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1911—2013)
《唯有書香留歲痕》侯仁之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北平歷史地理》 侯仁之著
這本《唯有書香留歲痕》是繼三卷侯仁之文集（即《歷史地理學的視野》《北京城的生命印記》和《我從燕京大學來》）之後的第四卷，仍由侯先生女兒侯馥興精心編輯。從內容上看，前三卷大致按照專題編排，此第四卷則將前三卷中遺漏的、不易歸類的以及散見於報刊上的長短文彙總，每一門類按歲月排序，故稱“留歲痕”。這前後四卷合起來，堪稱“侯仁之全集”。
本卷所含雖然是散篇，卻仍有些意義十分重要的文章，尤其是若想了解侯仁之先生治學背後的人生軌跡，這些文章是要必讀的。
本卷的首篇是劇本《基甸救國》。基甸救國，是基督教文化中著名的英雄勵志故事，在基督教文化家庭，母親一般都會給孩子講這個故事。侯仁之正是出生併成長在這樣的家庭裡。那麼，侯仁之為什麼要寫這個劇本？是為了悼念母親！母親去世較早，少年侯仁之極度悲傷，於是奮筆將母親告知的故事編為劇本，期待著一種有聲的呼喊。“故事來源於《舊約聖經》，抒發的卻是我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全劇最後臺詞是這樣的，基甸帶領眾人高呼：“被俘虜的終於得釋放了！被壓迫的終於得自由了！”“釋放”即解放，解放與自由正是侯仁之少年時代社會上的進步思想主題。這種懷念與勵志合一的悼念母親的特殊方式，表達出侯仁之踐行母親教誨的決心。母親對於少年侯仁之的影響是巨大的，很多人都看到，他晚年病床之側，端放著母親的大幅照片。
經過青年時期的經歷與思考，侯仁之從基督教文化中脫穎而出，進入了更廣闊的思想領域，而其中服務社會的志向日漸成熟，且轉化為具體的力行實踐。侯仁之從事的事業是學術，學術對於人生意味著什麼？在《給天津工商學院畢業班學生的臨別贈言》（1944年）中，侯仁之將自己的信念傳達給了他當時所從教的大學畢業的同學。他說，一個青年學者“尤不應以個人的豐衣美食為滿足，他應該抓住一件足以安身立命的工作，這件工作就是他的事業，就是他生活的重心。為這件工作，他可以忍飢，可以耐寒，可以吃苦，可以受折磨；而忍飢耐寒吃苦受折磨的結果，卻愈發使他覺得自己工作之可貴、可愛，可以寄託性命。這就是所謂‘獻身’，這就是中國讀書人所最重視的堅忍不拔的‘士節’。一個青年能在30歲以前抓住了他值得獻身的事業，努力培養他的士節，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國家和社會都要因此而蒙受他的利益”。這些中肯贈言，即使對今天的大學畢業生，仍具有實實在在的幫助。毫無疑問，侯仁之所言，也是“己之所欲”。
正是這種克服一切困難堅守事業的精神，支撐侯仁之在日本憲兵監獄中仍然心繫學術，這就是“獄中腹稿”，即收入本卷的《北京的地理背景》。這是關於北京歷史地理研究核心思路的首篇手稿，構思於獄中，謄寫於出獄之後。所謂“獄中”，指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侯仁之及其他幾位燕京大學師生被日本憲兵抓捕關押。獄中環境是惡劣的，但侯仁之在與日本憲兵冒死周旋之餘，仍堅守學術，憑多年的心得，整理出一份思路。北京歷史地理研究，是侯仁之逐步開拓出來的全新領域，在中國現代歷史地理研究的學術創新與範式建立上具有重要意義。
在這份“獄中腹稿”中，侯仁之明確指出了傳統地理敘事對於北京地理特點的描述“未免太簡單了”，侯仁之要的，是現代地理學的解釋。這正是從傳統輿地學到現代歷史地理學轉化的關鍵點之一。關於北京的研究，他指出，要“把北京局部的地理地位，放在全部相關的地理地位的關係上來加以分析，這樣我們才能真正認識北京地理地位的重要性。這個觀點就是現代地理學研究上所謂‘地理區域’的一個基本概念”。值得注意的是，侯仁之在城市研究中，提出了“地理區域”的概念，這個概念包括一個重要的預設內涵，即城市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屬於一個完整的區域體系。這正是侯仁之城市歷史地理學範式的基本點之一。在“獄中腹稿”中，已經展開討論了幾項重要的現代地理學議題：自然地理的分析、人文地理的分析、歷史的印證、城址與水道的關係、近郊水道的開發。儘管這篇文稿未能及時完善發表，而僅存手稿，但它在現代歷史地理學術史中的地位不應被忽略。
