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辰夢劫
萬曆皇帝，在位時間長達48年，是明朝在位最長的一位皇帝。同時他也是明朝出土最早的皇帝，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新中國成立後主動發掘的唯一帝王陵。
在位時間越長，趕上的事情就越多，承擔的責任也就越大。在萬曆統治的48年裡，發生了許多的事情，許多導致明朝滅亡的事件似乎都可以在萬曆時期找到源頭，因此，史學家們給萬曆的蓋棺定論是“！明亡於萬曆”。
由於萬曆繼位時才年僅10歲，由張居正任首輔，大學士高拱，高儀輔政。在李太后的支持下，於萬曆元年（1573年）進行政治經濟改革。朱翊鈞在位前十年，由於年幼，由母親李太后代為聽政，太后將一切軍政大事交由張居正主持裁決，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社會經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稱為“萬曆中興”。
親政以後，萬曆並沒有表現出大權獨攬後的張狂與放任，任然愛學習。經過長期的捆綁式教育，萬曆的性格變得不溫不火，中規中矩，深沉內斂，準確說，他應該是明代最溫柔的皇帝，甚至有點軟弱可欺。
萬曆的長期不上朝，是由多種原因引起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為了躲避朝臣噴向他的口水，由於萬曆的軟弱，他的朝臣們變得越來越無所畏懼。有人會說，皇帝還怕臣子，殺幾個不就完了。事實上，只有昏君才會濫用刑罰，像萬曆這種經過長期儒家經典教育的君主，是不會這樣做的。所以，萬曆採取了，“惹不起，我還躲不起”的戰略。
萬曆十五年為了躲避群臣的騷擾，萬曆宣佈實行“精攝”，從此不上朝。很多人認為，萬曆長年不上朝，是萬曆怠政的一個重要表現，也是國事艱難的原因。事實上，不上朝和不理政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
萬曆期間，平定寧夏之亂，播州土司楊應龍之亂，抗倭援朝戰爭，都是在萬曆不上朝期間取得的勝利。如果沒有萬曆皇帝的運籌帷幄，就不可能決勝千里。萬曆不上朝，實質也是在幕後操縱。採取了現代的開小會的策略，召見相關人員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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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哥閒談歷史
個人認為，萬曆是一個功過參半的皇帝，是一個對歷史絕對有劃時代意義的帝王，明實亡於萬曆這話也對但是也不全對。還是要把朱翊鈞執政分成前後兩個時期來看，如果說前期的朱翊鈞，應該是除了朱元璋，朱棣和朱佑樘外明代文治武功最有作為的帝王，而後期的昏庸和頹廢除了自身性格，疾病和貪婪的原因外，也是和明代的言官體制及政治生態有很大關係。
歷史上對萬曆十年之前的朝廷政治革新和國家一除積弊的功勞歸功於張居正，以及馮保，甚至李太后，這沒錯，但在朱元璋創立的明代帝王高度集權的制度下，有明一朝，那位實權的首輔，太監，太后能翻了大明的天？崇禎明朝末世都沒戲，當時能執大明牛耳者也只能萬曆一人而已，所以說沒有朱翊鈞的支持和配合，張居正的改制就會被掣肘，張居正的聲音就會被政敵淹沒，同時張居正的新政再好也只能叫“萬曆新政”。
當然，萬曆繼位時的確只有十歲，一個上小學四年級的年齡被很多人說是一個不懂事的年紀，但那是在現在。萬曆皇帝明顯的繼承了他爺爺嘉靖的基因，天資十分聰穎，很小就學習帝王御術，對權利有著超出其年齡的控制力，正如名字裡的鈞字為鈞者聖王制馭天下，猶如制器之轉鈞也！
