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朋友說“有情懷寫文章，已是很難得”。
現在無論是坐地鐵還是火車飛機，看到最多的就是在刷著一個個不同的視頻或打著遊戲的人們。深處營銷行業，每天都有各種調研報告都宣告著越來越多的人沉迷於視頻類的流媒體，而漸漸遠離文字性的閱讀。
在這樣一個趨勢之下，堅持閱讀的人，是難能可貴的。而堅持為這些還在堅持閱讀的人寫字的人，更是可敬的。畢竟他們是在共同小心翼翼地維繫著一種脆弱的習慣，一種讓人覺得有必要保持但需要克服極大的娛樂天性和環境干擾的習慣。
所以，寫字和閱讀，作為最基本的人類技能，都已經變成一種“情懷”，一種略帶理想主義、懷舊色彩的情懷。但在這個春天，這種“情懷”卻釋放了巨大的力量，讓我們意識到，原來那些被我們認為即將被飛速發展的社會拋棄的習慣，原來是這麼頑固的盤踞在身邊，而且以一種隱秘的方式發揮著難以估量的作用。
正是寫字和閱讀，讓我們見識了詩與反詩的鬥爭，從“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到“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殘忍的”；兩個男人的隔空對戰：六神磊磊說《假如你家漏水淹了樓下的地板》和胡錫進批評六神磊磊和他的“江湖”；兩個女人的不同視角：作家方方的關切而又冷靜的“武漢日記”和胡舒立客觀而又剋制的調查報道。
姑且不分優劣，不論對錯，正是這些不同的聲音形成的文字，才能在這個社會激起一個個漣漪，才能帶動著身處各地、不同背景的人們加入討論、進行反思，而後構築起一個屬於我們大家的共同記憶。
這並不是文字的“復興”，因為它從來也沒有離我們遠去。
曾經，文字是一種何其珍貴的符號，被刻在古埃及祭祀背後的牆壁上，刻在古巴比倫的國王立法的石板上，古中國占卜的龜甲上。在文字被髮明出來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識字都是一種高貴身份的象徵。只有那些社會頂層的人才能擁有這種神奇的符號，而隨著社會的發展，識字也變成改變個人命運，促進社會階層流動的一個重要手段。
隨著全人類大步跨進現代化，識字閱讀已經從當年近乎巫術的行為變成了一個現代人的基本技能。也正是這種普及，加速了思想的流動，刺激了人的創造力，讓工業革命之後百年的社會文明發展程度超越了人類此前幾千年的積累。
也正是在文字普及所帶來的發展中，似乎也孕育了文字最大的對手和可能埋葬它的敵人——技術所帶來的越來越易得的圖像和視頻。可以想象如果能夠聽到荷馬現場的演繹，誰會願意去翻看《伊利亞特》呢？
被圖像和視頻擠壓下的文字，似乎要靠著一些它所獨具的特性才能在這個時代殘喘生存。“匿名性”，就是文字保有其生命力的一個保障。不同於視頻、圖像的拋頭露面、音頻的聲紋可辨，文字可以讓寫作者安心的隱藏在其後，不用擔心被讀者發現，而讀者也可以安心的閱讀文字，暫時擱置對作者的想象。
而今，這種“匿名性”逐漸有了被濫用的傾向，就像我們不知道魯迅究竟說沒說過這樣那樣的話一樣，“匿名”的文字也有了“盜名”的功能。各種流言蜚語，包裹著亦真亦假的文字，環繞在每一個讀者的周圍。這個現象加劇了人們閱讀的代價，不僅要去理解內容，更要去在另一個維度區辨真假，從而增加了人們對於文字的不信任度和拋棄閱讀的可能性。
另外，這種“匿名性”雖然在某一個角度說是對作者和讀者的保護，但同時也會變成傳播者和接受者互相傷害的武器。就如現在逐漸肆虐的網絡暴力，“鍵盤俠”匿名在文字的背後，以道德、倫理、民族等各種名義口誅筆伐，也平添人們對文字的厭惡之情。
但僅僅因為文字不如圖像易得，和文字匿名性帶來的負面效果就遠離他的話，人類可能逐漸走回那個黑暗的世界裡。
因為文字是激發人類想象力和創造力的最佳工具。
普魯斯特在他的《追憶似水年華中》，有一段驚豔了整個人類歷史的描繪，由一口蛋糕引發出幾十頁的意識流奔湧：起先我已掰了一塊“小瑪德萊娜”放進茶水準備泡軟後食用。帶著點心渣的那一勺茶碰到我的上顎，頓時使我渾身一震，我注意到我身上發生了非同小可的變化。一種舒坦的快感傳遍全身，我感到超塵脫俗，卻不知出自何因。我只覺得人生一世，榮辱得失都清淡如水，背時遭劫亦無甚大礙，所謂人生短促，不過是一時幻覺；那情形好比戀愛發生的作用，它以一種可貴的精神充實了我……
文字與圖像最大的不同是，圖像有一種異乎尋常的確定性，而文字則把萬千種可能推到讀者的面前。比如圖像中只有一種美，她可以是奧黛麗赫本的優雅，也可以是費雯麗的風情萬種，但只能在其中確定一個，觀看者只能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在這一刻看到的究竟是哪個。
