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祝當代中國研究所成立30週年
摘要
1993年5月至2000年12月底，李力安擔任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這反映出中央對他的信任和對當代中國研究所工作的厚望。在中共中央黨史領導小組副組長鄧力群的統一領導下，在李力安任職期間，當代中國研究所確立了所長負責制和所長辦公會制度，設置並充實了科研、編輯、檔案資料、行政和後勤等機構，以及專業的圖書館、出版社、學術刊物和群眾性社團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的建設；完善了行政、人事、科研和後勤管理等一套規章辦法，協調解決了制約事業發展的幹部崗位職級待遇、編制和職稱職數等方面的問題；辦公樓落成，圖書檔案資料樓破土在建，在職的無房職工分到了住房；進一步奠定了當代中國研究所隊伍建設、思想建設、學風建設和制度建設的基礎；李力安本人也在行政領導之外繼續發揮黨建研究專長的同時，書寫了國史研究的“老兵新傳”。卸任所長之職後，李力安在耄耋之年牽頭協調修訂出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2012年10月，鄧力群、李力安等當代中國研究所第一代創業者精心編寫的第一部“官修”共和國史稿正式出版。
出任當代中國研究所（以下簡稱當代所）所長，是李力安離休前的最後一個工作崗位，是年73歲。他自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至新中國成立前夕，黨的村委、區委、縣委、地委的各個職級，一級不落。新中國成立後，他又經過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中共中央財政貿易工作部和中共中央組織部（以下簡稱中組部）等部門的歷練。
1964年由中組部副部長職位轉任中共黑龍江省委書記處書記後，相繼任黑龍江省委常務書記、第二書記兼哈爾濱市委第一書記和黑龍江省委書記，與黑土地息息相關22年。1986年春回到北京，又在中共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和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以下簡稱中顧委）秘書長等崗位工作。力安同志雖然履歷豐富，但卻沒有專門從事過歷史研究工作，也沒有專任理論宣傳工作的經歷，因此，他多次說，擔任當代所所長是“老兵新傳”。
李力安
一
對於到當代所工作，力安同志是極其審慎的。中顧委在中共十四大結束其歷史使命後，力安同志奉命主持辦理善後工作至1992年底。從那時起，中共中央黨史領導小組副組長鄧力群幾次邀請他出任當代所所長。力安同志考慮到自己長期從事黨的綜合性工作，沒有在學術研究領域工作過，而且已年逾古稀，一再婉拒。後來，力群同志就商請主持中共中央黨史領導小組工作的副組長薄一波（原中顧委常務副主任），向中央報告請求任命李力安擔任當代所所長。經薄一波當面請示江澤民獲得同意後，此事遂成定局。上任前，薄一波囑咐李力安：研究工作你不懂，你去做政治思想工作，掌握一下大的方向，把幹部管好。（本文所用史料部分來源於《當代中國研究所大事記（1990—2010）》（當代中國研究所辦公室2010年編印）、當代中國研究所秘書檔案處所藏相關檔案以及筆者的工作筆記，凡出自上述材料的引文，下文不再一一註明。）根據力安同志的建議，1993年6月2日，力群同志在當代所辦公會議上只宣佈李力安參加當代所的工作。力安同志當時考慮：要進入一個全新的領域，有必要先熟悉情況，他建議這期間當代所的工作仍按力群同志既定的程序進行，他先進行一段時間的調研和業務學習，再決定是否任職。這樣，直到9月21日，力群同志才正式宣佈了中央對力安同志的任職決定。
力安同志之所以如此慎重地對待這次任職，是因為他深知，這是要承擔一項對於黨和人民的事業具有重要意義的工作。在1989年政治風波之餘和蘇東劇變愈演愈烈之際，中共中央一改中國古代“當朝人不修當朝史”的傳統，決策籌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館”，以當代所為其過渡，全面總結和研究新中國成立40多年來的歷史經驗，並經胡喬木推薦，重新啟用已經轉任中顧委委員的力群同志為中共中央黨史領導小組副組長，具體負責這項工作，這引起了海內外的廣泛關注。因此，力安同志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參與主持當代所的工作是中央對他的信任，同時也深感任務艱鉅、責任重大，是他近60年革命生涯中的一次新挑戰。
現在回過頭來看，中央任命來自原中顧委的力安同志為當代所所長，實際上也反映出中央對力群同志的高度信任。力群同志是黨內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鄧力群同志逝世》，《人民日報》2015年2月11日。），他對當代所的領導是中央批准建立當代所的文件所明確的，即“鄧力群同志代表中央黨史領導小組在政治上指導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的工作”。當代所的創建和發展，無論是機構設置、人員調配、工作計劃、科研方針，還是基建、後勤、行政以及對外交往等，無論是力安同志到職之前還是到職之後，都是由力群同志主導的。力群同志逝世後，力安同志撰寫的緬懷文章就是以《憶國史研究事業的開創者——鄧力群同志》為題的。他寫道：“鄧力群同志年長我5歲，過去我和他雖然一直沒有直接的交往，但對他我是聞名已久。1987年在黨的十三大前後，我擔任新一屆中央顧問委員會秘書長。當時按照會前的中央人事安排，作為上一屆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力群同志是十三屆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委員的人選。但是，由於他自身以外的原因，力群同志出人意料地連續在中央委員選舉和稍後進行的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的選舉中落選，最後只擔任了中顧委委員職務。出於對老同志的關愛，黨中央規定中顧委老同志可以只參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中顧委的活動不必事事都出席。因此，在中顧委開會或開展工作時，請假者為數不少，甚至有個別同志一次活動也不參加。鄧力群同志卻不以他不得已只出任中顧委委員的特殊境遇為懷，幾乎是逢會必到，恪盡一名中顧委委員的職責，表現出堅定的黨性和高度的政治責任心。這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李力安：《憶國史研究事業的開創者——鄧力群同志》，《當代中國史研究》2016年第1期。）
