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雲對本國史有知識。)
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 (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 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 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 “凡讀本書者請先具下列諸信念”，錢穆《國史大綱》
《國史大綱》一部，聞者多閱者少，但實在值得大家一讀。
古往今來，中國史家的最高理想，便是如太史公一般，完成一部不朽的通史傳世；近代以來，以所謂“中國史”標榜者甚多，唯以一己之力又淋漓盡致者甚少，就中國上下五千年文明傾注“溫情”與“敬意”，《國史大綱》可謂一絕，錢穆先生可謂一人。
而《國史大綱》成書的1939年，抗戰進行得極為困難，局面正有瓦解之勢。軍民同胞為救亡圖存各司其職，錢穆先生寫作中國通史的最大動力，是讓國人明瞭中華文明的成就，從國史中發揚中國不會滅亡的自信。作為固有文化的堅實擁護者，特別在“五四以來”的時代背景下，錢穆對中國文明的“主體性”非常強調，對“全盤西化”等一類論述不以為然，而這種文化觀念，亦影響了錢穆對於禪宗研究的路徑。
我們在上兩期中提及過，胡適的禪宗研究是有開創意義的，在國際上產生的影響更非他人可以媲美；然而在1930年代的中國學界中，“整理國故”雖熱火朝天，學者對於胡適的禪宗研究，卻多數抱以冷置甚至批駁態度，其人研究雖站在科學主義的立場，研究的字句，卻表現出以“科學主義”否定甚至“輕薄”禪宗史、國史的態度。錢穆在《國史大綱》中便指出，當時的一些“（科學派）考訂派”，奉所謂“科學方法”評判國史，這類研究往往割裂了歷史脈絡；錢穆所指責的，正是胡適等人的研究路徑，“此又不明國史真相，肆意破壞，輕言改革，仍自有其應食之惡果也。”而在1960年代的禪宗史論戰當中，錢穆是最快出來反駁胡適研究的中國學者。
錢穆先生的精神旨趣，我們知道他是歸於宋儒，歸於朱子的。研究禪宗於他而言，最主要目的在將禪宗、佛學放置於整個中國思想史當中，正因為禪宗對於隋唐社會產生了顛覆性影響，使得宋代儒者不得進退於禪宗的思想，甚至將禪宗融入到儒學之中，從而完成了理學的構建。
錢穆認為，禪宗是中國文化與異文化融合的典型，亦是佛教中國化完成的標誌，但佛教本質上的“出世”，與中國人精神所追求的“出世”始終存在矛盾，而這種茅盾，亦是錢穆自身的切實感受。
今日，我們一起看《國史大綱》“隋唐時期佛學之中國化”（刪減部分）一節，便能瞭解到錢穆先生對於佛學的整體認識。
隋、唐盛運復興，其時則佛學亦有新蛻變。教養精神，逐漸中國化；而佛法重心，亦逐步南移。
南北朝佛學，北尚禪行，南重義解。周武毀法，北方禪宗亦避而至南。所謂“佛學中國化”運動，亦至是始成熟。其後禪學崛興，則全以南方為策源地。
舉其要者，則有天台、華嚴、禪宗三家。
今若以魏晉南北朝佛學為“傳譯吸收期”，則隋唐佛學應為“融通蛻化期”。
佛法在中國，應可分三時期。初為“小乘時期”，以輪迴果報福德罪孽觀念為主，與中國俗間符籙祭祀陰陽巫道，專務個人私期求者相依附，此第一期也。自道安、鳩摩羅什以下，宏闡大乘。先為“空宗”，（此始印度龍樹。羅什來中國，盡譯三論。至隋代嘉祥大師吉藏，而南地三論宗於以大成。）次及“有宗”，（此始印度無著、世親兄弟。此宗之盛行於中國較遲，直至玄奘西行，受法戒賢，歸而傳之窺基，而此宗始大盛。是名法相宗，亦名唯識宗。其入中國，亦稱慈恩宗，以窺基住慈恩寺也。然此宗大盛，固在唐初，而唯識經典之傳譯，則已先而有之矣。）是為“大乘時期”。時則以世界虛實、名相有無之哲理玄辯為主，與中國莊老玄言相會通，此為第二時期。若臺、賢、禪諸宗之創興，則為第三時期。其一切義理，雖從空、有兩宗出，而精神意趣、輕重先後之間，則不盡與印度之空、有兩宗同。今若以小乘佛法為宗教，大乘佛法為哲學，則中國臺、賢、禪諸家特重自我教育與人生修養。小乘偏教、偏信，大乘偏理、偏悟，中國臺、賢、禪諸宗則偏行、偏證。是其蛻變處也。故必有臺、賢、禪三家興，而後印度佛法乃始與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相融洽、相和會。
而尤以禪宗之奮起，為能一新佛門法義，盡泯世、出世之別，而佛教精神乃以大變。
禪宗自稱“教外別傳”，不著言語，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見性成佛。而其後推演愈深，乃至無佛可成，無法可得，無煩惱可除，無涅槃可住；無真無俗，本分為人，呵佛駡祖，得大解脫；如是則世、出世之界劃盡泯，佛氏“慈悲”乃與儒家之“仁”，同以一心為應世之宗師。故論綰合佛義於中國傳統之大群心教者，其功必歸於禪宗也。
蓋當隋、唐盛世，政教既復軌轍，群體亦日向榮，人心因而轉趨，私人之修行解脫，漸退為第二義，大群之人文集業，又轉為第一義。傑氣雄心，不彼之趨而此之歸，則佛門廣大，乃僅為人生倦退者逋逃之一境。
繼此而開宋儒重明古人身、家、國、天下全體合一之教，一意為大群謀現實，不為個己營虛求。人生理想，惟在斯世，而山林佛寺，則與義莊、社倉同為社會上調節經濟、賑贍貧乏之一機關。
此下佛、道兩教事蹟，乃不復足以轉動整個政治社會之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