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选择乐观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你未曾目睹他人眼中的遗憾
在春风如许的四月，在汉堡或在慕尼黑，在德国或在中国，在疫情之中或在疫情之外，处境的不同，人们对疫情的感受也截然不同。
数字不断证明，德国的社交隔离措施效果显著，不仅仅在于保护人们免于感染，同样在于它也保护着人们脆弱的神经。
在疫情开始之初，德国的一位记者、自由作家Nike Heinen，被特别允许进入汉堡市东部旺兹别克医院与医疗团队一同工作几天。在这期间，他坚持记录在重症监护病房中的所见所闻，让人们了解到德国疫情之中的另一种景象。
“我们是您在汉堡东部主要的医院”
当疫情的热度慢慢褪去，这些文字在ZEIT以连载新闻的形式被带到了公众的面前，在时刻警醒大众的同时，也给全世界仍处在疫情之中的人们带来了希望，这也是现在我们将这些文字带给大家的原因。
以下是Nike Heinen在旺兹别克医院重症监护病房的所见所闻，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原文有润色删减。
第一章 影子人
医生在重症监护室操作呼吸机
在重症监护病房里没人说Corona（新冠），因为这个词那听起来简单的像是普通感冒流鼻涕，而在旺兹别克，这里是希望和死亡天使之间的战场，一切都没有那么简单。
这是一个看起来完美的春日清晨，阳光在透过窗户散发出了美妙的玫瑰红色。短暂停留之后，这些光纤勾勒出一个人体的性状。
一张毛毯给了他最后的隐私，他看起来非常平静。影子里，只有胸部的轮廓在慢慢的上升和下降，其余的一动不动。阳光慢慢升起，影子越来越清晰，一根粗管从这个人形轮廓的口中伸出，随着胸部上下起伏，这根管子给他提供氧气，他自己的肺已经不能这么做了。
这是复活节前的星期四，窗外一切都生机盎然，树木发出新芽，鸟儿在鸣叫，水仙花在慢慢开放。
汉堡新增感染数字明显下降、图表上的曲线一天天变得平坦，这给人们带来了好心情，最令人开心的是重症病例的数量一直保持稳定。
然而，只要你一走进医院的走廊，情况就会大有不同，没有鸟儿也没有水仙花，只有呼吸机氧气泵的马达不停在旋转，血压监测仪不停地发出哔哔声。在这里，人们为生命而战，这些机器就是生机，对于患者来说，他们只需要这些机器。
在医院大厅里，护士姐妹们进进出出，似乎带来了一些春天的气息。但令人有些沮丧的事，重症患者们没有办法通过那扇锁着的小门来到外面的大厅。
对于影子人来说，他什么都闻不到——他的房间是密闭的。
旺兹别克医院重症监护病房的整个走廊都被划为隔离区，只有从头到脚裹着防护服才被允许进入。外边的人称新冠病毒为Corona，在这里，人们更喜欢用那个大写S开头的单词来称呼它。
迄今为止，大多数已知的冠状病毒都是无害的，新冠也属于这个家族，但很明显它们的破坏力天差地别。它对肺部的侵入很深，当进入到“毛细”气管中时，免疫细胞将开始强烈的抵抗这种病毒，在空气和血液之间形成一个微妙的屏障。毛玻璃，一位医生说“如果你看到了这种情况，那单纯把它理解为冠状病毒就很不合适了。”他刚从隔离室出来，满头大汗。
科学家的模型和统计学数字对于医生来说似乎过于乐观，在全球范围，仅约10%的感染者会需要重症监护。而重症监护病房里，人们对敏感的数字有着不同的看法，这点从他们冷酷而严肃的表情中能略窥一二。
对于那些不能在家中痊愈、需要到医院诊治的患者来说，三分之一的人需要重症监护，并使用呼吸机，重症病房的数量将决定病毒是否会破坏整个医疗系统。
目前，12位医生和护士、物理治疗师、病房救助人员和清洁人员轮班工作，你没有办法知道这里的医护人员是否也感到恐惧，因为你只能通过面罩看到他们的眼睛。在过去的四周中，他们学会了把自己武装到牙齿、学会了怀疑那些所谓的安全知识，现在他们认为任何“以防万一”的防护都是有用的。
心，在希望和绝望之间
