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夠選擇樂觀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因為這意味著你未曾目睹他人眼中的遺憾
在春風如許的四月，在漢堡或在慕尼黑，在德國或在中國，在疫情之中或在疫情之外，處境的不同，人們對疫情的感受也截然不同。
數字不斷證明，德國的社交隔離措施效果顯著，不僅僅在於保護人們免於感染，同樣在於它也保護著人們脆弱的神經。
在疫情開始之初，德國的一位記者、自由作家Nike Heinen，被特別允許進入漢堡市東部旺茲別克醫院與醫療團隊一同工作幾天。在這期間，他堅持記錄在重症監護病房中的所見所聞，讓人們瞭解到德國疫情之中的另一種景象。
“我們是您在漢堡東部主要的醫院”
當疫情的熱度慢慢褪去，這些文字在ZEIT以連載新聞的形式被帶到了公眾的面前，在時刻警醒大眾的同時，也給全世界仍處在疫情之中的人們帶來了希望，這也是現在我們將這些文字帶給大家的原因。
以下是Nike Heinen在旺茲別克醫院重症監護病房的所見所聞，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原文有潤色刪減。
第一章 影子人
醫生在重症監護室操作呼吸機
在重症監護病房裡沒人說Corona（新冠），因為這個詞那聽起來簡單的像是普通感冒流鼻涕，而在旺茲別克，這裡是希望和死亡天使之間的戰場，一切都沒有那麼簡單。
這是一個看起來完美的春日清晨，陽光在透過窗戶散發出了美妙的玫瑰紅色。短暫停留之後，這些光纖勾勒出一個人體的性狀。
一張毛毯給了他最後的隱私，他看起來非常平靜。影子裡，只有胸部的輪廓在慢慢的上升和下降，其餘的一動不動。陽光慢慢升起，影子越來越清晰，一根粗管從這個人形輪廓的口中伸出，隨著胸部上下起伏，這根管子給他提供氧氣，他自己的肺已經不能這麼做了。
這是復活節前的星期四，窗外一切都生機盎然，樹木發出新芽，鳥兒在鳴叫，水仙花在慢慢開放。
漢堡新增感染數字明顯下降、圖表上的曲線一天天變得平坦，這給人們帶來了好心情，最令人開心的是重症病例的數量一直保持穩定。
然而，只要你一走進醫院的走廊，情況就會大有不同，沒有鳥兒也沒有水仙花，只有呼吸機氧氣泵的馬達不停在旋轉，血壓監測儀不停地發出嗶嗶聲。在這裡，人們為生命而戰，這些機器就是生機，對於患者來說，他們只需要這些機器。
在醫院大廳裡，護士姐妹們進進出出，似乎帶來了一些春天的氣息。但令人有些沮喪的事，重症患者們沒有辦法通過那扇鎖著的小門來到外面的大廳。
對於影子人來說，他什麼都聞不到——他的房間是密閉的。
旺茲別克醫院重症監護病房的整個走廊都被劃為隔離區，只有從頭到腳裹著防護服才被允許進入。外邊的人稱新冠病毒為Corona，在這裡，人們更喜歡用那個大寫S開頭的單詞來稱呼它。
迄今為止，大多數已知的冠狀病毒都是無害的，新冠也屬於這個家族，但很明顯它們的破壞力天差地別。它對肺部的侵入很深，當進入到“毛細”氣管中時，免疫細胞將開始強烈的抵抗這種病毒，在空氣和血液之間形成一個微妙的屏障。毛玻璃，一位醫生說“如果你看到了這種情況，那單純把它理解為冠狀病毒就很不合適了。”他剛從隔離室出來，滿頭大汗。
