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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歷史文化、地域文化、傳統手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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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陽，位於福建省南平市北部，處於建溪上游，武夷山南麓是福建省最為古老的縣邑之一。自古就有“竹海林鄉”和“圖書之府”的美名。自宋代以來，建陽就是全國著名的刻書中心。
明初時，建陽書坊雖呈現出短暫的疲軟狀態，但很快就重新振作，並迅速成為全國書籍刊刻數量最多的地區。尤其是明嘉靖到萬曆年間，建陽刊刻圖書的市場份額在全國佔有巨大的比例。
建陽考亭
那麼，在古代為何建陽可以形成如此規模巨大的刻書中心呢？建陽書坊所刊刻的圖書又有哪些類型呢？各位看官不妨跟著筆者來一探究竟。
建陽書坊歷史淵源與得天獨厚的自然優勢
談到建陽刻書興盛的原因，不得不將一大半功勞歸於先天的優越條件。優越的自然和世代相傳的精湛技藝，這些都是民間坊刻業最早在建陽興起的重要原因。
1· 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
福建武夷山
建陽地處閩北山區，自宋以來就享有“圖書之府”的美譽，明初時雖略有消歇，但很快就重新煥發出耀眼的光芒了。明嘉靖到萬曆時期，出自於建陽刊刻的通俗小說一直佔全國的首位。
這樣驚人的數量，是離不開當時建陽發達的造紙業和印刷業的。
墨、紙張、木材是發展印刷業不可或缺的三個重要元素，而這些在建陽樣樣具備，可以說是唾手可得。
首先是對於紙張的選擇，古時建陽刻書除極少數的書籍採用的是當時流行的白棉紙之外，更多的是用本地特產的竹紙或是鄰縣所生產的“順昌書紙”。
這是因為白棉紙造價頗高，不適宜於大範圍的推廣使用。而本地竹紙和鄰縣“順昌書紙”造價低廉，符合大部分消費者的消費能力。
嘉靖《建陽縣誌》的記載：“嫩竹為料，凡有數品，曰簡紙、曰行移紙、曰書籍紙，出北洛裡；曰黃白紙，出崇政裡。”
從這則文獻可以看出，當時建陽書坊印書以書籍紙用得最多，雖然這種紙張的質量不能與白棉紙相媲美，但好在其價格低廉，所以成為了建陽書坊主們的首選之材。
此外，福建莆田縣本來是福建的產紙大縣，但是由於順昌紙因其物美價廉而名聲鵲起，到了弘治年間反而要向順昌進口紙張。
後又由於造紙行業競爭日益激烈，到了萬曆年間順昌紙的市場份額也大幅縮水，竹紙在經過改良之後，便迅速崛起並廣闊的佔有了印刷業的市場。對此明代胡應麟的《少室山房筆叢》記載：
（竹紙）以素所造法演而精之，其厚不異於常而其堅數倍於昔，其邊幅寬廣亦遠勝之，價直既廉而卷帙輕省，海內利之，順昌廢不售矣。
由此可見，當時造紙行業競爭激烈，行業內對於造紙原料和技藝的創新也是日新月異，可見當時建陽刊刻業的發達與當時造紙業發達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其次是建陽造墨業十分發達，建陽山區多產松樹，自古便有竹海松濤之美名。而造墨最主要的原料就來源於松樹。這為建陽墨的生產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墨
明末清初的學者宋應星，在其著作《天工開物》中，對造墨的過程有較為詳細的記錄：
凡燒松煙，放火通煙，自頭徹尾。靠尾一、二節者為青煙，取入佳墨為料。中節者為混煙，取為時墨料。若近頭一、二節，只刮取為煙子，貨賣刷印書文家，仍取研細用之。
有上述材料可見，當時書坊所用的墨都是近火處質量最差、價格最便宜的那段松煙，必須經過進一步的研細再加工才可以投入使用。而當時建陽書坊使用的墨，絕大部分都源自於
“興中裡”和“崇泰裡”這兩家墨坊。最後是印刷書籍時的板材，我國古代的印刷術主要有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兩種。這兩種印刷術，都需要將文字先行在木板上刻好，然後再刷墨印於紙上，才能裝訂成書。所以印書用的板材就是至關重要的元素之一了。
當時印書所用的板材大致有：樟木、棶木、櫸木、楮木、山楊梅、柳木等木料。這些樹木在建陽境內隨處可見，尤其是作為板材最好的梨樹，建陽也有十分豐富的資源。