在早班医生和晚班医生换班的时候，这里就像有一个小游行，走廊里开始热闹了起来。无论是护士还是医生，每个人都穿着写着绿色字母的白色防护服。有一点出奇一致，为了方便走动，他们都穿着运动鞋。
美好的一天开始，好消息传来，他们昨晚收到的疑似病例可能并未感染新冠，现在这个病人需要接上呼吸机、使用抗生素、消炎。
10号房间的病人已经被确诊，不过在使用呼吸机一周后他已经恢复了不少，接下来他将摆脱呼吸机，在观察中继续恢复。
9号房的病人状况更好，自从收治以来，他的呼吸非常稳定，明天就要被转出重症病房。
首席医师克里斯蒂安·韦伯（Christian Weber）带着口罩，他的眼神坚毅而机敏，他低声说“医疗团队需要这种激励，看到患者病情好转真是太好了。”
但是，当你看的更多，就会发现事情并不总允许你一直保持乐观。
4号房的病人使用呼吸机已经到第14天，他是40岁左右患者群体中最年轻的一个，现在他的病情没有任何改善。呼吸使用太久会造成一定的风险，口腔中的细菌可能会利用呼吸机管道进入肺部引发炎症，同样加压的空气也会造成肺部管理呼吸的肌肉越来越弱，类似的这种情况让医生们时刻保持冷静。
“ Trigonum Mortis，”一位医生说，这是死亡天使的标志
“生命一点一点的在流逝。”首席医师克里斯蒂安·韦伯看着一位病人低声说，躺的越久的病人恢复起来越难，每天负责照看这位病人几个小时的护士已经难以忍受，她想这位病人明天就会转好。但现实依然残酷，以至于医生和病人在走廊中见面时都选择了沉默。
这个男子不仅被新冠感染，他还患有白血病，在需要抵抗病毒的时候他的免疫系统罢工了。他的脸色苍白、嘴巴凹陷，“Trigonum Mortis，”一位医生说，意思是病人嘴角周围的黑色三角形，那是死亡天使的标志。在他的旁边，同一病房中的另一位患者恢复很快，“我认为我们应该给他换个病房。”医生说。
旺兹别克医院的重症监护病区有12个房间专门用于收治新冠患者，此外有20个房间分布在两个平行的走廊上，如果新冠患者增多这些房间也会被使用。病房的“指挥中心”位于两个走廊之间，里面布满了各种传感器，医生从中观察着病人的数据，监视器中蓝色、绿色、红色的线条代表着一个个生命——血压、脉搏，还有最重要的血氧。那些刚被送入重症病房的患者血氧含量仅为75%-80%，也有比较好的能达到97%。目前这些线条看起来都很不错。
克里斯蒂安·韦伯指了指白板，此前医生们用马克笔在上面绘制了所有病房，黑色描边的房间表示患者已经或可能感染新冠，蓝色描边的房间表示患者必须使用呼吸机。
好消息是，感染新冠的患者7个里面有2个需要用呼吸机，少于未感染新冠的重症患者6个里面有2个需要呼吸机。
“心情很好。”克里斯蒂安·韦伯说“感觉心情有些放松了，虽然花了一些时间，但我们找到了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感染新冠的重症患者病情区别很大，由于情况紧急，许多常规检测都没有做，诊治的难度很高，最重要的是，没有统一的治疗方案，每一个病例都要有自己的治疗方法。”
三月初，克里斯蒂安·韦伯花费了很多时间在facebook上阅读同事们在意大利的所见所闻，后来他在专业期刊上研究了他们的文献，当在报纸上看到“今年晚些时候将会有疫苗”的时候，这里的医生们摇了摇头，他们不期待奇迹，他们正在为长期战斗做着准备。
首席医生说：“现在这里很安静。”
和意大利相比，德国的情形简直是天差地别，汉堡全州范围内的重症病床数据库显示，目前共有65名感染者使用呼吸机，约有300张重症监护病床虚位以待，汉堡人均重症监护床位是意大利的2.5倍。
“是的，现在病房很安静，而且还可以继续保持，但是我们依然要准备更多的病房，以备不时之需。”韦伯说。
早在欧洲的其他国家没有看到新冠的威胁之前，在长达六个星期的时间里，韦伯一直在与同事们一起为重症感染者创造更多的收治空间（病床），当时他还是诊所的医疗主管。取消日常病例收治，配置更多呼吸机，穿上防护服，为最坏的情况编写应急计划都是他的责任。