科學家的模型和統計學數字對於醫生來說似乎過於樂觀，在全球範圍，僅約10%的感染者會需要重症監護。而重症監護病房裡，人們對敏感的數字有著不同的看法，這點從他們冷酷而嚴肅的表情中能略窺一二。
對於那些不能在家中痊癒、需要到醫院診治的患者來說，三分之一的人需要重症監護，並使用呼吸機，重症病房的數量將決定病毒是否會破壞整個醫療系統。
目前，12位醫生和護士、物理治療師、病房救助人員和清潔人員輪班工作，你沒有辦法知道這裡的醫護人員是否也感到恐懼，因為你只能通過面罩看到他們的眼睛。在過去的四周中，他們學會了把自己武裝到牙齒、學會了懷疑那些所謂的安全知識，現在他們認為任何“以防萬一”的防護都是有用的。
心，在希望和絕望之間
在早班醫生和晚班醫生換班的時候，這裡就像有一個小遊行，走廊裡開始熱鬧了起來。無論是護士還是醫生，每個人都穿著寫著綠色字母的白色防護服。有一點出奇一致，為了方便走動，他們都穿著運動鞋。
美好的一天開始，好消息傳來，他們昨晚收到的疑似病例可能並未感染新冠，現在這個病人需要接上呼吸機、使用抗生素、消炎。
10號房間的病人已經被確診，不過在使用呼吸機一週後他已經恢復了不少，接下來他將擺脫呼吸機，在觀察中繼續恢復。
9號房的病人狀況更好，自從收治以來，他的呼吸非常穩定，明天就要被轉出重症病房。
首席醫師克里斯蒂安·韋伯（Christian Weber）帶著口罩，他的眼神堅毅而機敏，他低聲說“醫療團隊需要這種激勵，看到患者病情好轉真是太好了。”
但是，當你看的更多，就會發現事情並不總允許你一直保持樂觀。
4號房的病人使用呼吸機已經到第14天，他是40歲左右患者群體中最年輕的一個，現在他的病情沒有任何改善。呼吸使用太久會造成一定的風險，口腔中的細菌可能會利用呼吸機管道進入肺部引發炎症，同樣加壓的空氣也會造成肺部管理呼吸的肌肉越來越弱，類似的這種情況讓醫生們時刻保持冷靜。
“ Trigonum Mortis，”一位醫生說，這是死亡天使的標誌
“生命一點一點的在流逝。”首席醫師克里斯蒂安·韋伯看著一位病人低聲說，躺的越久的病人恢復起來越難，每天負責照看這位病人幾個小時的護士已經難以忍受，她想這位病人明天就會轉好。但現實依然殘酷，以至於醫生和病人在走廊中見面時都選擇了沉默。
這個男子不僅被新冠感染，他還患有白血病，在需要抵抗病毒的時候他的免疫系統罷工了。他的臉色蒼白、嘴巴凹陷，“Trigonum Mortis，”一位醫生說，意思是病人嘴角周圍的黑色三角形，那是死亡天使的標誌。在他的旁邊，同一病房中的另一位患者恢復很快，“我認為我們應該給他換個病房。”醫生說。
旺茲別克醫院的重症監護病區有12個房間專門用於收治新冠患者，此外有20個房間分佈在兩個平行的走廊上，如果新冠患者增多這些房間也會被使用。病房的“指揮中心”位於兩個走廊之間，裡面佈滿了各種傳感器，醫生從中觀察著病人的數據，監視器中藍色、綠色、紅色的線條代表著一個個生命——血壓、脈搏，還有最重要的血氧。那些剛被送入重症病房的患者血氧含量僅為75%-80%，也有比較好的能達到97%。目前這些線條看起來都很不錯。
克里斯蒂安·韋伯指了指白板，此前醫生們用馬克筆在上面繪製了所有病房，黑色描邊的房間表示患者已經或可能感染新冠，藍色描邊的房間表示患者必須使用呼吸機。
好消息是，感染新冠的患者7個裡面有2個需要用呼吸機，少於未感染新冠的重症患者6個裡面有2個需要呼吸機。