長期在組織部門工作的經歷，練就了力安同志高度的組織觀念。他十分尊重力群同志的領導，近8年間始終如一地自覺輔助力群同志的工作。在我擔任他的秘書期間，凡是當代所的工作，從未發現他有越過力群同志向中央其他領導同志請示或彙報的情況。如1996年8月22日晚，中共中央黨史領導小組副組長薄一波的秘書從北戴河打電話給我，傳達中央和薄一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以下簡稱《國史稿》）送審與出版問題的指示。第二天拿到電話記錄後，力安同志首先是向力群同志彙報，然後才召開所長辦公會傳達貫徹。
力群同志也很支持力安同志的工作。當代所成立之初的領導機構是所務委員會。所務委員先後有鄧力群、馬洪、武衡、安平生、鄭惠、徐達深、馬仲揚、詹武、丁偉志、李智盛、劉中海、吳家珣、段若非、有林、陳裴章等。這些同志既有省部級領導，又有各個領域著名的專家，多數是兼職，少數幾位是專職，他們擔任所務委員時，除段若非外，都是60歲以上年紀。他們在力群同志的直接領導下，為當代所初期的創建和各方面工作的開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是這樣的領導機構，也確實存在因無法保證所務委員會有穩定的成員出席以致影響討論、決策的問題。力安同志到當代所後，提出將當代所的領導體制明確為所長負責制，成立所長辦公會決定重大事情，當時的班子成員有副所長、《求是》雜誌原總編輯有林，後來又選拔張啟華和程中原為副所長，吸收秘書長或副秘書長參加，實行集體領導；由於當代所是由中共中央黨史領導小組直接領導，並且所裡的工作人員也很少（當時在編人員只有50餘人），故暫不設黨組；所務委員會繼續存在，但主要發揮學術諮詢指導作用。這項重要變更，因力群同志的大力支持而迅速得到落實。力群同志不僅在大事上支持力安同志的工作，對一些具體事情也很關照。力安同志初到當代所時的秘書原是由中組部選派的李恆波，後來他要到地方掛職工作。力安同志擬挑選當時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的我擔任他的新秘書。但他與中央文獻研究室的領導不熟，就寫信給力群同志，力群同志當即批示“請文獻室大力支持”。
到當代所後，力安同志就把主要精力投入當代所的工作，同時也承擔一些中央交辦的其他工作和參加一些社會活動。他在擔任中顧委秘書長期間，曾多次奉命率工作組考察一些省部級領導班子，或是對某個班子成員間存在的問題進行批評調解。如中共十四大前，他曾率工作組參與考察過上海市、四川省、江西省、北京市以及中組部、中共中央宣傳部（以下簡稱中宣部）、監察部、新華社的班子。中顧委撤銷後，中組部仍安排他帶隊參與這項工作。此外，他每年還會到外地進行調研和開會。如1996年，他於1月到山西太原參加《當代山西史》出版發行座談會，6月到吉林長春參加中組部黨建研究會舉行的“加強黨的執政基礎建設討論會”，7月到黑龍江就黨的基層建設進行調研，11月到浙江溫州進行股份合作制企業調研。這些活動時間都不到一星期，且都為力群同志所贊同，有的還是為了配合力群同志在當代所佈置的開展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發展狀況的研究。同年5月和12月，中組部安排力安同志兩次帶隊分別對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後改為科學技術部）和福建省領導班子進行屆中考察，時間各是一個多月。這一年他大概有3個月的時間未能在當代所坐班，所裡有些議論。力群同志得知後告誡大家：力安同志也是年過古稀的老同志了，還要承擔中央交辦的一些重要工作，所裡的同志要自覺地補臺。1997年初，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央紀委）和中組部開始醞釀一項新舉措，即聯合組織督導組對一些省市部門進行工作督導。中央紀委書記尉健行希望力安同志帶隊去海南省進行督導，也有借重其經驗豐富去探探路子的意思。力安同志謝絕了。我勸他說，這個季節海南的氣候舒適，可以邊工作，邊調養身體。他說：過去中央規定中顧委的工作職責有幫助中央考察領導班子和幹部的規定，現在中顧委已解散多時，考察領導班子不再是我的工作職責，不一定必須承擔了。自那以後，他再也沒有承擔過考察省部級領導班子的工作。這反映出力安同志的嚴於律己和對當代所工作的專心。
力安同志和力群同志的閱歷不同，工作方法和脾氣秉性也不盡相同。雖然他們在對黨和人民事業的忠誠上、在總的工作目標上是相同的，但在具體事務和工作步驟、方法上又有所不同。比如力群同志多次說，當代所的同志務必安心工作，但是如果有人不安心，提出要走，那好吧，上午提出，我們下午就放人。力安同志雖然沒有當面表示不同意力群同志的意見，但在實際操作中總是嚴格把握，親自和要求調動的同志談話（哪怕是剛分配來的年輕同志），詢問其工作學習生活中的困難和調動的原因，耐心地做思想工作。他認為，當代所總共只有幾十個人，如果連續有人調離，會影響隊伍的穩定，也會使外人質疑當代所為什麼會留不住人。
力安同志對力群同志的尊重和維護，還體現在一些特定場合對思想政治工作的把握上。力群同志十分注重國史研究的思想指導問題，他不僅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根本指導地位，而且組織當代所同志把鄧小平和陳雲的著作言論進行分類編輯，對正在編寫中的各卷《國史稿》做有針對性的對照和指導。同時，他多次引用江澤民的論述觀點和朱鎔基等同志的主張作為論據，指導編寫《國史稿》。他根據自己當年的記錄，親自編輯了《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以下簡稱《批註和談話》），下發給當代所的研究人員學習。在1998年舉行的一次有所內外同志參加討論《批註和談話》的會議上，力群同志最後在做總結講話時從多個方面闡述了這部《批註和談話》對國史研究的指導意義，並要求與會者把毛澤東讀書批註和談話中所闡述的思想觀點，作為編寫、修改各卷《國史稿》的基本指導思想。力安同志在主持這類的內部學術研討會時，首先講到如何貫徹力群同志的要求，怎樣組織業務人員學習消化毛澤東的這部著作，用以指導國史研究；隨後，他強調不僅要深入學習毛澤東的這部書稿和其他著作，還要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包括中共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等重要文件及其思想都作為國史研究的根本指導思想，加以系統地貫穿學習。他還特別解釋說，毛澤東在這次讀書過程中所闡發的思想是在1959年底和1960年初針對新中國頭十年的建設情況談的，無疑對以後的歷史發展都具有指導意義。但後面的事情畢竟沒有論及，毛澤東更是沒有看到新時期以來的情況，所以，我們必須把黨的指導思想融會貫通，作為國史研究的指導思想。