穆宗朱載垕去世後，就因為首輔高拱痛哭時說了一句“十歲的太子如何治理天下啊！”被馮保聽到報告給小皇帝朱翊鈞，他直接能就把穆宗託孤、當朝首輔高拱給免職查辦，高拱推薦的東宮侍讀，禮部尚書高儀嚇得吐血三天而死，這裡邊除了有張居正和馮保的“陰謀”之外，也體現了明朝體制賦予帝王的權利，讓朱翊鈞明白，皇帝再小也是君，首輔再大也是臣。高拱被罷免後，張居正得以成為首輔。
朱翊鈞小時候在李太后的嚴格管教下，學習非常刻苦。五歲就已經可以讀書寫字，每天五更天（四點）就要起床去隨師傅早課，即使繼位後每天天不亮就要到文華殿“舉日講，御經筵，讀經傳、史書”。在明朝的眾皇帝中，除明太祖朱元璋之外，像朱翊鈞那樣確實是不多見的。
朱翊鈞為了給張居正豎立朝廷權威，在繼位後的第九天就單獨在奉天殿左後門召見了張居正（平臺召見），這在嘉靖中後期和隆慶朝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朱翊鈞虛心請教，共商大計，為張居正在朝內豎立了極高的威信。他全力支持張居正，合力進行改革政治上、經濟上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煥然一新，經濟狀況也大為改善，一舉扭轉了正德、嘉靖兩朝以來形成的頹勢。
但朱翊鈞當時畢竟還是年幼，無法完全控制權利，只能與“賢臣共天下”。張居正死後萬曆才真正的親政，對張居正做了徹底的清算，一是告誡群臣“功高高震，不知收斂”的下場，二是把張居正作為“罪魁禍首”加以嚴厲處罰而盡收群臣歸心。帝王心術何其高明，親政後便牢牢抓住“用人唯我”，生殺予奪在朝廷（皇帝）這根權柄，直至去世。
隨後萬曆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尊嚴發動了著名的萬曆三大徵，文賴張居正，武靠李如松，打贏了平定了蒙古叛亂的寧夏之役，抗擊日本酋首豐臣秀吉侵略藩屬的朝鮮之役和苗疆土司楊應龍割據自立的播州之役。三大徵使得大明國人振奮，萬國臣服，“國際”地位如日中天，可以說在朱翊鈞在武功上僅次於洪武和永樂以及宣德三朝，也遠勝於正德，更勝於正統兩朝。使得日寇懼我華夏近三百年。
很多人把三大徵巨大的消耗列為明亡的原因之一，也沒有錯，畢竟花錢太多，但實際情況是三大徵軍費是由內帑和太倉庫銀足額撥發，三大徵結束後，內帑和太倉庫（專用於京鎮軍費開支）仍有存銀，也就是說朱翊鈞花的大部分是他自己的“體己錢”，而萬曆三大徵不打的話，大明則會亡的更早。隨後的萬曆極度貪財，可能也是因為自己的內帑沒有錢缺乏安全感以及敵視群臣言官的緣故。
萬曆十五年開始，朱翊鈞開始長達了二十多年的怠政，沉湎於酒色之中，身體虛弱（體胖腿疾），幾乎不上朝。處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過諭旨的形式傳達，而不是召對的方式，奏摺也不再批覆。好像一夜之間和群臣成了“冤家對頭”。起源是因為“國本之爭”這一場長達十五年的立儲大爭論，萬曆在與群臣關於太子人選上爭奪失敗，使得“愛子”朱常洵輸給了他“厭惡”的長子朱常洛，從而使萬曆帝產生了極大的失落感和不安感，認為皇權下降，從此他便不在信任群臣，更加牴觸群臣的奏議，產生了強烈的報復和叛逆心理。
朱翊鈞消極和不作為讓大明從此陷入了朝廷黨爭，宦官專權，藩王眾多，貪汙成風，壓榨百姓，武備荒廢，財政崩潰，使得大明慢慢的滑向了萬劫不復的最終崩潰的局面，朱翊鈞作為實際統治者的確是應該負有主要責任的。（十三陵只有他的陵被髮掘了）
所以大明第十三代皇帝明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是一位功過參半的帝王，前期英明神武，文治武功為大明中興之主，後期貪財怠政，民不聊生實為大明亡國之君。本人不是明粉兒清粉兒，僅言歷史，不惜見諒。
來去是夢成敗皆空