“心情很好。”克里斯蒂安·韋伯說“感覺心情有些放鬆了，雖然花了一些時間，但我們找到了自己解決問題的方法。感染新冠的重症患者病情區別很大，由於情況緊急，許多常規檢測都沒有做，診治的難度很高，最重要的是，沒有統一的治療方案，每一個病例都要有自己的治療方法。”
三月初，克里斯蒂安·韋伯花費了很多時間在facebook上閱讀同事們在意大利的所見所聞，後來他在專業期刊上研究了他們的文獻，當在報紙上看到“今年晚些時候將會有疫苗”的時候，這裡的醫生們搖了搖頭，他們不期待奇蹟，他們正在為長期戰鬥做著準備。
首席醫生說：“現在這裡很安靜。”
和意大利相比，德國的情形簡直是天差地別，漢堡全州範圍內的重症病床數據庫顯示，目前共有65名感染者使用呼吸機，約有300張重症監護病床虛位以待，漢堡人均重症監護床位是意大利的2.5倍。
“是的，現在病房很安靜，而且還可以繼續保持，但是我們依然要準備更多的病房，以備不時之需。”韋伯說。
早在歐洲的其他國家沒有看到新冠的威脅之前，在長達六個星期的時間裡，韋伯一直在與同事們一起為重症感染者創造更多的收治空間（病床），當時他還是診所的醫療主管。取消日常病例收治，配置更多呼吸機，穿上防護服，為最壞的情況編寫應急計劃都是他的責任。
他說：“重症監護病房對我來說很抽象。它不僅僅是某種醫療場所，更是是指在監視器前的兩名護士和那些穿著防護服的同事、還有晨光映照中的那些影子。”
到目前為止，他的工作已經阻止了疫情在醫院的大流行，每天早上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白板上空餘的病房有沒有增加，幸運的是，空病房越來越多。好消息會越來越多嗎？“我不知道。”他聳聳肩膀。“這取決於接下來發生的事情。”
第二章 物資戰
FFP3口罩，採用透明包裝
在漢堡旺茲別克醫院的重症監護中心內，口罩、防護服已經用光。沒有人知道庫存能堅持多久。
現在，當打開旺茲別克醫院重症監護病區帶有密碼鎖的玻璃門時，你會發現這裡有些不同。每個人看起來都很高興，兩名護士在病房之間徘徊。與以往最為不同的是，走廊的一頭被棕色的箱子堆滿了，是的，它們好像被匆忙的堆積在走廊之中。走進護士站，這裡也堆滿了箱子，護士長丹尼爾·斯特魯普手裡拿著一張清單滿面春光的在這些箱子叢中走來走去。
是的，這張單子和外面那些棕色的箱子——他已經等得太久了。
箱子裡裝的是防護口罩面罩和防護服。斯特魯普回憶說，在疫情爆發的最初幾周，醫生們還不清楚他們能否得到必要的醫療物資，他們也不知道如果在沒有了這些橡膠和塑料製成的“保鮮膜”，他們是否應該繼續工作。
這裡有七個房間收治感染新冠的重症患者，每天有四名護士為病人清洗身體、換床單，持續數個小時。每一次進入病房都要兩副手套、一個面罩、一個頭套、一個口罩、一套防護服和一個塑料圍裙，除了易於消毒的護目鏡外，其他都是一次性產品，大家都意識到，這意味著對抗新冠是一場由醫療物資支撐起來的實質性戰爭。
一個不小心就可能傳播病毒
重症監護病房的特殊性就在於，它的日常工作將一直圍繞著救治傳染性極強的患者。此外，這裡還將接收許多患有冬季肺結核病的流浪者，以往總有一兩個病房會充滿流感病毒和病菌。
有意思的是，此前從來沒有一種病毒會把醫生趕到走廊裡換防護服，但是新冠不同，醫生和護士從未需要穿著如此多的防護裝備，整個走廊都是更衣室，這都給管理增加了難度。
