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嶺南大學的校色是紅與灰，即“殷紅如血，深灰似鐵”，象徵堅強忠義。嶺南大學校徽由司徒衛先生設計，始用於一九一一年，色彩鮮明，圖案簡單，為嶺南大學由懷士堂北望之風景：白雲山高，珠江水長，小徑通幽，江邊荔枝樹蔥鬱繁茂。
校徽中的“山”意指白雲山，雄居南粵，象徵人生的最高理想。“水”意指珠江，東、西、北三江總彙，源遠流長，象徵嶺南的悠長教澤。“樹”意指夏季時的荔枝樹，碩果累累，象徵著事業，嶺南人“作育英才，服務社會”的宏志。“小徑”，則指向前程。嶺南教育旨在開闢人生的光明前途。或登白雲之顛，北望五嶺，或浮珠江之水，遠涉重洋。每一嶺南學子，均循此途徑，不懈努力奔前程。
圖為嶺南（大學）學院院徽。
一、司徒衛輾轉來韶
抗戰時期，隨著日寇鐵蹄的踐踏，中國領土上的的抗日戰爭形勢變得更加嚴峻。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出現了第二次“大學大遷徙”。[1]北京、上海等各大學開始被迫撤退。1941年12月，戰火燃燒到了香港，因為香港的淪陷，原本從廣州遷徙到香港的嶺南大學不得不再一次開始向內地遷校。
李應林在《香港淪陷之本校應變、遷校、及籌劃復課經過報告》中寫道：“此次香港事變，正所謂變得快，變得壞，當時局嚴重，我們正在作萬一之打算時，戰事突然爆發，而開戰後三天，九龍撤守，再十五天而香港陷落。這樣快，這樣壞的變化，使我們無從說起。在戰前我們既來不及遷校，在戰時又無路可逃避，在戰後更不能從容撤退。因此本校和員工都蒙著重大的損害與困苦，而那些不是人事所能濟的。”
當時，戰事失利，校長動員師生員工參加戰時服務以獲得食物。十多位員生被派往中環街市擔任派飯售米工作，各人得到膳食和每天兩元的工錢。有一百多員生在戰事發生時避居寧養臺，其餘分居九龍和遠離戰區較遠的地方，直至香港淪陷。
司徒衛在友人的幫助下，與校董錢樹芬、林逸民兩位以及政府人員數名，途徑澳門抵達故鄉江門開平。一入國土，他感慨道：“當瞥見國旗飄揚於蔚藍之天空，周遭餘霞成綺，恍如象徵我國命運之光明，生氣勃然竟同再世。”不久，得知校長為籌備覆校備嘗艱苦，且收到覆電曰：“來韶桂辦學也”。司徒衛便立刻啟程赴曲江仙人廟大村。
二、山中再現康樂園
初見“嶺大村”，據李應林校長描述：樟木參天，叢林茂盛。田野在望，山花爛漫。濃蔭之下，清涼舒爽，雖是盛夏時節，卻不覺炎熱。從格蘭堂向遠處瞭望，但見群山環抱，阡陌縱橫，平原遼闊，盡收眼前。在這裡，可以見到純粹的農村風景的優美。古人詠農村時四景物詩有云：“春間鳥語，夏聽蟬鳴，秋瞻臨镹之黃雲，冬賞山中之白雪”。嶺大的風景，大概也是如此。[2]
圖為韶關市華南教育歷史研學基地（大村）照片。
司徒衛所攜行李數件並炊具少許，在仙人廟火車站站長的帶路下，來到了大村，他說道：“餘穿中國便裝，布為餘母數十年織存。面目黝黑，判若兩人，友好乍見如不相識，茲可笑也。”走進大村，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一個茅棚，那便是後來的格蘭堂。他推門進去，感覺室內陰沉沉的，溼氣很重，便生火煮茶，邀人聊天。那時，唯一的傢俱只有一個木水桶，既可拿來蓋食物，倒轉過來又可拿來當飯桌。床是沒有的，只能在一處角落席地而睡。那角落便成了後來的總務處辦公室了。此情此景，恍如魯濱遜漂流記般淒涼。過了幾天，司徒衛便開始與村裡的鄉親們熟悉起來了，於是借來一張桌子和一把椅子開始了他的工作。
圖為韶關市華南教育歷史研學基地（大村）嶺南大學舊物照片。
覆校伊始，百端待舉。當時全校的工作人員只有校長和會計、文書等兩三人。校長忙於策劃覆校之事，包括招攬教職員工、籌措經費等。司徒衛則全權負責開發校園建設及其他所有事務。因此，當地人都稱他為“山大王”。他也樂而不辭。
按照校址佈局分配，總棚屋共計48座。其中大村34座，橫崗14座。司徒衛帶領嶺南大學師生因陋就簡，用當地的雜木、樹皮、砂石等原料，對可用的棚屋進行修葺，不可用的進行改建，並在荒蕪的山林中新建了大禮堂，即“懷士堂”。司徒衛《從港戰到覆校（韶關仙人廟）》中寫道：“第一座建築物之懷士堂於以奠基，餘之計劃懷士堂圖則也，憶遊美時所參觀學生夏令營以及其他場合，皆選濃蔭之中以為優美，又觀其地之禮拜堂尖塔高聳，備得崇高雄偉之致，於今不忘。大村樟木參天，富有詩意及藝術性，故懷士堂之結構，輒以配合其詩意藝術性為原則，其形則仿外國學院為藍本，敷壁支柱盡其合度，務使外觀愜意，內容又能適應各項集會之需求，雖不敢雲孤詣經營，亦略費苦心於是矣。”
