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喊你来摆摊了”——这几天“地摊经济”着实火了起来。
俗话说得好，秤砣虽小压千斤。街边的地摊看似不起眼，却暗藏乾坤。
李克强总理点赞，说：“西部有城市按照当地规范，设置了3.6万个流动商贩摊位，一夜之间10万人就业。”主流媒体力挺，说：“莫小看这些不起眼的街巷小店、马路市场、流动商贩，维持许多家庭的生计要靠它们，解决灵活就业要靠它们，便利城市居民生活和消费要靠它们。”
笔者以为，所谓“地摊经济”，是一种市场范围比较小的市民经济。个人和家庭只需投入些许劳动和资本即可进行生产，只需占据城市较小的公共空间便可实现销售，只需街上往来的路人就能形成有效需求。由此可见，在繁荣市场方面，“地摊经济”的确是一支灵活机动、战绩不菲的“游击队”。
街边的地摊（图片来自网络）
其实，“地摊经济”古已有之。《易经·系辞下》就曾记载说在神农氏的时候（公元前三三一八——前三〇一九年）就已出现集市：“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不过，经济史专家认为，中国的交易行为应该不会发生那么早，因为，据考古发掘得知，传说中的神农氏时代，中国的先民也才刚刚进入新石器时代。但可以确定无疑的是，在先秦时期，“地摊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了。《论语·述而》中记载孔子的话说：“富如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杨伯峻先生将“执鞭之士”译为“市场守门卒”。可见，在春秋时代，已经出现城管这个职业的雏形了。当然，这和“地摊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秦汉以来，政府长期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地摊经济”属于商业范畴，自然也受到影响。贩夫走卒和巨商富贾一样受到士大夫阶层的歧视。不过，许多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却能打破世俗偏见，重视发展“地摊经济”。下面，笔者就试举几例。
一、曹参 “不扰狱市”
曹参是西汉的第二任相国。他执政时期，继续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对前任相国萧何所制定的各项律令，一概保留，丝毫不改，后世称之为“萧规曹随”。
《史记》中记载，在曹参成为相国之前，曾在齐国给齐王担任了九年的丞相。这九年间，由于他施政得宜，人民安居乐业，因此，被齐地百姓冠以“贤相”之名。在接到汉惠帝任命他为相国的消息后，曹参便开始着手进行工作交接。
曹参像
参去，嘱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姦人安所容也？是以先之。
“万语千言，只说两点，”曹参叮嘱其继任者，也就是齐国的下一任丞相，说，“其一，不要插手民事纠纷；其二，不要干扰集市交易。”
“啥？就这两件小事？难道齐国就没有比这更重要的政务吗？”对方诧异道。
“此言差矣。不论百姓道德品质的好坏，民事纠纷和集市交易这两件事，都是其生活的日常。如果你对此横加干扰，老百姓还怎么生活。所以，我要强调这两个问题。”言下之意，就是执政者不要过分干扰老百姓摆地摊，不要干扰老百姓谋求生计。
四部丛刊影印本《史记·曹相国世家》书影
古人认为，曹参的政治哲学其实就是 “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民国人黄濬在其所著之《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这样评价道：
予幼读《史记》，初不审曹参不扰狱市之旨。涉历久之，始叹曹相国此举，真是汉家开国规模。狱市者，古人以为下流驵侩，揆其实训，乃如今日恒言，中下层社会游衍拘聚所在者，皆不必以察察为明也。
黄濬对曹参做法背后的逻辑做了进一步解释，即，为政者应该为底层民众大开方便之门，让他们在市坊中聚集交易，以便活络经济，改善民生。如果管得过为苛细，反倒不美。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从现代的角度来看，政府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放松执法监管，降低交易成本，从而给民众以一定的便利和实惠。
二、范仲淹“募民兴利”
历史上，范仲淹是文人士大夫的典范。他不仅有解民倒悬的济世情怀，也有洞若观火的清醒目光。北宋的沈括在其所著之《梦溪笔谈》一书中，记下了这样一件事。
范仲淹像