而文字中的美，僅僅在短短的詞句中，就可以衍生出難以窮舉的人生經驗。“彷彿兮若輕雲之蔽日，飄飄兮如流風之迴雪”，抑或是“沉魚落雁、閉月羞花”，這裡描繪的不僅僅是洛神或者甄姬，抑或是貂蟬、王昭君、西施楊玉環。文字假借這些文化中共同的符號，在每個讀者的腦海中，激發起了對美的無窮想象。
圖像和視頻，是一種不需要觀看者思考的直給，而文字則是一把開啟想象力的鑰匙。圖像中的一個春天，可能是柳絲長、桃花豔，但文字中的春天，只需這兩個字，便可以打開每個人心中對春天的回憶。
一萬個人心中，有一萬個哈姆雷特。文字訴說的，不僅僅是作者的情感和經驗，更是激發著讀者的一種共同經歷。在視頻中，人沉浸進去，到了視頻所構建的另一個世界中，而在文字中，人同樣沉浸，卻通過作者的文字，又走回到自己心裡。
所以，創造著能夠激發人們迴歸內心的文字的作者，和努力的通過文字探索世界和自我的人，都是可敬的。
然而除了以文字作為媒介所表現出來的人生的積極性之外，還有一個更可敬的地方，就是在於文字同時是一種記錄的方式，是人們“見證”歷史的工具，更是見證歷史中悲痛與教訓並儘量確保其不再發生的一種，也可能是唯一手段。
被譽為“人類的信使”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猶太作家維塞爾曾這樣說：歌德說，人在悲痛的時候會沉默，這時候，上帝便把歌唱悲傷的力量給了人，從此人再也不可能選擇不歌唱……我為什麼寫作呢？為的是受害者不被遺忘，為的是幫助死者戰勝死亡。
而卡夫卡也講過一個故事《女歌手約瑟芬或耗子民族》：耗子民族在很久以前一直有唱歌的傳統，而後來變為不懂音樂的群體。故事的敘述者說“我們這一代整個都不喜歡音樂。寧靜平和算是我們最喜歡的音樂，我們生活得很艱難，即使我們有朝一日擺脫了日常生活的一切憂愁，我們也不可能達到如同音樂所能達到的境地，因為它距離我們的現實生活太遙遠了。”
但這個耗子民族裡，有一個例外，就是女歌手約瑟芬，她認為歌唱是最崇高神聖的事業，畢生追求歌唱的完美。當她的同類被實際生活壓得不堪重負時，她便獻上獨特的歌聲。但耗子民族對女歌手的歌聲並不感興趣，這讓女歌手越來越孤獨，沒有人懂得她的音樂，她的歌唱更是昭示著她成為這個世界上最悲慘的一個命運。最後，在“吹出最後一聲口哨”後便永遠沉默了。故事的敘述者這樣評述“由於我們不撰寫歷史，她很快就會像她的所有兄弟一樣，在更高的解脫中被忘卻。”
這段文字，有著雙重的諷刺。在故事中，一個熱衷歌唱生命的女歌手在“一聲吹哨”之後選擇了沉默，最終在一個沒有書寫歷史習慣的耗子民族中被遺忘。而在故事外，敘述者或者作者卡夫卡本身，也在經受著這種痛苦的煎熬。作為人類社會中那些為孤獨歌唱，為苦難吹哨的人，也終究擺脫不了可能在沉默中解脫甚至被忘卻的命運。
柏拉圖曾經有過一個洞穴比喻。在黑暗的洞穴中，人們被縛而強行觀看牆壁上真實世界的投影。終於有人掙脫了繩索，看到了真實世界。在柏拉圖的敘述裡，他們沒有丟下黑暗中的同伴，而是執意要回到洞穴中，告訴那些還在洞穴裡舒服過日子的人們，外面才有一個光亮的世界，哪怕冒著被生活在洞穴裡的人孤立、無視甚至是迫害的風險。
巴塔耶在《文學與惡》中寫道：人不同於獸，在於他們遵守禁忌。但禁忌是模糊的，他們遵守禁忌也需要違抗。違抗並不是由於他們愚昧無知，而是需要他們的堅定和勇氣……文學的優先行動是一種挑釁。真正的文學是富於反抗精神的。真正的作家敢於違抗當時社會的基本法規。文學就是要懷疑規律和謹言慎行的原則。
馬格利特在《記憶的倫理》中強調“見證”不僅僅是親身經歷災難或見識、瞭解災難，更重要的是用文字或行動來講述災難，並把災難保存在公共記憶中。在人類共同面對的災難面前，遺忘是不道德的，是對人類整體的不負責。只有記錄下來，並通過記錄的內容進行反思，才能避免同樣的悲劇再次發生。
所以，如今寫字的人，正是在記錄這個世界這一刻變化的人，他們的文字，記錄了人們在當下變化中經驗的特點和情感反應，也幫助一代人保存了他們共同享有的一些經歷，不論是幸福還是痛苦。但也許這種記錄，在災難面前，會顯得更有人道價值。
這也並不僅僅是寫字的人的責任，只有還存在讀者，寫字才會真正的實現它最終的目的。作者和讀者，在見證歷史這件事情上是“共謀”，只有他們共同的存在，才有可能在飛速發展的時代車輪中，發現那些被碾過的“微塵”。
在加繆的《鼠疫》中，裡厄醫生在災難發生的時候，堅持記錄下自己關於鼠疫之惡的想法，因為他知道這份真實的記錄有一天會成為“證詞”，使人們至少回憶起有人曾經是非正義和暴力的犧牲品，也是為了告訴人們記憶者在災難中學到了什麼。
當鼠疫消退後，醫生並沒有像大多數人那樣興高采烈，“他明白這篇紀實寫的不可能是決定性的勝利。它只不過是一篇證詞，敘述當時人們曾不得不做了什麼。而且在今後，當恐怖之神帶著它的無情的屠刀再次出現之時，那些既當不了聖人、又不甘心懾服於災難的淫威，把個人的痛苦置之度外、一心只想當醫生的人，又一定會做些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