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世紀前,當北京的老城牆和無數古建築面臨被拆除命運時,一位先生奔走疾呼“不能拆!”,他是梁思成。
今天,一幢幢只屬於中國獨一無二的農村建築正經歷著同樣的命運;
又有一位先生力挽狂瀾“不是哪個能拆哪個不能拆,是不能拆了!”
他是王澍。
01 中國唯一 卻選擇跑到農村
說起王澍,大概沒有人會陌生。
2012年前,他是一名普通的建築師,只在圈內小有名氣,這一年後,他的名字瞬間從國際響徹國內。
只因那一年,他榮獲普利茲克獎,那時即將成為總理的李克強上臺為他頒獎。
時至今日,他是唯一獲得此獎的中國人。
那時評委給他的評語是:他雖然用的都是農村的材料,卻不過時又極具世界性。
直到獲獎前,他都是中國建築圈裡的異類。
只設計過一個商業樓項目,由幾座高14層的樓房組成;陽臺很深,只為在樓房裡也為居民們留一份獨屬中國的院子文化。
處於21世紀城市的建築,卻滿是磚瓦,鄉村的印記一目瞭然。
這個典型的非主流設計師,卻以他的“另類”獨佔鰲頭。
2011年,他榮獲法國建築學院金獎,這是中國人第一次獲得國際建築學界大獎;
同年,他開始擔任哈佛大學研究生院“丹下健三客座教授”,這是中國本土建築師第一次擔任此職;
2012年,他榮獲普利茲克建築獎,這是中國人第一次獲得建築界“諾貝爾獎” 。
殊榮如此,所有人都在盯著王澍,看他接下來又會到哪個國際名城“揮斥方遒”,沒想到他卻一頭扎進了農村。
彼時,無數橄欖枝向他拋來,從不輕易接項目的王澍一眼就挑中了富陽市政府邀請設計博物館、美術館、檔案館。
然而,他卻“別有用心”。接下這些項目,他只對對方說了一句話:讓我做洞橋鎮文村、大溪村鄉村規劃。
“城市大拆大建,建築文化的傳承沒有希望了,僅剩一點種子在鄉村,老房子活著就是歷史,我希望它還能發芽。”
王澍希望盡己所能留住中國傳統建築文化。
霎時間,大家都目瞪口呆:農居房改造,是建築界最難的。
村民各有需求,連開幾扇門都可能被村民橫加干涉。
為了保存下“希望的種子”,他跑遍浙江省200多個古村落,一磚一瓦都是他研究的對象。
不僅如此,曾經敢罵領導罵梁思成的王澍向村民低下了頭,他挨家挨戶徵求村民意見。
“要有院子,能乘涼,能開進車”、“廚房和廁所要大”、“要有地下室”…
王澍說,“村民一旦有意見,我立馬就改。”
就這樣,他一邊傾聽,一邊謹守著自己慣有的原則:修舊如舊。
可村民哪有不想住新房的,王澍又一次次上門說服村民使用杭灰石、黃黏土和楠竹。
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最後王澍終於根據所有人的需求和要求設計了8種房型供村民選擇。
“既漂亮,又實用”,村民們都高高興興地接受了。
很快,14幢“新民居”在文村誕生了。
令王澍和村民們更意外的是,明明只是自己的新家,竟瞬間火爆全網,甚至被稱為“現實中的富春山居”。
曾經搖搖欲墜的農村,又重新散發活力。
一批批城裡人不遠千里過來,只為享受片刻農村生活;
而本打算放棄農村的文村人也開始考慮古村的未來,水泥路恢復成了青石板,連原有的水利樞紐也重新使用。
這片美景,於村民是幸福的開始,於王澍更是初心的開始。
“我打算花10年時間,根據各地不同的建築風格,打造符合當地的民居;
像文村這樣,既有浙江味道,也不失中國建築自有特點,能推廣,也能傳承。”
如此深沉的建築大師,誰又能想到曾狂傲無比。
連他自己也說,“雖然人都有叛逆期,但我的叛逆期有點長。”
02 年少輕狂 卻無懼無畏
1963年,王澍出生於最西北邊的烏魯木齊。
孩童時期的王澍,由於母親長時間生活在北京,不得不長時間坐火車往返於兩地之間,每次車程都長達四天四夜。
對於很多孩子,漫長的車程或許害怕,或許無聊。王澍卻拿著畫筆不亦樂乎。
18歲,這個新疆小夥如願考入南京工學院(現東南大學)建築系。
然而,剛上大學的王澍就被老師列入差生中。
縱然如此,他還是我行我素。當別人在為西方繪畫痴迷時,他卻獨愛中國傳統繪畫。
用他的老師中科院院士、東南大學教授齊康的話說就是,“這個人有才華,但是也有點個性,是個不守規矩的人。”
說不守規矩,實在是太客氣了,當時的王澍用“狂人”形容也毫不為過。
大二時,這個狂人就向老師宣佈“沒有人可以教我了”。
當老師要求畫商業效果圖時,直言“太假”的王澍又帶著一幫同學跟老師談判,20出頭的一幫孩子和教授們爭得不可開交。
最後,老師們妥協了:南京工學院建築系自成立70年來,第一次開禁——學生作業此後可以自由表達。
王澍仍沒有滿足於此,他選擇離開課堂自學。
偌大的校園,除了課堂哪兒都能見到他:圖書館,凌晨三點的宿舍樓梯口,草叢邊……
別人在學建築理論,他在讀《黑格爾》;
別人在畫建築,他在畫中國傳統畫;
別人在奮筆疾書,他卻突然消失在同學的視線裡,背上揹包往大山裡去;
最久的一次,他沿著沈從文的《湘行散記》走了一個多月。
全國研究生研討會上,王澍直言:中國沒有現代建築,中國沒有現代建築師。
言論引起學校不滿,他便獨自搬到南京郊區一戶農家的一間小屋,寫了一篇批判的文章;
