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全球擴散至今，對全球資本市場、經濟增速、貿易增長、跨境投資以及製造業等衝擊明顯。中泰證券李迅雷團隊認為，這一衝擊程度或已超過08年次貸危機、12年歐債危機，與1929年“大蕭條”之初的走勢頗有相似之處。疫情只是催化，背後是全球低利率、高債務驅動下，“低增長，高動盪”模式難以維繫。
雖然目前推斷是否會出現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破產的“雷曼式金融危機”還為時尚早，但全球經濟衰退已是必然。
李迅雷團隊分析稱，本次疫情對資本市場的衝擊及經濟的“停擺”或是倒下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後續的連鎖效應體現在對逆全球化、突發事件、中東問題等擔憂的加劇。
從結構性問題、疫情對於結構性問題的觸發機制以及後續演進等方面，李迅雷團隊提示接下來應該關注美國資產負債表危機的演進以及社會“極化”問題的加劇。歐洲方面，疫情將加大其主權債務風險。
拓展到全球，疫情之下，全球產業鏈脫鉤及相互誤解的加深或加速逆全球化。
全球化在過去40年中，在創造大量財富的同時，跨國企業將製造業產業鏈分隔、轉移至低成本發展中國家的行為，造成了發達國家製造業“空心化”和中產階層萎縮。這一現象由“大象曲線”所展示：全球財富佔比前1％的富人財富急劇增加的同時，原全球財富佔比10％-25％的發達國家中產階層快速萎縮。
描述貧富差距擴大的“大象曲線”：發達國家中產與精英階層的分化加劇
同時，富人階層和跨國企業在資本全球化過程中合法避稅，這在嚴重削弱了政府財政能力的同時，進一步加劇了貧富分化和“被遺忘的大多數”對現有全球化體制的不滿。在2016美國選舉年後，這種全球化過程中所積累的矛盾已進入爆發期：發達經濟體保守主義政治力量相繼崛起。各國互相加徵關稅的“貿易戰”層出不窮。用全球加權平均關稅水平去衡量全球化進程，關稅水平在2015年達到歷史最低點後一路拐頭向上，目前已回到1945年“二戰”前後的水平。
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平均關稅稅率已上升至1945年“二戰”前後的水平
李迅雷團隊認為，本次新冠疫情作為百年未遇的全球共同的重大挑戰，從理性出發，全球各國摒棄前嫌、合作共贏、通力抗疫才是控制疫情傳播最有效的手段。但正如蕭條史所一再揭示的那樣，面對嚴重危機，主要國家在應對政策上總是犯同樣的錯誤：政客們為了自身選舉利益，往往試圖轉移矛盾。將經濟疲軟歸咎於其他國家的反競爭政策，在應當開放和進行國際合作的時候，往往採取提高關稅、限制移民等保護主義政策，以滿足選民被煽動下的情緒。
本次新冠疫情將從兩個方面對全球化產生更加不利的影響：
第一， 疫情得以在全球的快速擴散的重要基礎是全球化下密集的人員流動。人群在突發事件的恐慌下“委過於人”的傾向，導致相關“陰謀論”在各國自媒體中發酵。一些政客為掩飾自身應對措施不力，對疫情“政治化”、“標籤化”的做法又進一步加大了各國民間的互相猜疑，乃至敵視的情緒。
第二，疫情造成的全球供應鏈、物流鏈的中斷，將全球化造成的產業鏈各環節分隔的弊端充分暴露。一方面，各國為應對疫情，對航運的中斷和經濟的停擺，中斷了原先的產業鏈，迫使企業不得不對原先產業鏈進行重構，對本土供應商更加傾斜；另一方面，疫情中醫療防護、器械等重要物資的短缺，讓民眾對於全球化下發達國家制造業空心化的弊端有了更加切身的痛楚。
預計疫情之後，歐美國家保守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主張或將取得更多社會共識，並將在後續選舉過程中得到體現。這將使得疫情之後，全球產業鏈的恢復更加困難，並對中國諸多進出口企業構成更加嚴峻的挑戰。
對中國來說，應該實施更加精準的逆週期政策以應對全球風險的可能擴散。
對於中國經濟而言，中國採用強有力的措施對疫情實現控制，目前已進入全面復工復產階段。同時，中國自2015年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來，宏觀槓桿率高速增長勢頭已經得到初步遏制，企業部門的槓桿率穩步下降，地方政府槓桿率增速放緩。
再加上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業體系——企業鏈基礎紮實，供應鏈體系健全以及超大規模的市場。這些優勢使得中國經濟在本次疫情及其伴生的海外風險面前，相對其他經濟體，會有更強的韌性和迴旋餘地。
李迅雷團隊提示，在看到中國經濟韌性和政策底線的同時，也要看到，正如蕭條史所一再展現的，全球化時代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避風港。與十年前相比，儘管中國外貿依存度由60％下降至目前30％左右，但伴隨金融等領域對外開放的深化，中國資本市場的國際化程度在與日俱增。疫情在海外的加速擴散蔓延，使我國疫情輸入性壓力和社會防控成本持續加大；海外需求的下降和產業鏈、供應鏈的中斷，對於我國外貿企業構成嚴峻挑戰。這些與我國前期為控制疫情所付出的經濟“暫停”的代價相交織，對勞動密集型行業和消費服務業，特別是其中的中小企業，現金流形成較大的衝擊。
更為重要的是，一旦出現歐美因疫情引發的風險向實體經濟傳導，觸發債務危機、金融機構危機或其他“黑天鵝”事件。這種危機極易通過國際資本流動、匯率和風險偏好等進行傳導，進而放大我國資本市場波動。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我國整體槓桿率趨於平穩的大背景下，居民部門的槓桿率一直保持較快的上升。這與居民資金持續進入房地產市場相關。需要關注疫情及海外風險蔓延，通過減少居民部門收入和現金流，以及放大資本波動，這兩條路徑對我國房地產市場產生影響的可能性。
2015年以來居民部門的槓桿率一直保持了較快的上升
總之，面對“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全球加速擴散及海外風險逐級傳導，政策在應對的過程中：一方面，加大了貨幣、財政等逆週期調控的力度；另一方面，也吸取了 “四萬億”帶來宏觀槓桿率走高，增加經濟結構調整難度的經驗教訓。在防止“大水漫灌”和“房住不炒”的原則下，將特別國債等財政政策與“補短板”等供給側改革和“新動能”培育，更緊密的結合起來，相信“穩增長、穩就業、穩投資”等“六穩”的政策會更加精準和有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