據《建陽縣誌》的記載，建陽地區梨樹的品質繁多，數量龐大，有雪梨、面梨、冬梨、早花梨、脆梨、鐵梨等數種，這些都是製作雕板的上好材料。
有了這些得天獨厚的天然優勢，建陽地區刊刻業的發展已經具備了最基礎的條件了。而建陽之所以能成為全國最大的民間刻書中心，和其歷史的源遠流長有不可割裂的關係。
2· 源遠流長的歷史原因
福建是我國刻書業起步較早，持續時間較長的地區。福建地區刻書坊分佈廣泛，從宋代到清代福建多地都是當時的刻書重鎮，對於我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動作用，其地位也頗為尊榮。
在福建省內，其所屬各州府皆有刻書坊，除建寧府之外各地多以官刻書坊為主。其所刻之書的種類也多於國子監相似，內容也多為儒家經典、正史經籍，或是一些注重實用的醫書、小學之類。
福建地區刻書持續時間最長的要數福州地區，福州的官刻書坊從宋代到清代雕刻了大量的裨政教化、弘揚正道的經史典籍。
湧泉寺
福建地區刻書業發達，也與當時的寺院刻書有莫大的關係。其寺院刻書從宋代延續至今，宋代的三大藏名揚四海，至今福州湧泉寺還藏有大量的版片，並且仍然在印製經書。
在這樣繁榮的刻書業的影響下，擁有天然優勢的建陽地區，其刻書業很快就大肆興起，並且在宋元明三朝長盛不衰，成為當時全國的刻書中心之一。
而建陽地區與其他地區的區別在於，建陽是以坊刻為主。種類齊全，不僅刊刻儒家經典和經史子集等官刻類書籍，還刊刻蒙學和舉業用書，以及百姓喜聞樂見的日用類書籍和通俗讀物。
值得一提的是，建陽以經史典籍的刊刻而開始它燦爛的刻書歷程，這與宋代以來學校的普及、閩學的興盛有著密切的關係。在這種濃厚的文化氛圍、和官學、私塾成風的社會環境，為刻書坊帶來了巨大的商機。
儒家經典一直備受朝廷的重視，北宋以前出版四書五經以及各種經典注本，都是由朝廷官選校定，再由國子監刊刻發行，這種刻書模式當時已經為世所遵循。而南宋時期國力衰微，國子監財政薄弱，已經無力負擔龐大的刊刻指出，於是只能將書板下發至各州。
另一方面雕版印刷技術的發展和普及，導致私刻和坊刻逐漸興盛起來，建陽刻書正是在這些綜合原因之下大力發展起來的。
建陽書坊雖然在清代以後逐漸衰微，這與近代工業的興起，手工業逐漸被替代脫不了關係。但是以福州和汀州四堡的刻書為代表，仍然獨樹一幟，流佈四方。
鼎盛時期的建陽書坊
明代是建陽書坊刻書最鼎盛的時期，據明嘉靖年間編撰的《古今書刻》中記載，嘉靖以前朝廷以及各省出版發行的書目共2412種，其中福建省刊刻了479種，在當時居全國之首。
而這479種書目有367種都是出自建陽書坊，而建陽刊刻書籍的實際數量遠遠不止《古今書刻》中記載的這些。
建陽書坊雕板
嘉靖《建陽縣誌》中記載的書坊書目382種，除去與《古今書刻》中相同的部分，還有190多種是未曾登載入冊的。
因此兩書目錄相加，明嘉靖前建陽書坊的刻本數量高達557種，可見當時建陽書坊刊刻業之發達是空前絕後的。
那麼，建陽書坊所刻的書目都是什麼內容呢？
明代前期，刻書的內容基本都是因襲國子監所刻的經、史、子、集和一些類書、醫書等。這時全國的應試舉業之書，多半出自於建陽書坊，並且還承接了許多官方委託刊刻的書籍等。
除開這些官方書籍，建陽書坊刊刻了很多通俗化、大眾化的讀物。明代是中國古代小說的繁盛期，大量小說的編撰和出版都集中於這一時期。
建陽書坊卻很少涉及文言小說的刊刻，這與書坊的消費群體定位有很大關係。元代以後開始面向下層民眾，白話通俗小說的刊刻開始興起，文言小說以文言敘事，大多表現文人生活，中間穿插大量詩詞歌賦，充滿文人情趣。
這些與市井民眾的生活相去甚遠，所以不為下層百姓所接受。因此，與面向市井大眾的建陽書坊背道而馳，所以建陽書坊很少刊刻文言小說。比如《剪燈新話》、《剪燈餘話》等書就是由當時建陽縣知縣張光啟主持刊刻的。
嘉靖年間，建陽書坊刊刻了不少演義通俗小說類書籍。現存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書林葉逢春刻印《新刊通俗演義三國志史傳》十卷，嘉靖三十一年（1552）楊氏清江堂、清白堂刊刻的《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八卷、附錄《會纂宋嶽鄂武穆王精忠錄後集》，嘉靖三十二年（1553）楊氏清江堂刻的《唐書志傳通俗演義》等等。
根據《古今書刻》記載的367種書目中，建陽書坊不僅刊刻了眾多的小說喜劇，還刊刻了一些史書類，比如：《吳越春秋》、《宣和遺事》，和一些雜書，比如：《搜神記》、《列女傳》、《山海經》等。