抗戰形勢嚴重干擾了侯仁之的學術計劃。抗戰勝利後，1946年夏秋之際，侯仁之按照老師洪業教授多年前的建議，赴英國利物浦大學地理繫留學，師從著名歷史地理學家達比。侯仁之到利物浦不久，讀到1945年達比教授從劍橋大學轉到利物浦大學就任時的演講稿，“覺耳目清新，非同凡響矣”，於是立即將其譯成中文，寄回國內，發表在《益世報》（1947年3月18日）上，這就是收入本卷的《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在這篇演講中，達比評論了利物浦大學地理學研究的特點，“即在於區域地理與一種強健的從歷史入手進行研究的結合”。作為歷史地理學者，達比專門強調了對地理問題做歷史考察的重要性。他說：“今日我們所見到的地理景觀，乃是舊日遺產累積的表現。假如地理學家的目的在於描述一個區域的特徵，那麼除非他相當明瞭這些特徵的由來，否則他就沒有希望可以做到這一點，只是對於自然或經濟的事實，加以經驗中的敘述是不夠的。”達比簡明清晰的總結，正契合了侯仁之多年學術追求實踐的體會，在這一點上，侯仁之與沒有多少研究經驗的年輕留學生不同，他能夠迅速抓住達比演講的最亮點，引入自己的思想，並有深切的領悟。
學界公認的是，侯仁之為中國現代歷史地理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其代表性論述是《“中國沿革地理”課程商榷》（1950年）與《歷史地理學芻議》（1962年）。但全面看起來，侯仁之發表在《益世報》上的那篇譯文，是他第一次以最正規的學術語言，觸及了現代歷史地理學的理論問題，首次自覺、直接地傳達了西方歷史地理學的前沿思想。只是，20世紀40年代後期的國內，政治形勢激變，學界紛攘，人們尚無暇認真顧及這類理論問題。
侯仁之對於思想理論問題是敏感的、重視的，但他絕不是理論的空談者。他紮實的地理學實踐是人人皆知的，而這種實踐精神同樣開拓出學術的新天地。這一點以他的中國西北沙區歷史地理研究為代表。本卷刊載的《積極參加改造沙漠的偉大事業》（在1958年10月底國務院於呼和浩特組織召開的“西北六省區治沙規劃會議”上的發言），可以說是侯仁之開展沙區（漠）歷史地理研究的第一篇宣言。沙區歷史地理研究，兼具國家環境治理的社會服務與學術前沿開拓的雙重意義。從1960年開始，侯仁之多次深入西北沙漠及乾旱地區，運用歷史地理學的方法，揭示出多個地區沙漠形成的歷史原因和演化規律，為治沙工程提供了重要依據。
值得提及的是，在沙漠地區歷史地理考察研究中，侯仁之有意邀請考古學家同行，開闢出一條田野考察的新方法。許多人在文物考古類雜誌上讀到侯仁之與考古學家俞偉超聯合署名的歷史地理研究論文，頓覺十分新穎。這種跨學科、關注環境變化的研究，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其廣闊前景已經得到了隨後學術發展的充分證明。
在“文革”後，侯仁之不顧年老體力的衰減，仍然赴西北考察。在本卷所收的《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一文中，侯仁之表達了自己的心情：“1978年春出席全國科學大會之後，我又先後兩次參加了中國科學院西北沙漠考察隊的活動，再赴沙區，直到1990年9月，就要80歲了，我還有幸參加了全國政協組織的‘西北防護林’觀察團，寫出了最後一篇關於沙漠地區的論文。”
80歲，已是耄耋之年，此時的侯仁之先生常用“老牛自知黃昏晚”一句，表達自己雖然“人到晚年，不敢稍自懈怠”的心情。“老牛自知黃昏晚，不待揚鞭自奮蹄”，原意出自臧克家的《老黃牛》詩，比喻人雖老，其志不衰的精神。本卷中的一篇《老牛自知黃昏晚》，是侯仁之先生米壽之年（1999年）手術出院有感所寫，表達的是重返工作的興奮。這裡，讀者可以對應文集首篇的《基甸救國》，兩篇跨越70年，但所呈現的一種人文品質則遙相呼應，這裡可以強烈地感受到侯仁之先生內心的一種人生動力，其歷經數十載，百般曲折，卻一以貫之。
以上所述，只是文集中的數篇而已。讀這一卷中的文章，會更加走近侯仁之，走近他的人生歲月。侯仁之常常寫一些飽含情感的散文，它們或許不算理性的學術正論，但文字之間心境直現，突顯了歲月的痕跡，有些更是他學術生涯的節點。如果把侯仁之文集的前後四卷合觀，人生、歲月、事業、社會，乃是一個融合起來的整體，相互印證，彼此解說，便又增重了這套書籍的價值。
（作者：唐曉峰，系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