從梁思成他的導師齊康,他把中國近現代建築史上的大師挨個評論了個遍。
說是評論,其實就是批判。他毫不掩飾,“中國的奢華建築是‘驢糞蛋表面光’”。
這篇文章,經過修補,成了他的畢業論文《死屋手記》。
答辯會上,他把論文貼滿教室,還表示“中國只有一個半建築師,楊廷寶是一個,我的老師齊康算半個”。
就是這樣狂妄的答辯,卻被全票通過。
但這一年,他並沒有拿到畢業證,因為他太囂張了。
這樣的王澍,依舊在畢業後直接進入浙江美院研究所。
僅一年後,他就作為獨立建築師完成了第一個建築設計項目,3600平米的青少年活動中心。
屆時中國正大興土木,各種建築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在當大家拼命賺錢的時候,我卻花了八年的時間來反省。”
整整八年,他沒有接任何設計項目,也沒有在任何專業部門工作。
而是與工匠們同吃同住,摸清楚釘子怎麼釘,瓦要如何蓋……
他說,“只有摸到最低的那張底牌,我才有做東西的底氣。”
或許,有時候走得慢一點並非落後,而是一種格局;
厚積才能薄發,靈魂的厚度夠了,生命才會真正熠熠生輝。
03 中國所有的傳統建築 都是好建築
蟄伏八年,王澍身上少了幾分銳氣,卻對中國傳統建築愛之更深。
在他的眼中,“幾乎中國所有的傳統建築都是好建築,哪怕馬路邊一個老農舍都是好的;
因為你能看見一種真正平靜的美好的生活狀態,它很真實。”
再度出山的王澍應邀設計了蘇州大學正文學院圖書館,這也是他第一個有影響力的建築作品。
2000年,王澍獲同濟大學博士學位。
只是他那份以“虛構城市“為題的畢業論文,直到2012年他獲獎,同輩與老師仍鮮有能看懂。
但有個人一直記著他,他就是中國美術學院院長許江。
他等著王澍出山,等推薦王澍去同濟,等他畢業再請到自己學校教書。
與此同時,他還把6.4萬平方米的象山校區全權交給王澍設計,校區建設整整六年間,沒提任何要求。
完全自由的王澍便跑到各地拆房現場,收集了800多萬塊舊磚棄瓦。
中國傳統的古樸、雅緻,山水建築與人合而為一,每一種獨屬中國建築的特色在象山校區體現得淋漓盡致。
結果,新出生的象山校區被建築圈評為“杭州最醜建築”。
可老師和學生卻說,“談不上震撼,但就是想在這裡久呆。”
著名哲學家陳嘉映這麼評價象山學院:“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是國內大學裡少有的,能讓師生咖啡館小酌、秉燭神遊度夜,而毫無作息表壓力的校園。”
2006年,王澍接下寧波博物館的設計。
他從拆遷的30餘個舊農村裡回收了近600萬塊舊磚廢瓦用作博物館的建築材料。
為此,博物館的負責人對他咆哮:這麼標誌性的現代化建築,你用這種髒東西,是什麼意思?
“新材料建成的博物館是沒有回憶的,但我建造的這個博物館是有回憶的,它代表著真正的人類生活的歷史。”
王澍相信,建築應該有情誼,有溫度。
因為王澍的堅持,博物館建成開放後,原定每天3000人參觀,卻連續三個月日均人數破萬。
有人指著牆壁說,“那塊磚特別像我們家原來那院牆上的。”
他教學,也不按常理出牌。
大一的學生要學做木工,學“榫卯”,還要學書法,甚至直接帶著學生去蘇州園林裡練書法;
當別的老師帶著學生了解摩天大樓時,他們去農村;
當別人都用新型材料做建築,他的學生要用廢棄物。
學生回憶說,做王老師的作業,得天天往收購站跑,人家都以為我們是來搶生意的。
在王澍的認知裡,中國傳統的永遠都是最好的。
教學如此,做建築亦是如此。
2002年,杭州南山路開始改建,政府想把這條路建成上海的衡山路,西湖邊上的很多民居面臨拆毀。
為了阻止這一切,王澍沿西湖拍了400多張圖片,一張一張講給負責的人看:每一幢房子,都有著不同歷史的風格與含義;
南山路的歷史,從你們完成改建開始,就只有一年了。
2009年,“南宋御街”準備重建,杭州市政府找來王澍設計。
和領導的會議上,有官員問“這條街就是一堆破爛,王老師準備怎麼改?”
王澍炸了,對市委書記說,“過去20年杭州市中心的建設才是一堆破爛,恰恰是這條街,看上去破,但還保持著這個城市最初美好的樣子。”
後來有人跟他說,“從來沒有人敢這樣對市委書記說話,你是第一個。”
如今的南山路、南宋御街,都已成為杭州著名景點,傳統與現代渾然一體,都代表著最獨特的杭州。
從踏進建築世界裡,王澍就被貼上“非主流“的標籤,“看不懂”是他得到最多的評價。
儘管這樣,也絲毫不影響他在浮華之下始終堅持做中國傳統建築,也不阻礙他一次次往農村裡跑;
他一直相信,中國最好的建築在農村。
《中庸》說: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
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從踏進建築圈那一天起,王澍就傾盡全力保護中國獨有傳統,不論面對怎樣的非議,他從不畏懼。
而今,王澍依然堅持著,踐行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