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遺文天下識,誰知列骨此中埋:先秦的史學

題左丘明墓

趙貫臺

左氏遺文天下識

誰知列骨此中埋。

每從妙處窺精魄,

特向殘碑拜草階。

直道不隨周氣盡,

高風詎許後人儕。

斯民三代何時復,

展對荒墳為愴懷。


編者按:趙貫臺這首詩是在拜謁左丘明墓時所寫,對《左傳》的編纂與思想作了高度評價,並認為書中體現出來的“實錄直書”精神是值得後人學習與借鑑的。左丘明與《左傳》的確當得起這樣的評價,代表著先秦史學的最高成就。

史學的萌芽

史學,一般起源於記事。在我國原始社會時代,據傳人們有用結繩方法來記事的。因為這種方法過於簡陋,他們所記的事,我們已經無從得知。我們所知道的最早的歷史,大多是由口頭傳說流下來的,如“黃帝戰蚩尤”、“女媧補天”、“大禹治水”等等,因而有十口相傳為古的說法。到了夏禹父子所建的“家天下”時代,我國的早期國家進入了新階段。雖然夏朝的文字還沒有發現,但從甲骨文的成熟程度來看,夏朝應該已經有了文字。有了文字,歷史就比較容易記載下來了。

在原始社會里,由於生產力低下,人們不能有力地抗拒自然的侵害,便幻想借助於某種神靈來戰勝天災人禍,所以他們特別迷信鬼神。國家產生之後,統治者為了鞏固其統治地位,就利用人們對鬼神的迷信,自稱是“上帝”的兒子,是“受命於天”來統治世界的。在原始社會後期,已經產生了一種自稱能勾通人、神的“巫”;到了國家階段,“巫”除了本職的“降神”之外,也負責記事。所以,當時的“巫”或“貞人”可說是最早的史官。在夏、商、週三代國家機構裡,都有這種巫、史不太分的人物,他們擔任記錄時事、起草公文和掌管文書等工作。他們當時的記載,就是日後的歷史資料。這些資料,經過一個時期的積累,由後人加以整理,編纂成書。在記錄史事和編纂史書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記言、記事的觀點和方法,以及編纂史書的體例等等。我國最初的史學就從這裡萌芽了。

史學的初步發展

夏、商、週三代是我國史學的起源和初步發展的時期。開始時,“巫”、“史”不分。隨著社會的發展,史官才逐漸從神職中分離出來,專司人事。開始時,以記事為主,史學水平較低。自盤庚遷殷以後,直到春秋末年,在約近千年的歷史行程中,隨著經濟、政治、文化的逐漸發展,史學也日益進步。雖然史官仍要參與龜筮占卜,解釋天象,是預言禍福的半神秘人物,但開始重視了史事的垂訓和鑑戒作用,使史學由“記事”發展到“經世”,如被稱為我國和世界上最早的史書《尚書》,雖無一定的史例、史法,主要是一部歷代政治文件彙編,但其中確實保存了一些關於夏、商和西周的珍貴資料。從史學角度看,是屬於以記言為主結合記事的一種史書,其中不少篇章已寓有“經世”之意。我國從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起,有了按年記載的編年史。從此以後,中國歷史基本上有了持續不斷的記載,差不多每年都有史可查。當時的重要諸侯國如楚、齊、魯、燕、晉、陳、宋,都有了明確的紀年。我國有這麼早、這麼完整的歷史紀年,是全世界所僅見的。到了公元前722年,中國歷史有了更詳細、更完備的記載——《春秋》。《春秋》的出現,使我國史學開始出現了一個新的局面:史學逐步變成了“經世之學”。春秋時期,諸侯各國都有史官記事,如晉國的《乘》、楚國的《檮杌》、魯國的《春秋》等,都是當時的史書。據說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墨子曾見到過“百國春秋”,當時史學發展的盛況是可想而知的。孔子對魯國史官所記的《春秋》進行修訂,使之成為儒家的經典。《春秋》記載史實非常簡單,還有隻記標題而無詳細內容的地方,有的只記一個字,如“雨”(僖公三年夏六月),所以被人譏為“斷爛朝報”。相傳魯國的太史左丘明,採各國史記作《左傳》,用事實說明《春秋》書法。

史學思想

自平王東遷後,以至戰國時代,“重人事,輕鬼神”已成為當時社會上的主要思潮。先秦史家,如孔子和左丘明等,都是這種民本思想的主要代表。他們使史學初步擺脫了神學,因而使他們在我國史學上享有崇高的地位。戰國期間,學術思想隨著社會的激劇變化顯得特別活躍,一時諸子蜂起、百家爭鳴,史學也因此獲得迅速發展。記事史,記言史,國別史,系統的編年史,都有了很大的進步。同時又產生了學術史,如莊子的《天下篇》、荀子的《非十二子》、韓非子的《顯學篇》等,即是這類性質的著述。另外,歷史觀也在進步,韓非子把歷史的發展明確地分為上古、中古、近古三個時期,並寫出了各個時期的特點,這在當時是十分卓越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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