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的特殊时期。这是一个政治上动荡不已、战祸频繁的时期，又是华夏各族大融合的时期。这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期，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受到挑战，论道谈玄成为时髦的风尚，佛教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文学方面，出现了《水经注》这样以山水为主题的鸿篇巨著和清新的山水诗和田园诗。绘画则产生了独立的山水画和讲究气韵的绘画理论。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造园活动逐渐走出皇家并首先在上层社会普及，并升华到艺术创作的境界
私家园林在两汉文献中尚不多见西汉文帝第四子、梁孝王刘武，东汉桓帝时的外戚、大将军梁冀，西汉武帝时茂陵邑富户袁广汉等人建有私园。刘、梁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袁则富可敌国，这三处私家园林规模均极大，其内容和布置似与秦汉皇家苑囿差别不大。值得注意的是三园均人工筑山。
到魏晋南北朝时，私家园林的记载丰富起来。北方的洛阳，南方的建康、吴郡是私园的集中地带。从造园选址看，已有了城市宅园和郊野别墅园的区分。其中南朝园主多为中原南渡士人，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他们对自然山水一往情深，取得深刻的审美认识并做出准确的描写。尤其是状物写情，把自然山水对人性的陶冶发挥得淋漓尽致，演成时代的审美风尚。他们把自己的认识融人造园活动中，所建别墅山居，代表了这时期造园的最高水平。
私园中的山，已不再以高广取胜，而代之以模仿自然山林景观。大司农张伦造景阳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岩复岭，嵌釜相属，深蹊洞壑，逦递连接。
别墅山居也非常注意选址布局与自然景观的结合。东晋望族谢灵运在会稽的庄园别墅极具典型意义。他所作《山居赋》对此作过出色的描述。私园中均有水，其形态或傍山为池，或缘堤为渠，或依势为曲溪清泉，创造了多样化的景观。园内植物的配置也以观赏和创造离俗的气氛为出发点。如西晋石崇金谷园，以柏树为主要树种，又在前庭种沙棠，后园植乌稗，林中点缀石榴和梨花。张伦景阳山高林巨树，悬葛垂萝，完全是自然山林景致。松柏、竹、梅、菊等被赋予高洁的品格，为士人师友，成为千古不移之论。园林建筑有亭、堂、斋、馆、楼、阁、廊、桥等，类型已很齐全。湘东苑中的建筑，有通波阁、临水斋；芙蓉堂、连理堂、修竹堂；映月亭、明月楼、阳云楼、临风亭等名目，均有一定的主题。估计为了便于观赏花木山水风月，园内建筑布局应是采取了灵活自由、因景设点、得体合宜的方式。私家园林景观布置的日渐精致，为山水园林的日趋小型化打下了基础。
这时期的皇家园林建设活动，虽然必然要受到时代思潮和审美风尚的影响，但其主要发展方向仍是按秦汉以来的传统相沿成习。其造景思路基本上仍是仙苑主题，甚至一池三山的具体布置方式也加以沿用。南朝皇家园林建于玄武湖南，主体也称华林园，自东晋至陈，五朝经营未改。较之秦汉苑囿，皇家园林的变化大致表现在4个方面。限于国力，规模远较秦汉为小，直接截取大片自然山林为苑囿已不可能。为适应这种情况，造园也不得不首先整建山形水系，集中表现自然山林的某些审美特征。这方面表现出与私家园林相似的趋向。园中建筑类型丰富，追求华丽奢靡的风格和奇巧的制作，娱乐与游赏并重。如设以水力推动的龟龙曼延之戏，设买卖街模仿市井贸易。
寺观园林诞生于这个时期。佛教僧侣和道家信徒在寻找远离城市喧嚣的清幽洁净之地以结庐修持方面颇具一致性。宗教热情与当时社会对山林美景的欣赏相结合，使山野之地的宗教寺观带有明显的园林情趣。《世说新语·栖逸》记 “康僧渊在豫章，去郭数十里立精舍，旁连岭、带长川。芳林列于轩庭，清流激于堂宇。"佛教高僧慧远自襄阳拟赴广东，路经浔阳，为庐山风景所吸引，遂在庐山久住，影不出山。
《高僧传》记慧远时所建东林寺“却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仍石垒基，即松栽构。清泉环阶，白云满室"，令人神往。值得注意的是康僧渊被时人视为栖逸的隐士，慧远则主张佛儒合明，外来佛教已与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寺观园林与俗家的山林别墅在形式和意境上也就并无分别。此外，由于北魏以来上层统治阶级舍宅为寺的风气流行，住宅改为佛寺，宅园也就成为寺园，如洛阳冲觉寺园、河间寺园等，与俗家私园也无区别可言。
具有公共游览性质的风景点的建设也在这个时期萌芽。南朝刘宋的南兖州刺史徐湛之在广陵城北的高地河池中，建风亭、月观、吹台、琴室，广植花木，召人游览。一些地方官员利用城垣或近郊高阜建楼阁以登临远眺，揽景抒怀。如江宁的景阳楼、镇江的北固楼、九江的庚楼、武昌的南楼、建康瓦棺阁等，均为一时名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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