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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平定三秦，统一中国。巴蜀地区成为供应粮草，兵源的后方基地。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设十三州刺史部，其中益州包括今四川、云南，贵州及陕南、甘南和湖北西部地区，西汉治所无定，东汉益州治广汉郡雒县。西汉末年爆发农民起义，益州发生战乱，公孙述自立“天子”，号称“白帝”。割据益州12年（25~36 年），东汉重新统一四川后， 继续实行西汉时期的政策，巴蜀经济、社会、文化得到稳定发展。
汉高祖剧照
两汉时期，四川经济快速发展，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后汉书·公孙述传》称：“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诸葛亮《隆中对》云：“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汉武帝时，四川人口已达到76.6万余户，人口数万余口。铁器的广泛使用，都江堰水利工程建成，大大促进了农业发展。
水稻精耕细作，产量不断提高，巴独地区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中国饮茶起于汉代，巴蜀是最早的产茶区之一。与此同时，巴蜀地区手工业高度发展在全国名列前茅，尤以盐业、矿治业、纺织业、漆器和金银器制造最为著名，“蜀布”“蜀锦”远销印度和中亚等地。
都江堰
两汉时期，巴蜀成为汉朝开发少数民族以及与国外交往的枢纽和要道。汉武帝时，开发“西南夷”，使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附汉朝政府直接统辖，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得到开发，汉民族与西南少数民族联系更为紧密。汉武帝时，唐蒙出使越南，发现了经夜郎至广州的商道运往番禺（今广州）的蜀构酱；其后张寒出使大夏（今何富汗），发现了经身毒（今印度）运往大夏的蜀布和邛竹杖。
两汉时期，巴蜀文化取得辉煌成就，在教育、文学、艺术，经学和哲学，语言文字学、科学技术，建筑、宗教以及丧弊习俗等方面，形成了既能够代表汉朝文化水平，又具有地方特色的巴蜀文化。在许多领域涌现出著名学者和专业人才，出现历史上巴蜀文化繁荣发展的又一次高峰，成为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汉武帝剧照
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概括
1.巴蜀文化史上出现了伟大的教育家文翁。文翁办学，使巴蜀脱离“有蛮夷风”的旧俗，逐步进入“蜀学比于齐鲁”的先进行列。
2.巴蜀文学承楚辞余绪，盛行辞赋，西汉四个辞赋大家，三人处蜀中，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被班固称为“文章冠天下”。
3.汉武帝“罢鹦百家，独尊儒术”，经学发达。以扬雄为代表的巴萄今文经学，在汉代儒学中产生重要影响，“道书之宗”严君平开研究道家思想之先。为了弥补秦始皇焚书坑儒之祸，兴起研究语言文字学的风气。巴蜀犍为舍人最早为作注；扬雄著《方言》，促进了汉代语言文字学的发展。
司马相如剧照
4.巴蜀建筑在城镇和道路建设方面取得长足发展，碑刻和石阙体现了巴蜀建筑的艺术追求。
5.巴蜀科学技术长足发展，著名的天文历学家落下困提出并制定新法《太初历》，制造“浑天仪”，还出现了水利专家王延世、医学家涪翁等。
6.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东汉时期，中国本土宗教一道教在四川发源；巴蜀地区成为中国宗教的发源地之一。
7.巴蜀艺术的繁荣发展。反映了汉代中国艺术的博大精深和绚丽多姿，巴蜀地区成为汉代西南地区文化艺术中心。
浑天仪
汉代巴蜀文化的繁荣发展，首先得益于文翁办学，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素养，培养了一批人才，改变了社会风气。文翁， 庐江舒县（今安徽省庐江县）人，少好学，通《春秋》。曾经做过那县吏，汉景帝末年（公元前143年）任蜀郡守。他治理蜀那，首先从教育人手，改变蜀地“承秦之后。学校凌夷”，文化落后，“有蛮夷风”的社会状况。
文翁采取两项措施
一方面，选派聪明有才气的小吏18人到京师进太学，学习儒家经典和法律。学成归来后，文翁委任他们担任那中高级职务，或者任教师，同时按照顺序推存他们到中央任职。其中有人做了刺史、太守。
另一方面，文翁在成都城南修建学校，招收属县子弟为学生，免除他们的徭役。学习期间，他让学生到衙门，在别座上学习处理公务，带他们到属县视察，让他们传达教令等，培养和银炼学生们办理公务的能力。
安徽省庐江县
文翁倡导读书，给予奖勘，激励了蜀人的学习热情，人人争着把子弟送进学堂，有钱人甚至出钱请求入学。蜀地读书之风改变了当地落后的风俗，巴郡、广汉郡先后效仿开办学校。汉武帝时，推广文防办学的经验，下令各那都建立文学（即政府开办的学校）。文翁办学，使巴阳地区的文化得以快速发展。过去落后的蛮夷之地。此时甚至可以与孔子、孟子的家乡比同《汉书·文翁传》云：“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华阳国志·蜀志》云：“蜀学比于齐鲁。”
文翁在蜀地从事的教育事业改变了巴蜀地区的文化状况，为巴蜀文化的繁荣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蜀地人民敬重他，爱戴他。他死在蜀地，蜀中人民为他修建祠堂，每年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文翁创办的学校取名“石室”。因古代图书库以石助筑，可以防火。学校乃书学重地，故为名“石室”。《汉书》 云：“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汉武帝剧照
两千多年来，各朝代都在文翁办学旧址设立学校，直到文翁之后，蜀中办学风气大盛，名郡有学校，州县也开办学校。学校的规模也比较大，传世汉碑《蜀学师宋思等题名》记载的学校师职人员有30多人。《华阳田志·蜀志》 记载，东汉顺帝（126~144 年）、相帝（147~167 年）年间，成都县令“立文学，学徒八百人。”“州夺郡文学为州学，郡更于夷里桥南岸东边起文学”，人数更多。
除了官学外，私人授徒讲学和游学风气也很盛行。《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载，汉成帝（公元前32-公元前8年）时，什邡杨宜“能畅鸟言，长于灾异，教授弟子以百数“。东汉初，资中人杜抚“治五经，教授门生千人”，顺帝时，新都杨厚“授门徒三千人”。还有其他人则“家居教授。弟子自远而至”。游学者如雏入段恭“少周流七十余郡。求师受学”，梓潼景弯、蜀郡任末“游学七州，理明经术”。
彭州
德阳、彭州等地出土或征集的汉代画像砖上，留下了两千年前“讲学”“考绩”等生动画面。“考绩”又称“考课”，一般是一年一小考、三年一大考，是汉代对官更的考核制度。
参考资料：《中国文化》《中国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