力安同志不僅非常尊重力群同志代表中共中央黨史領導小組對當代所工作從宏觀到微觀的領導，同時對中央指定的當代所的行政代管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以下簡稱社科院）的領導也十分尊重。他以身作則，教育所裡的同志不要以為當代所是自立門戶，要自覺地擺正與社科院之間的上下級關係。比如，每年社科院要召開多次會議推進各方面的工作，往往會要求各研究所所長出席，當代所的同志在向力安同志報告時也會建議他派副所長或秘書長參加即可，但他卻一直嚴格按照會議通知的要求，只要脫得開身或身體條件允許，一定按時出席。每次簽到後他就會在臺下就座，熟悉他的社科院領導如王忍之等發現後會移步臺下和他握手致意，與會者經常是以詫異的目光看著這位年長他們20歲左右的老人弓著腰聚精會神聽會、記筆記的身影。
力安同志說，他一輩子都習慣於做副職。在當代所的近8年間，他牢記薄一波的囑託，克服年老體衰和長期腰椎疾病的困擾，把當代所所長職務作為黨中央交給他的一項光榮任務，嚴格遵守組織原則，認真履職，努力做好力群同志的助手。
二
力安同志總說自己是國史戰線的新兵、理論研究領域的外行。不熟悉他的人都不大注意他在理論研究方面有何建樹，只把他當作一般的高級領導幹部看待。實際上，早在黑龍江工作期間，他就依據自己在黨建領域長期的實踐和積累的豐富經驗，撰寫了多篇黨建理論文章並在《紅旗》《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刊發表。1983年全面整黨開始之前，中央之所以選擇黑龍江省作為整黨試點，在一定程度上就與時任省委書記的力安同志特別注重抓黨建工作不無關係。1985年10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習仲勳在代表中央宣佈力安同志不再擔任黑龍江省委書記的會議上，充分肯定了他在黑龍江20多年的工作，並特別指出力安同志在黨的建設方面是有貢獻的。因此，中央隨即安排他擔任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在擔任中顧委秘書長期間，他同時是全國黨建研究會的副會長、顧問，撰寫發表了多篇黨建方面的文章。其中，1989年8月1日，針對當時極少數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和國外敵對勢力在“民主、自由、人權”問題上汙衊和誹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問題，力安同志致信江澤民表示：我們黨從成立之日起就為民主、自由而奮鬥，我們現在的目標仍然是要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議組織一些黨內外的理論工作者，圍繞這些問題，認真讀點馬列的書，深入研究國內外的實際情況，寫出一批有深度、有說服力的文章；還可以採取各種形式，幫助群眾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政治觀點，來分析不同社會制度下的民主、自由、人權的不同內容和實質，進行群眾性的自我教育，使群眾在思想上解開疙瘩”。（李力安：《關於民主、自由、人權的一封信》，《人民日報》1989年8月24日。）江澤民在這封信上做了重要批示，認為“這個建議很好”，“現在非常有必要發表一些文章，比較系統地、科學地闡明這些概念，澄清各種糊塗認識”。（《李力安新時期黨建論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611頁。）《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力安同志的信，並根據江澤民的重要批示，撰寫了編者按。
在當代所任職的近8年間，力安同志繼續發揮他在黨建研究方面的特長，並特別注意從研究黨的歷史經驗的角度來闡發黨建理論。他撰寫的黨課報告、講話、調研報告不計，單是公開發表在《人民日報》《求是》《光明日報》《瞭望》《黨建研究》《紫光閣》等報刊上的就有《當前黨建中需要加以解決的問題》《必須堅持和加強民主集中制的問題》《牢固地樹立正確的人生觀——重讀〈紀念白求恩〉》《永遠堅持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當前我們怎樣增強黨性鍛鍊》《站穩工人階級的階級立場》《繼承小平同志遺志造就一代代革命事業接班人》《領導幹部要重視黨史的學習和研究》《關於對國有大中型企業負責人的監督和管理問題》《聯繫實際，學以致用》《黨校教育第一位的任務是培養幹部的馬克思主義素養》《談談世紀之交的幹部隊伍的“四化”建設問題》《作始也簡，將畢也鉅》《在新形勢下大力加強機關黨的建設》《關於領導問題淺談》《讓黨的光輝照耀新世紀的征程》《在非公有制企業的工人群眾中開展黨建工作之我見》等20餘篇黨建方面的文章。他的這些文章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思辨性，觀點鮮明，立場堅定，發表後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力安同志卸任當代所所長後，中央文獻出版社以《李力安新時期黨建論稿》為書名，選取他的50篇黨建文章結集出版。宋平在該書序言中指出：這些文章“既是對李力安同志工作實踐和理論研究的總結，又展現出這一階段黨建工作的發展歷程。我們也可以看出，像他這樣的一個共產黨員是如何堅持黨性，實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李力安新時期黨建論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序言第3頁。）