皇佑二年，吴中大饥，殍殣枕路，是时范文正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为术甚备。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希文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寺工作鼎兴。又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监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文正乃自条叙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岁饥发司农之粟，募民兴利，近岁遂著为令。既已恤饥，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泽也。
据此则史料记载，公元一〇五〇年，吴中地区出现了大饥荒，饿殍遍地，民生凋敝。此时的范仲淹正主政浙西。为了应对困难局面，他果断采取了以下几条措施：
（一）调发国库存粮，募集赈灾资金
（二）鼓励百姓外出游玩
（三）支持寺院大兴土木
（四）修缮粮库和公务员宿舍
在这四条措施中，除了（一）以外，其他三条似乎和救灾毫不相关。这并非是范仲淹不分轻重缓急，相反，他不仅看出了饥荒对百姓生活的影响，更看出了灾情对经济系统的冲击。他深知，靠钱、粮赈灾只能救一时之急。想要从根本上纾解民困，还应该保证经济循环的稳定、维持市场交易的繁荣、激发民间经济的活力。
有鉴于此，范仲淹打出了一套微观和宏观的组合拳。
在微观层面上，范仲淹鼓励百姓外出游玩。“居民空巷出游”势必会产生大量的消费需求，而这些需求自然要靠小商小贩主导的“地摊经济”来消满足。摊贩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收入，便可以买粮食自救，进而改善生活。
对于缺乏生产资本，无法出摊的无产者，范仲淹采取了由政府主导兴建公共工程的
宏观政策来增加其收入。“又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即是政策（四）。地方政府出面，雇佣劳动力来修缮粮库和公务员宿舍，劳动者得以借此获得工资收入。到了一九二九年的大萧条时期，美国总统罗斯福也采用了类似的办法，通过大力营造公共工程来解决总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有力地缓解了危机。
罗斯福像
值得注意的是，在吸纳劳动力方面，范仲淹非常重视发挥寺院的作用。他召集各个寺院的方丈，告谕他们说：“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范仲淹之所以如此重视寺院的作用，表面上看是和吴中“好为佛事”的风俗有关。不过，细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因为古代中国有着十分发达的寺院经济。
《水浒传》的第四回《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中有这样一个情节：
一日，鲁智深在五台山上看见一个汉子用担子担酒上山，便上前向他买酒来吃。那汉子不卖，并这样说道：“我这酒挑上去，只卖与寺内火工道人、直厅轿夫、老郎们做生活的吃。本寺长老已有法旨，但卖与和尚吃了，我们都被长老责罚，追了本钱，赶出屋去。 我们见关着本寺的本钱，见住着本寺的屋宇，如何敢卖与你吃？”
刻本《水浒传》第四回书影
从这段描写，我们可以一窥寺院的经济实力。寺院不仅占有大量的土地和房屋，还雇佣了许多劳动力。不仅如此，寺内的现金流貌似也很充裕。小商贩日常经营所需之土地、房屋乃至经营的本钱，都由寺院供给，由此可见寺院占有了相当一部分的社会财富。
那么，寺院是如何获得如此之多的财富的呢？究其原因，主要是来自封建统治者的施与。
佛教理论强调众生平等、因果循环，纵然帝王将相也必循此规律，概莫能外。由于古代政治斗争的残酷，身处局中的这些统治者难免杀戮过多，因此，他们便在宗教这剂“精神鸦片（马克思语）”中找寻幻境和慰藉。此外，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封建统治者有时也利用其学说来维护统治秩序。陈寅恪先生在《武瞾与佛教》一文中就曾指出，武则天以女性的身份称帝，在儒家经典中找不到相关的理论来证明其行为的合法性，因为儒家学说历来反对“牝鸡司晨”，即“不许妇人与闻国政”。于是，她便求助于佛教大乘急进派之经典理论，因为该派有“以女身受记为转轮圣王成佛之教义”，即肯定女性与男性一样，有同等成佛机会（政治地位）。
武则天像
上述例子可以看出中土佛教与统治阶级有着密切之关系，因此，寺院经常会受到皇帝及诸王公大臣的赏赐，从而获得特殊的经济地位。加之寺院乃清修之地，僧侣们的生活都极其简朴，消费较少，因而便会贮存大量的财富。
寺院作为经济主体自然要受到封建政府的调节。比如，安史之乱后国家把度牒（百姓出家的许可证）售卖的权力收归国有。百姓若要出家，需向政府交钱购买度牒，政府便可借以增加财政收入。不过，政府虽然获得一时的财政收入，但却损失了未来的赋役，因为僧侣是不必纳税和供给劳动力的。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度牒有点类似政府发行的债券：度牒（债券）的售价即是财政收入。所不同的是，度牒的成本是政府放弃了未来的人丁赋役，而债券的成本是未来的利息支出。据此，封建政府需要在短期和长期的收入之间进行权衡取舍。假如古代存在完善的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且市场出清，那么，根据一般均衡理论，封建统治者可以通过对度牒进行定价来平滑当下和未来的财政收入。其公式如下：