突然醫生們發現，他們一天之內用的物資數量超過了此前數週之和，很多醫院已經無法採購到醫療物資，他們意識到節約勢在必行，扔進垃圾桶的東西或許可以重複使用。每個重症監護室的工作人員都會穿上工作服先在辦公室工作幾個小時，然後在外面休息一下，再換上防護服和口罩進入病房。
他們需要非常小心和專注，在重複使用口罩時，不小心抓住錯誤的一面都有可能被病毒傳染。防護服也是如此，醫生們會選擇在防護服外加穿一層塑料圍裙來增加它的使用次數
雖然十多年來人們一直非常擔心這種傳播力極強的病毒，德國聯邦緊急預案中也經常出現大寫S病毒的名字，但是事實證明，在現實面前任何文字預案都是不足的。在疫情爆發早期的數週裡，這裡的醫護人員一直都不知道醫院的物資能夠支撐多久。“這種感覺糟透了”斯特魯普說。
新的指導意見幾乎每週都會發布
在德國宣佈開始社交限制一週後，媒體上傳來了人們聚集在一起要求解禁的新聞，在看到這些新聞的時候醫護人員的心理壓力非常大。當疫情發生，一切都被鎖在重症監護室的病房中，街頭的人們對此一無所知。醫護人員很高興有媒體來採訪，這樣他們的意見和狀況就能傳達到KOL那裡，但是他們同樣擔心，因為醫護工作者目前對這種病毒的瞭解很少，盲目的傳播這些信息可能會造成恐慌。
起初醫生們對羅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e）提出的意見也感到困惑，如果在醫院帶上口罩可以減少感染的幾率，為什麼不建議人們在地鐵和商場裡佩戴呢？
科學家們認為病毒的直徑對於常見口罩來說都太小了，即使附著在600納米的灰塵上，口罩也不能過濾它們。但後來的研究發現，病毒大多以小滴液體的形式傳播，只要佩戴口罩都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
但這也並不意味著所有的病毒都變大了，即使佩戴FFP3標準的防護口罩，醫生依然會有感染的風險，現在RKI推薦使用FFP2標準的口罩，它比前者降低了一個標準。
有些醫生已經不再關注與這些防疫建議，他們認為反正每天都要接觸幾個小時，帶什麼都一樣，他們能做的只是通過專業知識和訓練儘可能的保護自己。他們認為醫院對於他們來說是更加安全的場所，畢竟人們知道哪裡有病毒，哪裡沒有。相比而言外面的公交車站就要危險得多。
第三章 未知的疾病
全副武裝：只有身穿防護服醫生和護士才能照顧患者
醫生的房間是病房裡唯一帶沙發的房間，上面掛著一張便條寫著：重症監護醫師-麻醉專家。下面寫著：“如果什麼都看不到，觸摸就不會感到羞恥。” 這是嘲笑麻醉是在手術檯上還能保持雙手清潔的醫生。
雙手一直是醫生賴以生存的工具，而現在，在發生緊急情況時，用雙手實踐顯得更加重要。如今整個團隊別無選擇，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前進-應對仍存許多未知的新冠病毒。
一位有辮子的金髮女子走進來，大聲地撲到桌子椅子上，她拉下口罩喝一口水，又是一個難熬的夜晚，她累了，渾身溼透。
“我們穿著的工作服就像是保鮮膜，還多了一層防水塗層。剛走到床邊就已經出汗了。”
瑪麗·路易斯·林德納（Marie-Louise Lindner）今年26歲，是一名助理醫生。幾周以來，她一直在封閉的病房裡工作，只能穿著防護服。她已經很久沒有到酒吧來上一杯了，她必須集中精力以免忘記防護規範。