力安同志在新中國成立前已經是地師級領導幹部，他是共和國曆史的親歷者，在某種程度上也是重要參與者。他從實際工作中感悟和了解新中國的歷史，對每一次重要決策和事件的發生過程及其得失有著與一般學者不一樣的切身體會。力安同志雖然家境貧寒，但他是抗日戰爭前山西省五臺縣川至中學（四年制）畢業的，這在其同輩的老同志中並不多見。參加革命後，他謙虛好學，工作嚴謹，勤于思考，幾十年如一日地做學習筆記，即使出差在外也是每天堅持，留下了數百本學習和工作筆記。
力安同志對黨中央在他晚年給他一次重溫和回顧新中國歷史的機會常懷感激之念。在當代所工作期間，他一方面以小學生的姿態，真誠地向力群同志和其他專家學習，每次參加研討都一絲不苟地埋頭做筆記，閱讀了大量的書籍和材料；同時，他認真對待每一次審稿和學術討論，每一次發言都要預做準備，發言所談都是他對共和國曆史的切身體會。比如關於群眾路線問題。他認為一般來講，群眾的要求和希望是我們黨一切行動的出發點，但群眾的要求與客觀實際不一定是完全同步和完全吻合的。新中國成立前我們屢犯“左”傾錯誤的根源是因為中國是個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他們的平均主義思想在反封建鬥爭中有積極意義，但是在發展社會化生產中就會有破壞作用，如果不加分析地貫徹“群眾怎麼說我們就怎麼做”，就會犯平均主義的錯誤；新中國成立後一再出現違反經濟規律的急躁冒進，也是出於億萬群眾急於改變國家貧窮落後面貌的迫切願望，並不只是毛澤東和中央領導頭腦發熱。因此，我們既不能脫離群眾的要求，也不能做群眾的尾巴。再如，關於實行黨政分開改革問題。他說，新中國成立後我們既有從革命戰爭時期沿襲下來的黨政不分所造成的某些弊端，也有“文化大革命”中兩年左右時間的“革命委員會”“以政代黨”的嚴重錯誤，兩方面的經驗教訓都應該吸取。因此，新時期實行黨政分開的根本目的是加強而不是弱化黨的領導，要改進和加強黨的領導，擺在第一位的是“加強”。
除去參加討論會的大量發言和講話外，他還陸續撰寫發表了約20篇關於國史研究的學術論文。主要有：《沿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紀念〈論十大關係〉講話發表40週年》《全面準確地理解和貫徹“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的戰略方針》《關於溫州股份合作制的思考》《關於階級分析方法的現實意義——紀念〈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發表40週年》《深入學習鄧小平理論全面準確地理解和貫徹黨的基本路線——紀念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20週年》《當代史研究的理論思考、政治思考和現實思考》《重溫二十年前鄧小平視察黑龍江的談話》《對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再認識的認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區別與聯繫》《用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教育黨員幹部》《努力開創國史研究工作的新局面》《談談國史研究的指導思想和方法問題》《抗美援朝 保家衛國》《“總結歷史，說明現在，探索規律，啟示未來”——深入開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的研究和宣傳工作》等。限於篇幅，這裡不便對上述文章的觀點進行評述，但值得說明的有以下兩點。
其一，上述文章的基本觀點和結構都是出自力安同志的構思，所有的文字都是經他仔細推敲的。只有《深入學習鄧小平理論全面準確地理解和貫徹黨的基本路線——紀念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20週年》一文除外，該文是當代所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以下簡稱國史學會）舉辦的“紀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二十週年學術討論會”的主旨發言，是當代所集體執筆。
此前，在制定1998年當代所年度工作計劃時，力群同志除安排《國史稿》的編寫、審改任務之外，還提出要舉辦一次紀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20週年的討論會。力安同志為準備參會文章，就從黑龍江省檔案館調閱了1978年9月鄧小平視察黑龍江時的談話記錄。鄧小平那次從朝鮮訪問歸來，在黑龍江停留了兩天，是由力安同志代表中共黑龍江省委接待的。《鄧小平文選》只收錄了鄧小平視察吉林和遼寧的談話記錄，而沒有收錄他視察黑龍江的談話記錄。力安同志認為，視察東北三省是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一次重要調研活動，視察黑龍江的談話雖然沒有集中闡述理論問題，但其內容與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密切相關，可以說是鄧小平那次東北調研活動的開端。力安同志就根據當年的談話記錄寫了一篇回憶性的文章，並要求我在成稿後徵求所內同志的意見。大家認為，力安同志的文章彌補了《鄧小平文選》的一個缺憾，對於幫助理論界從整體上認識鄧小平的“北方談話”具有重要意義。
