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巴勒斯坦藝術家在加沙城的沙灘上創作了一尊沙雕，上面寫著“呆在家裡”。
要想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就需要採取非常緊急的措施，比如解除對加沙的封鎖，結束對伊朗的制裁。
當廣受歡迎的CNN新聞主播克里斯·科莫的新冠病毒測呈陽性時，他的弟弟、紐約州州長安德魯·科莫強調，這種病毒是一種“偉大的均衡器”，不分年齡、性別或種族。
“每個人都是這種病毒的受害者。這是一個偉大的均衡器，”州長告訴記者。“我不在乎你認為自己有多聰明、多富有、多強大;我不在乎多年輕，多老。這種病毒是偉大的均衡器。”
我並不想減少科莫對他弟弟的關心，我希望他能儘快完全康復。但我確實強烈反對他把這種病毒描述為一種均衡器，因為沒有人對它免疫。
加劇的影響
草根組織的組織者和活動人士立即意識到，受影響最嚴重的將是那些更加邊緣化的社區。除了已有的疾病，如哮喘和糖尿病，過多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環境加劇了病毒對患者的影響。
用庫莫的話說，“富人和有權有勢的人”將獲得最好的醫療服務。窮人、無家可歸者、有色人種，如果不接受住院治療，將死在街頭。
在紐約布魯克林的急救診所工作的烏切·布萊克斯托克解釋說:“當黑人和棕色皮膚的人與醫療系統打交道時，他們經常會遇到醫護人員的偏見。所以我們知道，這是有據可查的，他們在治療不足時的痛苦或他們的抱怨被最小化了。”
布萊克斯托克指出，接受檢測的早期“條件”是最近到中國或意大利的旅行，而貧困的非洲裔美國人可能沒有這樣做，或者與檢測呈陽性的人接觸過——這是一個兩難的選擇，因為一個人的社區成員沒有接受檢測。
在任何一篇文章中，都不可能看到世界上所有社區的不同情況，所有社區都將暴露在這種新病毒之下。我確實想討論兩個不同的社區，然而，新冠病毒將被證明是災難性的，因為一個外部力量的政治決定。
4月5日，伊朗人在德黑蘭街道上戴上防護口罩
“可預防的生物社會的不公”
正如在《柳葉刀》上發表的一封信的作者所解釋的那樣,冠狀病毒大流行對加沙地帶人口的影響“不應被視為世界人口同樣經歷的不可避免的生物醫學現象，而應是植根於可預防的生物社會不公正現象。數十年來以色列為爭取全體巴勒斯坦人的健康，基本權利和自決而進行的壓迫和國際共謀”。
具體地說，以色列剝奪巴勒斯坦人的基本權利，導致加沙地帶無法居住。加沙地帶目前有45張重症監護床和足夠的呼吸機，最多隻能容納100名患者。
我們不斷聽到的關於加沙的一種說法是，它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區之一，它已經變得如此公式化，以至於我們沒有停下來考慮它的生存影響。那裡的人們如何被期望去實踐“社交距離”?
3月27日《耶路撒冷郵報》的社論揭示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間的鴻溝：“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從未經歷過這樣的封閉，這種封閉奪走了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許多日常自由。儘管在一般情況下，與真正失去自由相比，被迫呆在裡面，有食物，住所，有線電視，PlayStation和書籍，這對整個國家來說仍然是震驚和困難的調整。 ”
的確，我們都可以記住這一描述，以便在談論“雙方”遭受“衝突”時方便地將其提出嗎？
持續剝奪
這種病毒給以色列人帶來了些許不便。但除了病毒,巴勒斯坦人必須面對一個“真正的自由”的損失,包括圍攻,斷電,被汙染的水,破壞基礎設施,和正在進行的爆炸和房屋拆遷,以色列的讚美,這並不是如此的不便,它必須停止驅逐巴勒斯坦人。
同樣，自1979年以來，伊朗一直受到美國的各種形式的制裁，當時的美國總統吉米•卡特在人質危機期間首次提出制裁。近年來，伊朗的大部分貿易都嚴重依賴中國，而中國無視美國的制裁呼籲。
另一方面，其他國家雖然沒有正式對伊朗實施制裁，但它們擔心違背美國意願的後果，因此也將伊朗視為賤民國家。
當時已經削弱伊朗經濟的美國製裁在伊朗新冠病毒爆發的範圍內發揮了直接作用。
反思時刻
像所有自然或人為的災難一樣，新冠病毒絕非均衡器，而是極大的加劇者。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要求我們採取緊急措施，比如解除對加沙的封鎖，結束對伊朗的制裁
當然，沒有進步者希望恢復正常，我們也不希望我們回到“一切照舊”的日子。這種強加的休息既要求進行，又有足夠的時間進行反思，這是進行根本性變革的機會-背離了事情的發展方向。
現在，現在是時候平衡競爭環境了，而病毒“不加選擇地”攻擊了所有人。現在是時候確保每個人都有平等的生存機會。
現在是時候釋放所有政治犯和對社會其他地方沒有危險的囚犯了；准予所有尋求庇護的難民入境的時間；然後是時候大聲疾呼地說：“ 停止美國對伊朗的制裁 ”和“ 結束對加沙的圍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