懷士堂，又稱小禮堂，最初是基督教青年會會所，戰時是嶺大舉辦各種各樣活動的主要場所。
宗教方面，每星期會做禮拜，因校內無禮拜堂，就在懷士堂裡稍變形式和位置。最初無鋼琴無詩本，後來配備了鋼琴並油印歌詩給眾人。每天有早訓，每晚有晚禱。不時會舉辦奮興會、夕陽會以及宗教問題研究等活動；學術方面，每週都有各種時事座談會、演講會、討論會，還有專題演講比賽，徵文比賽等。學校還每兩個星期舉行一次“大學周”，專門邀請名流來校講學，每逢“紀念週”的星期一由教授輪流擔任講學，學生們對此興趣亦濃，研究之風盛極一時；娛樂方面，有各班社之戲劇話劇比賽、歌詠表演和運動會等。全校僅有的一架鋼琴在懷士堂裡。不少會彈琴的同學，常常利用課餘時間到懷士堂練習。由於想彈琴的同學有很多，同學們就編排時間表排隊練琴。當時，沒有電燈。懷士堂的大光燈也不是經常能點著，學生們就用兩盞小油燈照著五線譜練琴。學生晚間在懷士堂彈鋼琴時，油燈閃動，照著身影晃動，被喻為“琴聲與魅影”。每隔幾天，懷士堂裡還會放電影，各種“稀罕”的電影、影畫戲、戲劇等輪流上映。附近的村民們回憶說：“雖然電影是無聲的，但每場我都去！”司徒衛也在回憶錄中生動地記錄了當時播放電影的壯觀場景：“大村、橫崗、大旗嶺鄉人空群而來，皆詫為未睹，瀕行時，燈炬齊明，阡陌之間火龍飛舞，嘆觀止矣！”
懷士堂的東面是大學部的建築，西南面則屬於附中。因為附中原有棚屋比較多，改建一下就可以用，而大學部舊舍較少，所以新建建築居多。此外，還逐漸建了圖書館、宿舍、飯堂、實驗室、住宅、浴室、鍾亭等。經過兩個多月的建設，校舍終於初具規模了。嶺南大學後來專門依照原康樂園校區的名字給這些地方命名為：格蘭堂、馬丁堂、爪哇堂、陸佑堂、哲生堂、榮光堂、十友堂、譚禮庭同學屋、馬應彪招待室等。[3]
司徒衛曾經記錄了他在嶺大村的一次清晨漫步：從中學出發，穿過樹林走上山崗，經過懷士堂，看到科學館裡正在試驗、繪圖的學生；山頂上的圖書館井井有條；路過格蘭堂和學生宿舍，聽到窗口飄出樂器演奏的曲調；開飯的鑼聲響起，隨著熙攘的學生通過木橋走向膳堂，有學生在熱情的招呼“先生，和我們坐一起！”……[4]
三、司徒衛之紅灰精神
腳下紅色的泥土和天邊灰色的鉛雲，是抗戰時的嶺大最濃厚的色彩。在民族危難之際，烽火抗戰期間，先師們仍然能夠堅持在這樣一片紅土地上建校辦學，從荒涼寂寞，到春華秋實。令人驚歎和敬佩。
司徒衛回憶道：“溯自港陷迄今，為時不過半載強，其間行旅之濡滯，人事之牽纏，工作時間才五閱月，而已盤根錯節綠葉成蔭，如浪子無家，空拳赤手，而期間有產業事工，美國校董將驚奇嘆耶？將懷疑不信耶？餘不得而知也。”其中，他還特別提到，凡是因戰亂而經濟斷絕的學生，學校提供給他們工讀待遇，學生們以勞動獲得食宿費用。平日裡在家都是寸步不離保姆和師傅的那些公子小姐們，在人力物力相當匱乏的戰時，能夠加入到興建恢復支離殘破的茅屋校舍的建設當中。司徒衛對此感到非常欣慰。同時，他還提到：“在嶺大村者大中學生凡五百二十餘人，教職員數亦六十，然疫患甚少，瘧疾間有發生，第不如一般想象之烈，語曰平安是福，於此乃覺吾齊之得邀天眷為獨厚也。”如此惡劣危險的環境中，這些養尊處優的同學們離開親人，跟隨嶺大來到這個山溝溝裡，就是為了完成自己的學業，如此堅忍卓絕之精神是實在是非常難得。
短短數月，任憑日寇侵凌，一遷再遷的嶺大，即使元氣大傷，仍能頑強的存活下來，屹立不倒，可謂是風雨不能侵蝕，憾擊不能動搖，強健勝前。師生們同心協力，披荊斬棘，克服萬難，最終打開出路，奠定新基，嶺大成功覆校。這是在紅灰精神的指引下華南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蹟。
（注：根據韶關學院華南教育歷史研學基地資料與數據中心提供的素材整理撰寫而成，不當之處，敬請批評指正。同時，向原文作者致敬！）
參考文獻：
[1]《聯合招生和區分招生時期（1941-1942年）》
[2]《香港淪陷之本校應變、遷校、及籌劃復課經過報告》李應林
[3]《第二次“大學大遷徙”中的嶺南大學》P140
[4]《嶺大大村校園解謎：抗戰時期嶺南大學大村校園遺址調查與勘探》南粵古驛道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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