但是，力安同志認為，該文作為這次學術討論會的主旨發言則不夠全面。於是，他決定由程中原帶領李正華和我另外起草一篇。力安同志在這篇主旨發言起草前和成稿後兩次談了他對文章的要求與主要觀點，並做了認真修改。學術討論會召開後，外界對這篇主旨發言反響熱烈，既有積極回應的，也有指責的。我的一位朋友專門打電話詢問文章中關於“當前給我感受最深的，或者說使我觸目驚心的是那些片面理解、甚至是肆意歪曲鄧小平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的言行。他們把鄧小平理論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把三中全會前後的歷史割裂開來並簡單地對立起來，把社會主義同初級階段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把四項基本原則同改革開放對立起來，把以公有制為主體與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割裂開來並對立起來，把按勞分配為主體同多種分配製度並存割裂開來並對立起來……這些形而上學的言行已經造成思想上、理論上和實踐上嚴重危害，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深入學習鄧小平理論 全面準確地理解和貫徹黨的基本路線——紀念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20週年》，《當代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6期。）這段話。今天，對照學習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1月5日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的講話，感覺力安同志當年的觀點，與習近平總書記關於“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3頁。）的論述，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其二，力安同志的這些文章時事性和戰鬥性強，思想深刻，但又都是論從史出，視角獨特，言一般學者所不能言，是史論結合的佳作。這些文章發表後，首先因其政治觀點鮮明而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宋平就曾高度評價力安同志的《對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再認識的認識》一文，“從歷史研究的角度入手，比較了新民主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異同，是一篇具有理論研究價值的好文章”（《李力安新時期黨建論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序言第3頁。）。力安同志的這些文章，當時就有多篇被《人民日報（內參）》《解放軍報（內參）》、新華社《動態清樣》和《報刊文摘》等全文轉載或摘錄，有的則被收入多種專題文集。與此同時，這些文章的學術價值和史學水平也得到業內同仁們的普遍認可。當代所成立10週年之際，所科研辦做過成果統計，其中一項內容是全所同志所發論文被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全文轉載的數量，第一名是程中原，有11篇；第二名就是力安同志，有8篇。
前文已述，當代所的科研方針和《國史稿》的編寫大綱及具體思路都是力群同志殫精竭慮的結果。力安同志除在組織落實力群同志要求方面發揮作用外，還比較突出地抓了三個方面的科研工作。
一是注重隊伍的學風建設，強調學以致用和理論聯繫現實，組織廣泛的社會調研活動。他認為，今天的現實就是明天的歷史，國史研究必須時刻把握其現實性和政治性強的特點。他帶頭每年都外出進行社會調研。比如1993年春，他到雲南對工業企業中黨的工作做調研；1994年，到深圳做過農村支部工作的調研；1995年12月，到遼寧錦州農業試驗區調研；1996年11月，到浙江溫州進行股份合作制和新建經濟組織黨建調研；1997年5月，到蘇南等地進行鄉鎮企業改制調研；1998年6月，到閩西、贛南進行老區建設和黨史工作調研；1999年3月，到山西晉城、晉中等地進行基層黨組織建設情況調研；2000年4月，到安徽合肥進行當代地方史工作調研；等等。每次調研回來，他都要認真地整理蒐集來的資料，撰寫調研報告，報送中央領導和有關部門參閱。這些調研報告有的被中央領導批轉，有的被新華社《動態清樣》等內參刊登，還有的被作為地方部門的文件印發。
二是挖掘口述史料。他利用以往在中組部和後來在中顧委工作期間與老同志們建立的工作聯繫，帶隊採訪宋任窮、李德生、耿飈、廖漢生、汪東興、吳德、賽福鼎、袁寶華等老同志。在為紀念新中國成立50週年與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電視臺聯合拍攝的16集文獻紀錄片《新中國》的過程中，他和有林親自擔任總策劃，採訪了薄一波等一大批老同志。劉中海、朱元石等整理出版的《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和《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以及《共和國要事口述史》（《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版。《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版。《共和國要事口述史》，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都是這些口述史料的代表作。除組織當代所的力量開展搶救“活史料”之外，他還發動社會力量開展這一工作。1993年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00週年之際，他組織由他擔任會長的中國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舉行全國性的“毛澤東與我”徵文活動，收到1500多篇應徵文章，從中選編出版了《毛澤東與我》叢書（共6冊），並根據徵文得到的線索組織拍攝了9集文獻紀錄片《情繫毛澤東》。
三是發揮國史研究資政育人的作用，注重國史研究成果的普及與宣傳。為了及時向中央和有關部門反映國史研究的動態和提供資政服務，他要求當代所創辦內部通訊，不定期上報。為帶動大家供稿，1998年3月，他根據在當代所舉辦“中蘇關係與冷戰”國際學術研討會期間蒐集的信息，親自撰寫了通訊稿《俄國學者齊赫文斯基對中蘇關係的一些觀點》，刊登於第1期《國史情況》。為推動國史研究成果的宣傳和更好地發揮其在“兩個文明”建設中的重要作用，1999年8月26日，力安同志在京西賓館主持召開國史教育座談會。中組部、中宣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黨校等單位的負責同志出席並講話，為慶祝新中國成立50週年營造了濃厚的宣傳氛圍。在此前後，他還組織當代所與國史學會主辦全國性的國史知識競賽（《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刊登了知識競賽題目），並編寫出版了適合不同群體閱讀的“新中國國史教育”讀本（即《新中國國史教育幹部讀本》《新中國國史教育學生讀本》《新中國國史教育士兵讀本》，長春：長春出版社1999年版。）。
