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峰視界
“中庸之道”是中國古代唯心主義哲學觀點論，出自儒家文化典籍《中庸》。東漢末年儒家學者、經學大師鄭玄《中庸》注：“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也。”
因此說《中庸》是儒家闡述“中庸之道”並提出人性修養的教育理論著作。
01、中庸之道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儒家諸子建立了比較成熟的中道思想，這正是從《六經》原典的中道思想發展而來的。在春秋戰國的儒家子學著作中，如《論語》《子思子》《孟子》《荀子》等中，可以發現大量有關中道的論述。另外，在儒家學者為《六經》所作的傳記中，也同樣可以發現大量有關中道的論述。當然，最為重要的是，儒家典籍中還出現了專門論述中庸之道的《中庸》一書。《中庸》本是屬於《子思子》這樣的子學類著作，後被漢代學者編入《禮記》之中，它代表了早期儒家中庸之道的系統思想。《中庸》既是儒家子學，又是《六經》傳記的文獻特點，反映了儒學與《六經》的內在聯繫。
總之，儒家從《六經》之“禮”中提升出來的“中”，保留了與“禮”相通的實踐型特點，故而當儒家學者建構中庸之道學術體系時，就形成了一系列獨有的思想特色，它往往既是主客合一的，也是知行合一的，而且還是天人合一的。
02、中庸之道的演變
從《六經》原典到諸子思想，中國傳統中道思想發生了一系列重大變化。我們通過《中庸》一書，同時也包括《論語》《孟子》《荀子》等著作， 可以發現這個變革，主要思想體現在下列三個方面。
其一，早期儒家消解了《六經》原典崇禮尚中的宗教巫術因素，將中庸之道發展為一種人文價值和道德理性。
其二，早期儒家將《六經》中先王崇禮尚中的政治經驗與鬼神信仰，轉化發展為一種士人的中道智慧與哲學建構。
其三，“中庸之道”具有天人合一的思維方式特徵。儒家的“中庸之道”既可以體現為人之為人的人之道，即成為一種人類社會的禮儀制度;也可以體現為天之道，是一種宇宙秩序的和諧狀態。所以，《中庸》大談天人合一，就在於儒家的“中庸之道”的依據和目標均是天人合一。
《中庸》是儒家經典，至今已流傳兩千多年，在儒家學說中佔有重要地位，位於“四書”次位，在中國歷史上的各個時期都有其獨特的學術特點、學術成就和社會地位。
03、歷朝代表人物
《中庸》在西漢時被戴聖整理並編入《禮記》中。魏晉南北朝時期，伴隨著儒道合一、佛道流行的時代新趨勢，有學者把儒家的“中庸”與道家“無為”聯繫起來，為“尚儉”立據，但影響有限。如劉劭在《人物誌》中將“中庸”作為一種極高德行來推廣，把“中庸”列為最完美之“情性”。據記載，當時伴隨著佛家“格義”學說的流行，還有引佛家義理釋解“中庸”的著作出現。唐代李翱將《中庸》尊為經書，撰有《中庸說》，提出了一個《中庸》的傳承譜系，並與佛家心性之學相糅合，闡發與弘揚《中庸》儒家天命性道學說。他將傳承《中庸》的本意弘揚性命之說為己任，在糅合佛儒觀念的基礎上，用佛家“不動心”的理論來詮釋儒家“誠”的內涵，不僅由此建構起了一個較為完整的思想體系，同時，其融匯佛家與儒家的心性學說為一體，對於後來宋明理學的理論建構，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宋代以來，《中庸》逐步確立了儒家經典地位，成為科舉考試的重要內容。宋真宗年間，曾將《中庸》一書作為科考的內容；宋仁宗時，還對新中的進士頒賜《中庸》一書以為獎勵。北宋程顥、程頤極力尊崇《中庸》。南宋朱熹又作《中庸集註》,並把《中庸》和《大學》、《論語》、《孟子》並列稱為“四書”。
宋、元以後,《中庸》成為學校官定的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必讀書,對古代教育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到了近現代，梁啟超、孫中山視《中庸》為國寶。毛澤東改造中國也從中庸入手，曾用“矯枉過正”指導農民運動，又以“過猶不及”領導延安整風。
“中庸之道”是中華民族的古典哲學，曾廣泛而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歷史的發展。
山人聊歷史
所謂中庸之道，其實意思有兩層，一是做事要適度，做到恰到好處是最好的；二是過猶不及，做過頭和達不到是在做好事情上一樣的，都會造成不必要的傷害。中國人對於這兩層意思其實是很瞭解的，幾千年的日常生活都在踐行中庸之道，就是做到恰如其分。
那麼中庸之道的源頭是從哪裡來的呢？
源自貴族階級調和內部矛盾思想
孔子是述說中庸之道的始作俑者，孔子學習周代禮樂文化從而得出“吾從周”的意願，在面對春秋時期的社會問題時，孔子從貴族統治階級的角度出發，為貴族提出了中庸的理論用以調和貴族間的實際矛盾。