重症監護病房的門通常是敞開的，這是因為護士們經常要調試設備上的參數。一個人病得越重，對呼吸機就越敏感。醫生和護士必須不斷調整，才能找到合適的壓力和氧氣濃度。
使用呼吸機，無法避免的風險
林德納醫生一年多以前完成了她的醫學研究，她在手術室工作了一年，學習瞭如何讓人們入睡並再次醒來（麻醉），自一月份以來，她一直在重症監護病房工作。
以往她會有時間首先了解所有工作內容後、與同事們溝通後再開始一天的工作，但自三月以來，一切都變了，她每天都要快速的進入隔離病房，學習一種全新的重症監護醫學。
醫生和護士現在都必須做出許多冒險的決定，因為新冠病毒對肺部的影響與其他流感病毒大大不同，保守的治療意義非常有限。一開始的時候，呼吸機的壓力必須非常高，迅速打開肺泡，如果這一步不成功，即使患者劇烈呼吸他們的也會因窒息而死。但是，這樣做的風險也很大，因為醫生還不知道冒險使用高壓氧氣會給患者帶來什麼後遺症。
根據醫學協會的建議，新冠患者都應該在氣管中插管，換氣速度也要比其他肺衰竭患者快得多。為了避免使工作人員暴露於病毒之中，這種管子緊緊地插在氣管壁上。好處是，只有在患者的肺部和呼吸機中才能發現病毒。
但是，如果那樣做對患者來說那是最好的嗎？在大流行之前寫的所有書中，像林德納這樣的醫學生都知道，病者最好先戴口罩呼吸，對於已經受損的肺部來說，它要溫和得多，並且不需要將患者麻醉進行治療。
每個人都小心翼翼
醫生和護士都願意對病人採取更加溫柔的治療方案，但是他們也必須遵守專業協會的建議，因為這才是負責醫生和護士該有的行為。現在，他們正等著看在法蘭克福的大學醫院正在開展的研究結果。他們對插管也感到不安，目前他們正在研究呼吸口罩是否真的有傳播病毒的風險。
林德納說，有的時候她會覺得，似乎是新的時代選擇了她，當這種病毒來到重症監護病房，她就應該準時的出現在這裡。
漢堡的第一位病人試圖微笑著咳嗽-然後他走了
3月16日凌晨，林德納上夜班，漢堡的第一位患者先到了急診室，然後來到了樓上的重症病房。她記得這位老人躺在病床上被推進病房的時候，還在努力、禮貌的和人們問好，併為自己的病情辯解，林德納當時也禮貌的向微笑。
這名患者在度假的時候已經有缺氧的症狀，儘管如此他一直在忍受，在回漢堡的飛機上，他還試圖微笑著咳嗽。現在，他為自己造成的局面道歉，在回到自己家裡一夜後，他的血氧含量已經很低。
呼吸急促，血液中幾乎沒有氧氣，一切看上去都與林德納從意大利疫情新聞中讀到的完全一樣。她說：“我們稱之為呼吸衰竭。”
“他真的非常氣喘吁吁。你可以在他的眼睛裡看到它，是一種恐懼。”
她說，當時她的腦海中只有兩種想法。“現在你必須要快，”這是一種想法。但是另一個溫柔地反對：“你不能立刻動他，你必須冷靜地跟他談論他的病情和可能發生的事情，誰知道他以後會不會醒來。”最終，她一邊操作一邊解釋治療的每一步。
當時，老人瞭解了即將發生的事情以及醫生為什麼要這樣做。老先生禮貌地感謝她的幫助，他非常簡短、氣喘吁吁的告訴人們假期過得多麼美好，金色大草原，最後還講了一個友好的笑話，然後她對他說晚安，患者很快被麻醉、插管。
當林德納講這個故事時，是復活節週末之前的星期四。她現在停下來，終於能來上一杯，她看起來很累。
她的第一個新冠患者仍然在昏迷之中。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嘗試去做一些可能對他有幫助的事情、做了很多嘗試。儘管如此，他仍在繼續昏迷，變得越來越消瘦、越來越蒼白，器官慢慢的衰竭。