在當代所工作的後期，力安同志考慮得比較多的是國史學科的建設問題。2000年4月，他撰寫了《努力開創國史研究工作的新局面》一文，就完成慶祝新中國成立50週年國史研究的階段性任務之後，當代所和國史學科的發展提出了具體設想，並比較系統地論述了國史研究的對象、特點、理論指導和方法論及其與黨史的聯繫和區別，並特別強調國史研究工作者一定要注意解決觀點、立場和理論聯繫實際的問題。這一年，他雖然已經是80歲高齡，但為了摸清全國各級學校國史教育的現狀，親自組織並擔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大中小學國史教育現狀研究”課題組組長，三赴山西（有兩次是不再擔任當代所所長之後），與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省教育廳聯合開展調研，為以後能夠更有的放矢地開展國史研究和國史教育提供了重要依據、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該課題成書出版後，受到廣泛好評。
力安同志在擔任當代所所長的近8年間，除去他任主編、副主編參與編寫、審讀、修改的各種書稿，撰寫的內部講話稿、講課稿、工作報告和調研報告等，單是公開發表的黨建和國史研究方面的論文，平均每年就有5—6篇。這就是一位七八十歲的老人，為國史研究事業書寫的“老兵新傳”。
三
力安同志到當代所工作時，當代所在力群同志的直接領導下已經成立兩年有餘，隸屬關係、機構設置、人員編制、經費保障等多已到位，辦公樓也已破土開建，一派欣欣向榮的喜人景象。但是，因為畢竟是初創的單位，許多有待完善的問題是在後續的發展中才逐漸顯現的。
一是各級崗位的職級待遇問題。在包括力群同志在內的全所同志心目中，當代所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正部級的事業單位。但是，中央下發的文件規定，當代所是作為國史館的過渡籌建的，行政事務由社科院代管，並沒有明確其職級，並且一直持續10年都沒有明確。最初選調的幹部，有的本來就是正部、副部級或正局級幹部，問題並不突出。待陸續從各地、各部門選調了一些骨幹力量後，就出現了怎樣培養和使用這些幹部的問題。因為他們在原單位本來就有很好的發展空間，但是到當代所後在提拔使用時就遇到門檻了，長此以往勢必影響其工作的積極性。
二是編制和高級職稱職數問題。中央批覆成立當代所時的編制是50人，又把《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的20個編制劃歸當代所，並確定高級職稱的職數是24個。而建所之初調入的業務骨幹幾乎都是副高以上職稱，因此幾年時間就把高級職稱的職數使用殆盡。於是，當代所就面臨著因沒有職數而無法評定新的高級職稱以致後繼乏人的窘境。
三是經費問題。當代所成立時財政部核定1991年事業經費為70萬元。隨著業務工作的開展、人員的增加、差旅費上漲等情況的變化，經費捉襟見肘，更談不上工資以外的福利。記得力群同志為籌措資助《當代思潮》等刊物的經費，幾次和當代中國出版社“算賬”，還曾問責服務中心的經營問題。當代所作為新建單位，百事待興，各項工作都需要經費，每年都不得不向財政部申請專項經費和追加事業經費。
四是職工住房問題。最初是力群同志親自出面向社科院借了6套職工住房，1991年以後國家計劃委員會（1998年改為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家計委）又兩次分別撥款250萬元、580萬元，用於購房或參加中直機關的住房共建（當時估算可得3000平方米）。但是直到1998年才拿到新風街南里中直小區的住房，並且因基建費上漲等因素，面積也大打折扣。而那時，當代所的人數已經接近100人。
此外，1991年，國家計委批准建設建築面積5000平方米的辦公樓。但是由於起初申報時對圖書館、資料室、檔案室的使用面積嚴重估計不足（因接受了胡喬木家屬的贈書和力群同志歷年保存的檔案以及通過各種渠道複製、接收的檔案資料）以及與當代中國出版社、國史學會一同辦公，辦公樓於1994年剛落成就不敷使用。上述情況嚴重製約、影響了當代所的發展和國史研究事業的發展，陸續有一些好不容易調入的業務骨幹（包括局、處級幹部）調離。其中到1999年11月，已經有16名博士、碩士和本科畢業生，因住房、職稱、待遇等問題不安心而調離。
力群同志對於這些問題非常關心，經常是親力親為。但是，由於當代所沒有專職負責行政工作的副所長，力安同志到當代所後，解決這些問題的任務就主要地落在他的肩上。那些年，當代所凡是要提拔或調入副局級以上的幹部都要報請社科院、中組部等部門批准或備案，要一次次地解釋為什麼擬任二級部門的主任或副主任，應明確為局級和副局級，而不是像社科院其他研究所那樣是正處級或副處級，而且具體情況還因人而異。這往往要力安同志出面多次解釋、協調。遇到當代所初創時期未經申報、自己提拔的幹部調離時就更麻煩了。例如，有一位同志的工作關係掛在當代所，人卻長期在外搞統戰工作，需要到新單位工作，根據力群同志的指示要給他明確職級。為此，力安同志親自往返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中共中央統戰部和中組部多次，才特事特辦成功。為增加當代所的編制和高級職稱職數，力群同志親自給中央分管領導寫信，力安同志帶著報告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中央編制委員會辦公室、中組部和人事部介紹情況，並約請人事部部長宋德福來當代所實地調研。這樣，1997年6月，中央編制委員會批覆同意當代所增加30名編制（共100名），10月，人事部批准增補15個高級專業技術職務崗位，增補後的高級專業技術職務崗位總數為39個。