建陽書坊刊刻的名著數量最多，其中《三國演義》因為一直是暢銷書，故而建陽書坊刊刻最多。餘象斗的雙峰堂、三臺堂是建陽書坊中刊刻通俗小說最多的，萬曆二十年刻《新刻按鑑全像批評三國志傳》；萬曆二十二年刻《京本增補校正全像忠義水滸傳評林》等等。
劉氏刻書六家中的喬山堂劉大易，萬曆間刻《全像大字通俗演義三國志傳》；藜光堂劉吾榮，在天啟、崇禎年間刻《全像水滸忠義志傳》和《按鑑全像鼎峙三國志傳》等。
以上所列僅僅是建陽刻書最微不足道的冰山一角，從時間上看，萬曆年間，是建陽書坊刊刻通俗小說的黃金時期。
從題材上看，歷史演義類小說最多，神魔公案次之，但幾乎沒有世情小說的出版。其中《三國志演義》是刊刻最多，版本最繁的一部小說，可見《三國志演義》在當時確實是暢銷書籍之首。
除上述通俗類小說以外，建陽書坊還刊刻了很多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蒙學書籍、醫術以及農業用書。
建陽書坊的衰落
明末清初，曾經繁盛一時的建陽書坊逐漸走向了衰落，雖說清初嚴重的兵燹是其走向沒落的直接原因，但實際上還不是其衰亡的根本原因。 建陽書坊衰落的原因應從社會政治、文化經濟背景等方面進行考察。
名家繪建陽書坊繁榮圖
一、社會原因。明代以前，建陽地區社會秩序相對安定，有“潭陽自古好避兵”之說，戰亂較少波及。加之建陽又是福建古代糧倉之一，這就給建陽書坊長期的生存和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
明末清初“閩北走廊”成了清軍入閩征服福建的必經之路，建匝、建陽等地成為人們抗清拒敵的廣闊戰場。康熙年間“三藩之亂”爆發，耿精忠在福建發動叛亂，在建陽地區燒殺搶掠，歷代樂土一時間硝煙迷漫，遭受了意想不到的嚴重兵燹。道光《建陽縣誌·兵燹》就記載：
時城市中虛若谷焉，茸若蔽焉。比屋洞開，閩無人也。道路崎嶇，敗瓦積也……”
在這種情況之下，建陽刻書也遭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大量書籍雕版在戰亂中被焚燬，刻書匠人不是死於亂軍就是遠走他鄉，其中很多匠人被江南的書坊高價挖走，造就了有清一代江南的刻書業的繁盛。
二、文化原因。建陽是歷史上的文化名城，著名的程朱理學發祥地。宋元時期，人才薈萃，文化學術氣息極為濃厚。
從遊酢到朱熹，以及朱熹的弟子蔡元定等，在此創立了名震學界的“考亭學派”，建陽也因此被譽為“南閩闕里”。
有宋一代，建陽入《中國人名大辭典》者竟多達66人，為福建諸縣之首。然而到了明代，就銳減為5人，清代則僅有3人。
文化和教育的衰落，必然給刻書業帶來不良的影響。到了明末清初，在建陽很難找到學者兼刻書家式的人物，或是既會編著又參加校刊的學者或書坊業主。
總之，這時的建陽刻書業，已經失去了一批間接、直接支持刻書事業的推動者，這是建陽刻書業必然走向衰亡的深層次原因之一。
三、建陽刻書業自身的原因。明末清初，建陽刻書業在全國同行業競爭中出現了明顯的劣勢。
首先，其圖書質量屢遭批評，而人們對南京等地的刻書質量卻相當滿意。建本質量上的劣勢，必然導致圖書市場競爭中的失敗。
如福建文人謝肇荊在《五雜姐》中說:金陵、吳興、新安三地，剖側之精不下宋板。
其次，在地理位置上，建陽地處閩北山區盆地，交通不便。圖書外銷發行較江浙一帶也呈劣勢。
到了明代，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等地刻書業相繼崛起，並形成了發行網絡，以地理上和質量上的優勢，逐漸奪走了建本原有的市場。
再次， 明代中葉以後,江南不少地區開始出現資本主義萌芽。例如常熟毛晉汲古閣從事刻書，曾經變賣田產，以雄厚的資金展開規模經營，並講求質量與信譽，故能在30年間刻書600多種，“板逾10萬”，行銷大江南北，“毛氏之書走天下”。
而建陽書坊，由於經濟基礎相當薄弱，只能小本經營，根本不能與毛晉這樣的大戶匹敵。表現出經營上的明顯劣勢。建陽刻書業本身的劣勢，是導致它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
建陽刻書興於五代，盛於明代。明代嘉靖至萬曆時期建陽刊刻的歷史演義小說大量湧現，對中國小說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建陽書坊在明代萬曆中期以前引領著歷史演義小說的刊行和撰作方向，取得了巨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也為後人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