在耶穌受難日那天，陽光不像草原上那般耀眼，它最後一次照在老人的臉上。他是旺茲別克醫院重症監護病房中的第一位新冠患者，也是在耶穌受難同一天，第一個因此去世的人。
第四章 抑制病毒的網絡
通往急診室的標誌
急診室是通往病房的重要通道，它決定病情確診的速度
一名急救人員坐在中央急診室前的長凳上。他的口罩掛在下巴上，鬆散地晃來晃去。顯然他正在享受著新鮮的空氣。在寬大的，鋪有灰色路面的車道的另一側，一個人站的筆直，雙腿分開，雙臂交叉在背後，頗有軍人的風範。
克勞斯·斯泰格沃斯在聯邦國防軍醫療部門工作了很多年，現年42歲的他是急診室的首席醫生。
這是通往醫院的最重要門戶，交通事故、中風、用藥過量、疾病，當然還有新冠，這是患者的必經之處。
從兩個急救員、一輛救護車還有身穿防護服的醫生，斯泰格沃斯的目光不停的在徘徊，他看到了什麼？一個看不見的網絡！為此他已經編織了幾周，早在新冠傳播之前它就已經捕獲了病毒，方式很簡單——患者必須在門外等候!
當救護車開到，醫生並不上車查看病人的病情，他們在門邊詢問車上的人員，她聽到車裡的人在咳嗽，還聽到了“老人家”等詞彙，她立刻給急診室的同事們一個手勢：“懷疑新冠，我需要一個隔離室！”克勞斯·斯泰格沃斯點頭回應。
看來網絡運行良好，這讓他現在看起來非常得意。
當天，漢堡衛生參議員正式表達了對漢堡療養院居民的關注。在4月14日這一天，每五分之一的養老院都受到影響，共有234名患者的檢測結果呈陽性。
克勞斯·斯泰格沃斯認為此數字有些失真，自三月以來，老年人大多沒有接受過測試，並且並沒有被懷疑為感染病毒的潛在人群。此後在前來醫院診治的老年患者中發現了許多新冠感染者。隨著時間的推移，患者比例大大增加，大約是40%。
旺茲別克醫院的醫生背景大有不同，比如克勞斯·斯泰格沃斯，他曾經隸屬於Bernhard Nocht熱帶醫學研究所，是高致病性病原體專家，此前曾在非洲馬裡對抗過埃博拉病毒。和新冠一樣，這種病毒也有較長的潛伏期，在突然爆發後影響非常迅速，這也是為什麼他一直能保持敏感“嗅覺”的原因。
在馬裡，士兵們在營地的熱沙地上為病人建立了網絡系統。一條小路通向隔離區，每個發燒的人都必須先到那裡。當然，醫生知道，大多數患者並不是因為埃博拉病毒而發燒，而是因為瘧疾或傷寒。但是，與其直接把他們放到病房中，他寧願讓診所先檢測患者的血液樣本。
克勞斯·斯泰格沃斯用他的經驗，結合醫院的走廊複製了該系統。用黑色和黃色膠帶和障礙物標識出新冠通道。救護車直接進入疑似感染檢測點，它有一個單獨的急診室，為那些可能被感染的人提供服務。
隔離室位於更遠的走廊中，一開始有六個，現在有十五個。為了使被感染的人不會感染其他患者，每個人都在隔離中等待他們的測試結果。門上有條記錄，所有進入房間的人都寫下自己名字的縮寫，方便追蹤病毒的路徑。
醫院的醫療主管克里斯蒂安·韋伯（Christian Weber）認為，到目前為止，克勞斯·斯泰格沃對埃博拉的瞭解幫助醫院避免了很多風險。他的的經驗讓措施更加明確，最終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如今，病人的數量越來越少，克勞斯·斯泰格沃在他的急診室裡似乎也沒事可做，他現在開著救護車到處收集病人，他說“這很重要，這樣就可以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前兩天他在車上接到了門診打來的電話，有一個腹瀉的患者、發燒、呼吸急促，他說，這聽起來很像是新冠，還好當時一直穿著防護服和口罩。