為籌建圖書檔案資料樓以解決辦公用房嚴重短缺的問題，力群同志直接給國家計委主任陳錦華寫信，力安同志幾次去拜訪國家計委副主任房維中、甘子玉。他們很理解當代所的困難，詳細解釋了政策的尺度和應補充申訴的理由。項目申報書因此而幾易其稿，終於在1997年7月國家計委批准當代所圖書檔案資料樓立項（建築面積5844平方米）。為了使當代所無房、少房的職工都能解決住房問題，2000年1月28日，當代所向國家計委報送了《關於申請職工住房的報告》。對此，力安同志煞費苦心，單是就當代所的局級幹部究竟是“全國糧票”還是“地方糧票”就不知費了多少口舌（國家規定福利分房住房面積的確定和幹部的職級掛鉤，當代所局級幹部的任命程序複雜，與其他單位不同）。2001年11月，國家計委和財政部終於批覆同意增加當代所2001年基建投資2300萬元，用於解決職工住宅遺留問題。這時又遇到國家已經取消福利分房政策而導致使用這筆經費“師出無名”的問題。力安同志雖然已經卸任，但是為了穩定當代所的科研隊伍和國史研究事業的發展，在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認可了採取超常方法解決這一問題的手續。在協調上述工作的過程中，力安同志找過許多部門的許多同志，如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王剛（其中一次是協調當代所研究人員到中央檔案館查閱使用檔案的問題）、國務院秘書長陳俊生、建設部侯捷、北京市李志堅和汪光燾、財政部劉仲藜等，他們都在政策許可的範圍內給予了熱情的幫助和支持。比如，北京市規定文化項目建設可以減免城市建設費，當代所圖書檔案資料樓免交城市建設費問題就是經汪光燾審核批准的。但是，因為各種原因，有時一個辦件在某個程序會被耽擱數月甚至半年，其中的滋味，我們作為工作人員都是五味雜陳，可是力安同志仍能坦然處之，繼續以對國史研究事業的熱誠為懷，耐心解釋或另闢蹊徑。那樣的情形至今令人感懷和辛酸。
力安同志對事業忠誠，對同志寬厚。對於當代所的工作，力安同志本可以相對超脫一些，因為上有力群同志的統領，下有幾位年富力強、業務水平超眾的副所長。但是，他卻事無鉅細、兢兢業業，盡其所能為力群同志分擔工作，為幾位副所長減少行政事務的干擾。只要在京並且身體條件允許，他每天至少有半天來所裡坐班，處理各種事務。到當代所履職後，他首先加強了制度建設。他和所領導班子的其他成員及各部門的負責人一起，參照黨中央和國務院以及社科院的有關規定，廣泛地借鑑學習相關單位的經驗，逐漸摸索修正，建立起適合當代所實際的行政、人事、科研和後勤管理等一套規章辦法。同時，他善於發揮黨、團、工會的作用，注重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全所副處級以上的幹部和幾乎所有業務人員，他都談過話，悉心瞭解他們的訴求和思想動態。關於分房、調資和根據力群同志的要求延緩部分已經到齡同志的退休時間之類的煩瑣事務，他從不推諉別人。當代所的同志們也願意找他談談自己的委屈和願望，把他當作自己的長輩和親人。無論老少，大家都親切地稱呼他為“力安同志”。
從建所到2000年的10年間，在黨中央、國務院的親切關懷下，在力群同志和力安同志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具體領導下，當代所全體同志團結一致，共同奮鬥，當代所從無到有，逐步發展起來，全面奠定了基業。這主要包括：辦公樓、圖書檔案資料樓和圖書館、資料室、檔案室，以及食堂、招待所等硬件建設全部到位；研究和行政機構，以及專業的出版社、雜誌社、電視藝術製作中心、中高級職稱評審委員會和群眾性的社團組織國史學會等一應俱全；全所上下形成了比較濃厚的科研氛圍，發表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學術論文，《當代中國》《當代中國人物傳記》《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簡史》等十幾種叢書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百科全書》《輝煌的四十五年》《張聞天傳》《胡喬木文叢》等數百種學術成果相繼出版；黨中央交付當代所的基本任務——撰寫《國史稿》，其序卷已經出版，第一至四卷大體定稿，並吸收中央30個部委審讀兩遍（其中18個部委審讀了三遍）的意見，經過多次修改，已經達到出版水平；陸續舉行了紀念毛澤東誕辰100週年、紀念新中國成立45週年、“紀念三大改造基本完成、《論十大關係》發表、黨的八大召開40週年”、紀念《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發表40週年、紀念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20週年、紀念新中國成立50週年、紀念抗美援朝50週年和“中蘇關係與冷戰”等大型學術討論會，當代所在事實上已經成為全國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中心。
當代所的工作得到了中央領導同志與社科院領導的認可和高度評價。1999年6月30日，江澤民、朱鎔基等中央領導同志親切接見了在人民大會堂參加《當代中國》叢書（該叢書共150卷、約1億字、3萬幅圖片，前74卷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發行，後76卷由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發行。）暨電子版完成總結大會的代表。江澤民發表重要講話指出：總結歷史，說明現在，探索規律，啟示未來，是從事歷史研究和其他研究工作的同志們的光榮而艱鉅的使命；《當代中國》叢書為研究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進程、經驗和規律，為在廣大幹部和群眾中開展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教育，提供了豐富的史料和生動的教材；應該充分運用這部叢書的科研成果為資政育人服務，為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服務。力群同志在大會上發表講話，力安同志主持了接見活動和大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社科院院長李鐵映也一再肯定當代所的工作。2000年3月10日，李鐵映在《當代中國研究所1999年工作報告》上批示：“這是一份很好的工作報告，印發全院各所局參閱”。
力安同志在當代所的8年間，始終以當代所大家庭的一員為榮。當代所的發展和進步凝結了他的心血，其作用獨特又無可替代。
