待其收入提高後，支出也隨之增加，“收入——支出——收入——支出……”如此循環往復，產生乘數效應，盤活地區經濟。
范仲淹像
不過范仲淹的苦心孤詣未必人人能看得懂。救災政策剛一發布，就有監察部門彈劾范仲淹只顧玩樂，不關心災情，大興土木，耗費民力。范仲淹不得不給皇帝上奏疏自辯稱：“……宴遊及興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為大。”當然，口說無憑，皇帝也未必信服，還需事實出來佐證。史料記載：“是歲，兩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當年，在范仲淹的轄區內，沒有百姓逃亡，社會秩序穩定，可見他面對災情因應得當，舉措合理。范仲淹之所以能夠成功化解危機，歸根結底還是在於他能夠因勢利導，巧妙地激發了“地攤經濟”、“寺院經濟”等民間經濟的內在活力。
三、曾國藩“養活細民”
民國人黃濬，在其所著之《花隨人聖庵摭憶》中援引了一則曾國藩的逸事。
當時江寧府知府塗朗軒，名宗瀛，為理學名臣。方秦淮畫舫恢復舊觀也，塗進謁文正，力請出示禁止，謂不爾，恐將滋事。文正笑曰：“待我領略其趣味，然後禁止未晚也。”一夕公微服，邀鐘山書院山長李小湖至，同泛小舟入秦淮，見畫舫蔽河，笙歌盈耳，紅樓走馬，翠黛斂蛾，簾卷珍珠，梁飾玳瑁，文正顧而樂甚，遊至達旦，飲於河干。天明入署，傳塗至曰：“君言開放秦淮恐滋事端，我昨夕同李小翁遊至通宵，但聞歌舞之聲，初無滋擾之事，且養活細民不少，似可無庸禁止矣。”塗唯唯而退。
曾國藩像
從江寧、秦淮河兩處地理標識可知，曾國藩當時應該是在兩江總督的任上。一次，江寧府知府塗朗軒向他建議說，為了維護城市的治安，希望總督能夠下令禁止恢復在秦淮河上經營畫舫等遊樂項目。曾國藩笑著回答說，不忙不忙，等我遊玩之後，再禁止也不遲嘛。就這樣，一天晚上，曾國藩邀請南京地區的知識界精英、鐘山書院的山長李小湖一同乘舟玩賞。但見：六朝金粉地，喧喧不夜天。石頭城外龍虎踞，槳聲燈影繞秦淮。曾國藩和李小湖二人相談甚歡，歡飲達旦，不知東方之既白。天明上班後，曾國藩便在兩江總督署召見塗朗軒，說，我昨天晚上和李山長遊玩了一個通宵，沒見有人影響治安。秦淮河觀光遊覽項目的開放，可以帶動“地攤經濟”的發展，維持了不少百姓的生計，看來不必禁止這事。
此時的曾國藩，早已不是那個拘執於理學觀念的書生，而是一個手段老練的政治家了。他知道，秦淮河上的旅遊項目可以帶動沿河一系列產業的發展，
“養活細民不少”。如果僅考慮其存在治安上的隱患就嚴令禁止，那便無異於因噎廢食了。遽然關停，小民生活無著落，反倒會滋生事端。曾國藩之高明和塗朗軒之昧暗，可見一斑，兩人為政之手段，高下立判。
曾國藩像
黃濬在其書中不吝溢美之詞，對曾國藩及其“養活細民”的政治理念，大加讚賞：“以予所觀，近代賢者有此氣象者，唯曾文正公具體而微。嘗從文正戚屬家獲觀文正遺象，隆準而目有稜，自是沉摯之才……尤以其開放秦淮燈船一事，深得治要……蓋政治之精意，即在養活細民四字……”
黃濬曾在曾國藩的親屬家裡看到了他的遺像。黃濬見曾國藩長得高鼻樑，眉目之間稜角分明，認為他氣象恢弘，是個沉摯之才。至於曾國藩提出的“養活細民”，黃濬認為，這個理念可謂一針見血，切中要害，深得政治的箇中三昧。
四、總結
將以上三事例，統而觀之，可以看出，古代政治家之所以重視“地攤經濟”的作用，端在於其與民生關係密切。保“地攤經濟”也就是保飯碗、保民生。《尚書·泰誓》中說：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老子》中有云：“聖人常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自古以來，民意是評價執政善否之標準，由此便可推知，民生即是最大的政治。參考資料
《史記》 司馬遷著 中華書局
《夢溪筆談》 沈括著 中華書局
《水滸傳》 施耐庵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水滸傳與中國社會》 薩孟武著 北京出版社
《花隨人聖庵摭憶》 黃濬著 中華書局
《中國貨幣史》 彭信威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金明館叢稿二編》 陳寅恪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