第五章 呼吸機：呼氣和吸氣
該病房目前沒有其他患者需要照料
那是一個又高又壯的男人，堅如磐石，看起來到目前為止，生活中沒有什麼能打到他。但是他現在躺在那裡，發抖、大汗淋漓、喘著粗氣，看上去很脆弱。這種場景讓人重新意識到，他也是活生生的人，也是由溫柔靈魂和血肉組成的人。
他熱愛登山，上個週末他屹立在群山之巔，腳下白白的雪山在地平線上閃閃發光。然後，他跑進急診室。現在他無法起床，喘不過氣，他說這種感覺像是突然間飛到了珠穆朗瑪峰上一樣——這是病毒帶來的幻覺。
5號病房裡有兩位醫生和一名護士，呼吸管已經被準備好，很快它將被推進這個男人的氣管幫助他呼吸，但是他似乎沒有準備好。他擺了擺手，顫顫抖抖的拿起手機打開錄音，深吸了一口氣，然後低聲對著“她”的說出了幾句話，關於愛情、命運，關於道別。
醫生不想給人虛假的希望：許多用呼吸機的患者死了
邁克爾·蒙克（MichaelMönk），眼鏡低垂著、滿頭白髮，他已經做麻醉師有30年了，現在是重症監護室的高級顧問。他每週都會跟著救援直升機到各處開展急救。他已經看到人們臨別時說再見的各種方式，這些場景經常在他腦海中浮現，他說：“這很艱難。”
蒙克醫生說他已經不再回避這個問題
作為一個年輕的醫生，他的大腦有時願意把現實描繪的更加樂觀，然後開始學習、蒐集數據，希望知識能給人帶來力量，從而減少病人的痛楚。但是，他發現在呼吸機的世界中，虛假的希望受到的傷害最大，因為數據顯示沒有人知道使用呼吸機的患者是否會再次醒來，所以他開始告訴這些患者實情，讓他們知道關於這通、或許是最後一通電話的全部意義。
以下是蒙克醫生希望立即忘記的統計數據：英國重症監護病房第二位新冠患者採用呼吸機後存活了30天，德國漢堡4/5的重症患者都用上了呼吸機，旺茲別克醫院幾周前也開始有患者使用呼吸機，到目前為止11名患者中3名去世，死亡率為在20%左右，由於樣本太少，這一概率統計學意義並不大，但醫生們希望至少不要超過這個數字。
在採訪中結束後，蒙克非常小心的將麻醉劑注入床旁的機器中，然後他告訴我不應該只是來看重症病房的患者，還有一些暈倒的急診患者，他們被送到醫院來的時候，肺部各處已經變成毛玻璃。送到病房就插上了呼吸機，他們已經沒有辦法打最後一個電話。
蒙克醫生指給我看旁邊的一個插著呼吸管的患者，對他而言我們的交談並不會對他的心理產生困擾。因為麻醉，他已經在病床上已經睡了三週，現在已經無法注意到某些東西。
病人被麻醉了，但是他們的身體一直在運動
除了醫生和護士之外，經常來病房的還有物理治療師。麻醉中的患者要儘可能多運動，以減少肌肉的萎縮。為此物理治療師每天都會來和他們一起運動幾次。舉起手臂、彎曲雙腿，伸展、抬高、彎曲重複的動作做上幾次，這大約需要一個小時。
被感染的肺部也同樣需要運動，當患者插上呼吸機後，高壓氧氣會進入人的肺中，肺泡會適當膨脹。但是，由於每個人身體受到的壓力不平均，並不是每一個肺泡都會平均壓力，這時挪動病人的身體才能最大化氧氣的輸入，有時是側身，有時是趴著。