一份度牒的售价=购买该度牒的劳动力在未来每年产生赋役的货币价值的现值之和
不过，上述公式的前提假设并不成立。可见，经济学理论虽然精妙，但是现实中往往缺乏具体的应用条件，远不如经济史和经济政策的资料切合实际。学了屠龙术，却发现世上本没有龙。这正是当下经济学者的尴尬处境。
基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寺院经济在古代社会的作用，这也就解释了范仲淹为何要号召寺院进行雇工了。
浙西百姓或者通过“地摊经济”获得利润，或者通过受雇于政府、寺院获得工资。待其收入提高后，支出也随之增加，“收入——支出——收入——支出……”如此循环往复，产生乘数效应，盘活地区经济。
范仲淹像
不过范仲淹的苦心孤诣未必人人能看得懂。救灾政策刚一发布，就有监察部门弹劾范仲淹只顾玩乐，不关心灾情，大兴土木，耗费民力。范仲淹不得不给皇帝上奏疏自辩称：“……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当然，口说无凭，皇帝也未必信服，还需事实出来佐证。史料记载：“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当年，在范仲淹的辖区内，没有百姓逃亡，社会秩序稳定，可见他面对灾情因应得当，举措合理。范仲淹之所以能够成功化解危机，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他能够因势利导，巧妙地激发了“地摊经济”、“寺院经济”等民间经济的内在活力。
三、曾国藩“养活细民”
民国人黄濬，在其所著之《花随人圣庵摭忆》中援引了一则曾国藩的逸事。
当时江宁府知府涂朗轩，名宗瀛，为理学名臣。方秦淮画舫恢复旧观也，涂进谒文正，力请出示禁止，谓不尔，恐将滋事。文正笑曰：“待我领略其趣味，然后禁止未晚也。”一夕公微服，邀钟山书院山长李小湖至，同泛小舟入秦淮，见画舫蔽河，笙歌盈耳，红楼走马，翠黛敛蛾，帘卷珍珠，梁饰玳瑁，文正顾而乐甚，游至达旦，饮于河干。天明入署，传涂至曰：“君言开放秦淮恐滋事端，我昨夕同李小翁游至通宵，但闻歌舞之声，初无滋扰之事，且养活细民不少，似可无庸禁止矣。”涂唯唯而退。
曾国藩像
从江宁、秦淮河两处地理标识可知，曾国藩当时应该是在两江总督的任上。一次，江宁府知府涂朗轩向他建议说，为了维护城市的治安，希望总督能够下令禁止恢复在秦淮河上经营画舫等游乐项目。曾国藩笑着回答说，不忙不忙，等我游玩之后，再禁止也不迟嘛。就这样，一天晚上，曾国藩邀请南京地区的知识界精英、钟山书院的山长李小湖一同乘舟玩赏。但见：六朝金粉地，喧喧不夜天。石头城外龙虎踞，桨声灯影绕秦淮。曾国藩和李小湖二人相谈甚欢，欢饮达旦，不知东方之既白。天明上班后，曾国藩便在两江总督署召见涂朗轩，说，我昨天晚上和李山长游玩了一个通宵，没见有人影响治安。秦淮河观光游览项目的开放，可以带动“地摊经济”的发展，维持了不少百姓的生计，看来不必禁止这事。
此时的曾国藩，早已不是那个拘执于理学观念的书生，而是一个手段老练的政治家了。他知道，秦淮河上的旅游项目可以带动沿河一系列产业的发展，
“养活细民不少”。如果仅考虑其存在治安上的隐患就严令禁止，那便无异于因噎废食了。遽然关停，小民生活无着落，反倒会滋生事端。曾国藩之高明和涂朗轩之昧暗，可见一斑，两人为政之手段，高下立判。
曾国藩像
黄濬在其书中不吝溢美之词，对曾国藩及其“养活细民”的政治理念，大加赞赏：“以予所观，近代贤者有此气象者，唯曾文正公具体而微。尝从文正戚属家获观文正遗象，隆准而目有棱，自是沉挚之才……尤以其开放秦淮灯船一事，深得治要……盖政治之精意，即在养活细民四字……”
黄濬曾在曾国藩的亲属家里看到了他的遗像。黄濬见曾国藩长得高鼻梁，眉目之间棱角分明，认为他气象恢弘，是个沉挚之才。至于曾国藩提出的“养活细民”，黄濬认为，这个理念可谓一针见血，切中要害，深得政治的个中三昧。
四、总结
将以上三事例，统而观之，可以看出，古代政治家之所以重视“地摊经济”的作用，端在于其与民生关系密切。保“地摊经济”也就是保饭碗、保民生。《尚书·泰誓》中说：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老子》中有云：“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自古以来，民意是评价执政善否之标准，由此便可推知，民生即是最大的政治。参考资料
《史记》 司马迁著 中华书局
《梦溪笔谈》 沈括著 中华书局
《水浒传》 施耐庵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水浒传与中国社会》 萨孟武著 北京出版社
《花随人圣庵摭忆》 黄濬著 中华书局
《中国货币史》 彭信威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金明馆丛稿二编》 陈寅恪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