《論語·庸也》：“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當然，隨著時間向前推移，社會情況逐漸發生變化，中庸之道的實際應用也在促使理論進行豐富和修正。相傳禮記的中庸篇為子思所做，至於是不是真的，或是漢代託名假作，考證其實也是對我們理解他的發展沒有太大影響的。
孔伋（子思）是孔鯉的兒子，孔子的孫子。師從曾子學於洙泗之間，傳承的是儒學理想主義的一派，既是曾子學派的傳承者又是思孟學派的開創者，中庸之道作為個人修養上理想主義的精髓，自然也是得到了著重的強調和發揚。
《中庸》：“喜怒衰樂之末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孟子師從子思的傳人，思孟一系原本流行於齊魯之間，禮樂傳統文化的影響深遠悠長，加之孟子意志堅定、胸中自有一股浩然正氣，於是發自曾子傳於子思的理想主義思潮在孟子這裡得到了極大的發揮，中庸之道也散發出宏大的氣魄，開啟了理性主義認識論的道路。在向內求聖賢路上得到發揚光大。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盡心》）其實這本是原始儒學在先秦時代那個社會轉型期的自我發展的一支，本來不會成為主流思想關注的焦點，相比關注自身的修養，儒學在這一時期更為關注的是政治理想的實現，原本處於旁支的思想又為什麼成為儒學理論的核心呢？
兩漢經學專注於參與政治
今文經學自董仲舒向漢武帝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便走上政治舞臺，一心關注實際問題，古文經學從民間藏書中走來，開闢的雖是學術上的進步，但關注的重點也還是政治，其實無論是發揮“微言大義”的今文經學還是“通曉訓詁”的古文經學，中庸之道都是作為個人修養的理論僅限個人解讀，實際上他們更在意的是時事政治。
宋明兩代理學和心學的發揚
經歷南北朝隋唐幾百年佛學的傳承和交流，終於在形成了佛教的中國化——禪宗。受到佛教的影響道教也在這幾百年間完成了自己的理論建設，一套全新的理論指導下的道教完成了新生——全真道。
宋儒在重新詮釋儒學思想的時候，引入了佛學的因識觀等思想，經學原本用來經世致用的那一套政治理論不適合再在向內反思時代廣泛應用了，於是理學將思孟學派在個人修養上的創見發揚光大。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大學》和《中庸》被宋儒從《禮記》中單獨提出與《論語》及《孟子》成為“四書”，用以建立理學時代的新經典。於是外王之儒學向內聖之儒學轉型，並獲得新生。
大學之道和中庸之道均為儒家修己治人的內聖外王之道，若想求得政治上有所作為必先求得個人修養上的突破，這就是外王由內聖開始，理學朱熹在《中庸章句》中說：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本要是也。”王陽明在《傳習錄》中也提到中庸之道乃是自律之道。
“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裡。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基於天人合一中庸之道長盛不衰的秘訣
鄭玄說：“言誠者天性也，誠之者，學而誠之者也。”中庸之道旨在教育人們自我修養、自我監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養成為具有理想人格，達到至善、至仁、至誠、至道、至德、至聖、合外內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創“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太平和合”的境界。
作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中庸之道能夠長盛不衰，得益於它自誕生之日起就深深地紮根在農耕文明的華夏大地上，凝結著千千萬萬的先賢的智慧，不僅得到了有效的傳承，並且還在茁壯成長。
灤陽誠毅
太遠的沒有研究過，比較近的是曾國藩和蔣中正。
中庸的意思不是什麼不上不下不左不右，不持立場，而是謹小慎微，恪守善道，擇善固執。在《中庸》一書中大量用誠和明兩字。說明了誠是求學修身改命的根本。
近代比較著名的中庸實踐者就是曾國藩。曾國藩眾所周知本是一個沒有天賦的人。但是為人誠而明，靠著努力考上了官員。而後一直謹小慎微，對修身，治國，和對家庭都有良好的對待。曾氏家書，誠懇慈愛。都有其意義
曾國藩打仗同樣也是，結硬寨，打呆仗。
在曾國藩影響下，蔣中正同樣也是，本身好像不如毛主席有天賦，但是誠懇，詳細記載自己內心的毛病，一點一點改掉。同時在大義，大忠面前沒有任何畏縮。同樣是一箇中庸之道的踐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