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鐵路是怎樣從醜小鴨變成白天鵝又變成黑天鵝的?

自從1825年世界上第一條鐵路在英國出現,鐵路運輸因其特有的優勢在西方國家得到迅速發展。到十九世紀末世界上已有60多個國家營建鐵路。但鐵路在中國一開始並不遭人待見,就像只醜小鴨,到十九世紀末,大家看到鐵路的好處,朝野開始爭相修路,醜小鴨變成白天鵝;後來清政府收歸鐵路國有,政策是好政策,但執行起來出了問題,白天鵝變成黑天鵝,成為壓垮清政府統治的最後一根稻草。

清末鐵路是怎樣從醜小鴨變成白天鵝又變成黑天鵝的?


一、醜小鴨階段

1.買了又拆-淞滬鐵路。1876年,中國歷史上第一條鐵路淞滬鐵路通車,全長14公里,英國人修建。當時報建時,被地方政府斷然拒絕,於是英國人就打了“擦邊球”,說是修築一條“專用馬路”,忽悠上海道臺獲得批准。由於一開始就“來路不正”,沿線在徵地、拆遷、補償等方面就弄得怨聲載道,鐵路通車後,上海道臺才發現被英國人忽悠了,但木已成舟,驚動了北京。北洋大臣李鴻章提出由中國政府買回來自己經營,在清政府付清全款前,鐵路在英國人手裡運營了一年後,被清政府以28萬兩白銀贖回並拆除。

2.馬拉火車-唐胥鐵路。1881年建成,唐山至胥各莊,全長9.3公里,是中國自主修建的第一條鐵路。1877年,清政府第一次用近代採煤技術建立開平礦務局,煤炭產量驟,交通運輸問題迫在眉睫,李鴻章奏請修一條唐山至北塘的鐵路,立即遭到清政府頑固派的強烈反對。開平煤礦只得開鑿了一條從蘆臺到胥各莊長達35公里的“煤河”來解決煤炭的外運。當煤河開鑿到胥各莊時,凸起的地勢使繼續開鑿無望,李鴻章只好再次上奏,把鐵路縮短,僅修唐山到胥各莊一段,與煤河相連接。為避開清朝頑固派的反對,在築路奏請中特別聲明只修以騾馬為牽引動力的“快車馬路”。幾經周折,清政府才勉強同意,允許修建唐胥鐵路。主要是為了煤礦的運輸,建成伊始,清政府以機車行駛震及皇帝陵園為由,只准許以騾、馬曳引車輛,次年(1882年)改用機車牽引。

3.人拉火車-紫光閣鐵路。1888年在北海、中海西側修建了一條長約2公里的宮廷鐵路。這條鐵路由靜清齋至瀛秀園,途經紫光閣,故稱紫光閣鐵路。為防止機車轟鳴聲太大驚了聖駕,這條鐵路就有幾個太監拉著車廂慈禧經常乘坐由太監牽引的豪華進口車廂,去靜清齋進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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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白天鵝階段

1895年的《馬關條約》之後,列強相繼將大量資金投入中國辦企業,隨著經濟騰飛,物流增加,大規模的鐵路建設也就自然而然提上了日程。鐵路再也不是避之唯恐不及的怪物了,而是讓官商民都趨之若鶩的香餑餑。對於甲午戰後的中國來說,大規模鐵路建設遇到的困難,並不是什麼文化衝突,而是實實在在的經濟原因:資金和技術。外國人在中國修鐵路,侵犯了中國主權,讓官方恨的牙根癢,所攫取的鉅額利潤,又讓商人妒的眼睛紅。

進入20世紀,中國近代資本主義有了很大發展,在民族資本家看來,修築鐵路,利潤豐厚,豈容外人獨享?他們從1903年開始就醞釀著一場爭鬥,準備用民族主義的旗幟,以國家安全、民族利益為理由,要求清廷將外國資本驅逐出鐵路修築,最低限度是允許民族資本進入鐵路修築。但民間受技術、資金等條件的限制,加上修鐵路本身就要有全國一盤棋的統籌思想,實際各省各自謀劃,缺少統一督導,甚至將路權作為一擔生意,倒來倒去,設法牟利?更危險的是,地方紳商將資金挪作他用,造成許多爛賬很難收回。總之,十九世紀末的鐵路,已不再是“怪物”,而是成為商人眼裡牟利的工具,生財之道,也成為政府維護主權的象徵,這個時期中國鐵路迎來大發展黃金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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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白天鵝變成黑天鵝

民間資本辦鐵路造成貪汙腐敗,外國資本辦鐵路又喪權辱國,看來只能收歸國有,實行鐵路國有化了。1906年,清政府制定了一份《統籌全局鐵路折》,將鐵路幹線收歸國有,這意味著幾年前向民間資本開放鐵路修築權的政策廢除。鐵路國有化的本意是為了加快建設,並沒有與民爭利的意思,在不少地方進展也很順利,照此下去,中國鐵路建設或許迎來一個黃金時期。但這個政策卻在四川出來問題,釀成了一場黑天鵝事件,成為武昌起義的契機。

四川地方政府想要造一條川漢鐵路,紳商自籌的資金還遠不夠用,於是開始向民間集資,並向老百姓承諾鐵路建成後有分紅,經過多方努力,最終湊足了這筆修路款。看到白花花的銀子,四川商人賊心大動,竟拿去上海炒股,虧大發,沒錢修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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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四川紳商一籌莫展之際,清政府的鐵路國有政策到位了,正中四川紳商下懷,他們提出只要朝廷補上這個窟窿,就交出修路權。政府當然不會給他們擦屁股。四川紳商為了轉移各界對集資款去向的質疑,遂發動民眾起來抗爭,說是政府要收回鐵路,老百姓前期的建設投資都打水漂了。其實前期哪有什麼建設,都炒股了,但老百姓不明真相,看不到炒股的失敗,甚至連啥是股市都不清楚,而政府收回鐵路政策確實明擺著的。於是,四川紳商成立了保路同志會,攛掇不明真相的市民與官府作對,捍衛自己的合法權益。清政府在處置過程中,不講究方式方法,簡單粗暴,保路運動的風向漸漸起了變化,原本是紳商與老百姓的矛盾,變成了民間與官方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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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9月7日上午,新任四川總督趙爾豐將四川保路同志會等一幫紳商的首腦蒲殿俊、羅綸等人哄到督署加以逮捕,企圖以此打壓保路行動,激起全川老百姓上下的同仇敵愾之心。趙爾豐對保路同志會進行大搜捕,還對同情他們的群眾下令開槍,擊斃群眾數十人,還下令三日不準收屍。 到9月中旬,趙爾豐緊閉成都城門,加派人手搜捕同志會成員,激起巴蜀各地保路同志軍揭竿而起,在同盟會員和哥老會率領下圍攻省城,趙爾豐一面派兵,一面通電求援,清廷召集了包括武漢地區在內的許多新軍主力進入四川平定局面。武昌駐軍被抽調,留下的正好多是被革命黨“洗腦”的新軍,武昌的革命形勢一片大好。10月10日,敲響大清喪鐘的武昌起義就在這一大好形勢下爆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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