從1997年夏開始，鑑於年邁體弱，力安同志以口頭或書面形式多次正式向中央和中央領導同志報告，請求批准他不再擔任當代所所長職務。2000年12月28日，中央才正式批准他卸任的請求。翌年1月2日，李鐵映在當代所幹部大會上宣佈裡李力安同志不再擔任當代所所長。隨之，當代所的管理體制發生變化，由初建時期直接隸屬中共中央黨史領導小組領導、行政事務由社科院代管，轉而主要由社科院領導。
不再擔任當代所所長後，力安同志仍熱心參加當代所和國史學會組織的討論會、紀念會。當代所工作範疇中唯一使他不能忘懷的是《國史稿》何時才能最終出版。鑑於《國史稿》的修訂和出版工作實際沒有列入當代所的工作日程，該工作多年處於停滯狀況。力群同志除自己忘我地投入《國史稿》的修訂之外，還要力安同志牽頭組織原來參與《國史稿》編寫的骨幹，主要是一些已經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的老同志（多已年過古稀），依據新的研究成果跟蹤修改《國史稿》。2012年初，當代所主要領導更迭，在中央領導同志的關懷和當代所新一屆領導班子的大力支持下，《國史稿》的修訂、送審和出版工作重新啟動。由於力群同志此時已經雙目失明，聽力也很微弱，他仍然委託力安同志牽頭修訂和協調出版的工作。就這樣，2012年國慶前夕，凝聚了幾代國史工作者心血和智慧的多卷本《國史稿》，經中共中央批准，由人民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正式出版。這是新中國第一部“官修”的共和國史稿，書稿的撰寫和反覆修改用了10年的時間，修訂和協調出版又用了12年的時光。年過90的力群和力安同志為在有生之年能夠看到中央交付他們的階段性任務的完成而激動不已。（李力安：《憶國史研究事業的開創者——鄧力群同志》，《當代中國史研究》2016年第1期。）書稿出版後力安同志應邀在《光明日報》上以《二十年風雨寫春秋》為題發表了一篇文章，系統總結了力群同志主導創作《國史稿》的成就和經驗。（李力安：《二十年風雨寫春秋》，《光明日報》2012年9月28日。）
他在卸任當代所所長前曾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應當重視國史研究》，其中談道：“現在出版的一些國史方面的書籍，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文山會海’。往往是反映上層領導機關的情況多，反映地方的情況少；寫會議寫決議寫領導同志講話多，寫決策的實施過程和結果情況少；寫領袖等上層人物的活動多，寫廣大人民群眾和英雄模範人物的實踐活動少。這樣的史書難以真正反映歷史發展的全貌，實際也是研究與現實脫節的一種表現。我們的國史稿，決不能只是中央的決策，而應該是部門史和地方史精華的有機融合，是領導決策和群眾實踐密切結合的歷史。國史研究工作者必須深入實際、深入基層、面向群眾。因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特別是廣大群眾都熟悉當代歷史的發展情況，從群眾中搜集史料，或者是向某具體事件的直接參與者核實情況，再經過史學工作者的綜合、昇華，這樣寫出的歷史才會是真實、生動、可信、可讀的”。（李力安：《應當重視國史研究》，《光明日報》2000年9月29日。）這段共和國曆史親歷者的肺腑之語，既反映了力安同志一貫謙虛務實的工作作風和嚴謹的治學態度，同時也展示了這位有著長期實際工作經驗的老所長的史學風格，是他對國史研究工作後繼者的寄語。
力安同志離開當代所所長的崗位已經20個年頭了，當代所的同志們一直惦念著他。2019年6月，在他99歲生日之際，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了力安同志的回憶錄——《黨旗下八十年：李力安回憶錄》。這位百歲老人在最後封筆時深情地寫道：“如果說我還有什麼願望的話，那就是希望親眼看到，在建黨100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李力安：《黨旗下八十年：李力安回憶錄》，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9年版，第365頁。）我們祝願力安同志健康長壽，也祝願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研究事業綠樹常青。
［作者簡介］蔣建農，教授，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510631。在李力安擔任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期間任其秘書。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0年第3期。
來源：當代中國研究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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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號：ISBN978-7-5154-09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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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年月：201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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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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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本書作者李力安，歷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黑龍江省委副書記、書記、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辦公室主任、中央顧問委員會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