- 少年天子朱翊鈞十歲登上帝位，卻只能幽閉深宮，他從小受到帝師張居正的嚴厲管教、馮保的日夜監視告密、母親李太后的懲罰，尚未成年的皇帝心靈變態受挫、性格扭曲的同時，也埋下大明帝國衰落的危機。
年僅十歲的小皇帝即位後，雖然君臨天下，卻是依賴於張居正羽翼的呵護，張居正把持朝政，功高震主，儼然成為攝政王。
這個問題無可厚非，因為張居正以一己之力匡扶社稷，力挽狂瀾，只能怪朱家幼主太小，不能親撐朝政。
帝師張居正雖然學富五車，有經天緯地之志，可惜在教書育人方面，操之過急，犯了“欲速不達”的錯誤。
據《明史．張居正傳》，他為小皇帝制定了祥細的日程安排，包括一大清晨的早朝與自己對小皇帝的典籍講讀、背誦各項事宜，事無鉅細，親歷親為。
他訂下規矩：“戒遊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聖𠻸，節賞賚以省浮費，卻珍玩以端好尚，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
這六條，慨括了生活、做人、品行、健康、政事、讀書。
少年天子因為年齡尚小，還是循規蹈矩的把這些功課做好，及至年齡稍大，張居正又把自己喜歡的書法取消，每天沉緬於經史子集的枯燥和緊張中，小皇帝於是對功課和帝師日漸生厭。
他的生母李皇后也來增加思想壓力，她派心腹太監馮保日夜監視小皇帝，把所有生活細節都要彙報給太后。
更惱火的是每天五更時分，就推醒兒子去上早朝，年復一年，萬曆皇帝幾乎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萬曆皇帝十六歲大婚，是太后操辦的，出於逆反心理，萬曆皇帝終其一生對他的王皇后沒有一次好臉色。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家庭“冷暴力”。
也就在這個時候，萬曆皇帝染上酒癮，開始反抗張居正。由於萬曆皇帝喝醉酒後打了馮保的養子，慈聖皇太后把神宗和張居正招呼到密室，聲色俱厲地希望張居正效法霍光，廢了神宗，起用同胞弟弟潞王，神宗清楚首輔是有這個權力的，於是痛哭流涕，磕頭認錯，並由張居正代擬了“罪己詔”。
在這瞬間的變故中，萬曆皇帝對張居正產生了深深的恐懼，深深的仇恨！
萬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張居正逝世。
如暴風驟雨般的報復，神宗皇帝開始清算張居正的團隊，輕者削職，重者斬首棄市。馮保被抄家，本人發配到南京明孝陵去種菜。
著名的歷史學家黃仁宇十分遺憾的嘆息：“世間已無張居正”，並且總結說：“張居正死後，年輕有為的神宗皇帝，並沒有支撐起龐大的帝國。”從此以後反而走向長期怠政。 龐大的帝國失去了重心，深一腳，淺一腳，站立不穩，搖搖晃晃，最後墜入危機，走向深淵。
萬曆皇帝也有值得眩耀的歷史，他搞了三大征伐，平定了東北、西北、西南邊疆的叛亂。他在一系列的戰爭中，指揮若定，獎懲分明。
這樣一個年輕有為的皇帝怎麼以後沉淪為昏君了呢？
不用我作結論，當朝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作了很好總結：“神宗縱情於酒、色、財、氣。”
其實這四個嗜好可能大多數皇帝都會沾染上，不足為奇。
重要的問題是神宗皇帝還染上毒癮！
這五大愛好徹底摧毀了萬曆皇帝的意志和品德，從此君王不早朝。三十年不與大臣見面，身體的虛弱使他奇蹟般的拖到五十八歲才去世。
這在中國歷史上也是一個空前絕後的例子。
由於朝政無人打理，神宗皇帝元神俱失，委頓於後宮嬉戲，官僚隊伍中黨派林立，門戶之爭日益嚴重，互相傾軋，東林黨、宣黨、昆黨、齊黨、浙黨，光怪陸離的團體叢生，反正把明朝弄爛，大家一了百了。
總結：巜明史》中，張廷玉批教說：“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我對此不持異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