呼吸機的壓力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在走廊中隨時都有一個帶著無線電通話器的男護士，他時刻觀察者每個病房中監視患者體徵的儀器，並時刻準備好在收到同事發來的呼吸機壓力數據後進行設置。
5號病房那個看起來堅如磐石的登山者的情況並不太好，他的血氧指數起伏不定，醫生們正在試圖降低呼吸機的氧含量，降低壓力，期待他的肺部能恢復運轉，但每次他們這麼做，血氧指數就會下降。
翻身對他沒有作用，並且每次翻身他的心跳都會開始不穩。每個護士都會關心他的狀況，並不只是因為病情嚴重，還因為他只有40歲，因為他的生活很健康，沒有嚴重的慢性病，只有點高血壓和輕微甲狀腺問題。這意味著，如果不幸發生在他的身上，同樣也可能發生在醫護人員自己的身上。護士們看著儀器上的數字，不禁用力的緊了緊口罩。
到目前為止，人們對於新冠的危險因素知之甚少，高風險患者的定義過於抽象，世衛組織的危險因素定義也過於粗糙。德國患有哮喘、癌症、糖尿病和高血壓的人群總量約有5000萬，如果他們都是高風險人群，重症監護病房將會很快被填滿。人們需要一些更加明確的標準來判斷自己是否屬於高危人群，這樣人們就會提高警惕，降低不必要的感染。
維持療法非常重要
新冠患者的重症監護是一種需要在兩種弊端之間不停平衡的工作，為了使肺泡中發炎的組織變薄，病人必須脫水，這樣肺泡才能恢復工作，患者也會得到足夠的氧氣。但是如果失水過多，患者的體內循環就會受到影響，腎臟會衰竭，相反水分過多即使插著呼吸機，患者也不會得到足夠的氧氣。
醫生會指定治療方案，但是真正幫助患者維持平衡的是重症監護工作室的護士，他們是真正有平衡感的人。有一次，5號房的患者讓護士們忙碌了一整晚，因為血氧指數不穩，每個人都精疲力盡。不知不覺的有人開始說到了羥氯喹這個詞，概要實際上是治療瘧疾或風溼病的藥，但目前正在全球範圍內針對新冠進行測試。有人認為這名患者應該參加測試，因為它如此年輕，對此首席醫師克里斯蒂安•韋伯公開了他的觀點。不能因為一個人年輕或年老就決定他是否適合參加特效藥的測試，這不公平且有違正義。
韋伯說，所有的醫護人員都應該相信他們在這裡所做的事情，包括他們照料患者的方式、他們的治療方案，因為他們知道什麼是有效的。
事實也是如此，剛剛轉到普通病房的兩名患者與5號房的患者年齡相同，他們當初在剛來的時候也需要插呼吸機，但一接通氧氣，他們的身體立即發生了變化，小肺泡張開、氧氣進入血液，炎症消除、所有免疫細胞停止了興奮。
當患者擺脫呼吸機，我們就會有喜慶的心情
通常，呼吸機的效果很快就會通過監視器顯現出來，這也是為什麼重症監護人員需要在病房中堅守的原因，他們需要不停地測試、調整各種參數。當他們減少上述兩名患者的氧氣壓力時，他的肺泡似乎可以正常運轉，血液中的氧含量趨於穩定。
每當一個患者可以離開呼吸機自主呼吸的時候，病房裡總是充滿了一種特殊的類似節日的氣氛。通過醫護人員不斷的調整，呼吸機吹出的氧氣與大氣的氧氣含量越來越類似，病人終於開始自主呼吸。剎那間，呼吸機的聲音、監視器的嗶嗶聲混合在一起，聽起來像是節日遊行時的鼓號隊。
在這音樂中，黑暗和虛無消失了，朦朧般的夢境又回到了腦海，床上的人開始眨眼，或是伸出舌頭。
終於，在他咳嗽的那一刻，在呼吸管抽動的那一刻...
歡迎回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