他说：“重症监护病房对我来说很抽象。它不仅仅是某种医疗场所，更是是指在监视器前的两名护士和那些穿着防护服的同事、还有晨光映照中的那些影子。”
到目前为止，他的工作已经阻止了疫情在医院的大流行，每天早上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白板上空余的病房有没有增加，幸运的是，空病房越来越多。好消息会越来越多吗？“我不知道。”他耸耸肩膀。“这取决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第二章 物资战
FFP3口罩，采用透明包装
在汉堡旺兹别克医院的重症监护中心内，口罩、防护服已经用光。没有人知道库存能坚持多久。
现在，当打开旺兹别克医院重症监护病区带有密码锁的玻璃门时，你会发现这里有些不同。每个人看起来都很高兴，两名护士在病房之间徘徊。与以往最为不同的是，走廊的一头被棕色的箱子堆满了，是的，它们好像被匆忙的堆积在走廊之中。走进护士站，这里也堆满了箱子，护士长丹尼尔·斯特鲁普手里拿着一张清单满面春光的在这些箱子丛中走来走去。
是的，这张单子和外面那些棕色的箱子——他已经等得太久了。
箱子里装的是防护口罩面罩和防护服。斯特鲁普回忆说，在疫情爆发的最初几周，医生们还不清楚他们能否得到必要的医疗物资，他们也不知道如果在没有了这些橡胶和塑料制成的“保鲜膜”，他们是否应该继续工作。
这里有七个房间收治感染新冠的重症患者，每天有四名护士为病人清洗身体、换床单，持续数个小时。每一次进入病房都要两副手套、一个面罩、一个头套、一个口罩、一套防护服和一个塑料围裙，除了易于消毒的护目镜外，其他都是一次性产品，大家都意识到，这意味着对抗新冠是一场由医疗物资支撑起来的实质性战争。
一个不小心就可能传播病毒
重症监护病房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的日常工作将一直围绕着救治传染性极强的患者。此外，这里还将接收许多患有冬季肺结核病的流浪者，以往总有一两个病房会充满流感病毒和病菌。
有意思的是，此前从来没有一种病毒会把医生赶到走廊里换防护服，但是新冠不同，医生和护士从未需要穿着如此多的防护装备，整个走廊都是更衣室，这都给管理增加了难度。
突然医生们发现，他们一天之内用的物资数量超过了此前数周之和，很多医院已经无法采购到医疗物资，他们意识到节约势在必行，扔进垃圾桶的东西或许可以重复使用。每个重症监护室的工作人员都会穿上工作服先在办公室工作几个小时，然后在外面休息一下，再换上防护服和口罩进入病房。
他们需要非常小心和专注，在重复使用口罩时，不小心抓住错误的一面都有可能被病毒传染。防护服也是如此，医生们会选择在防护服外加穿一层塑料围裙来增加它的使用次数
虽然十多年来人们一直非常担心这种传播力极强的病毒，德国联邦紧急预案中也经常出现大写S病毒的名字，但是事实证明，在现实面前任何文字预案都是不足的。在疫情爆发早期的数周里，这里的医护人员一直都不知道医院的物资能够支撑多久。“这种感觉糟透了”斯特鲁普说。
新的指导意见几乎每周都会发布
在德国宣布开始社交限制一周后，媒体上传来了人们聚集在一起要求解禁的新闻，在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医护人员的心理压力非常大。当疫情发生，一切都被锁在重症监护室的病房中，街头的人们对此一无所知。医护人员很高兴有媒体来采访，这样他们的意见和状况就能传达到KOL那里，但是他们同样担心，因为医护工作者目前对这种病毒的了解很少，盲目的传播这些信息可能会造成恐慌。
起初医生们对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e）提出的意见也感到困惑，如果在医院带上口罩可以减少感染的几率，为什么不建议人们在地铁和商场里佩戴呢？
科学家们认为病毒的直径对于常见口罩来说都太小了，即使附着在600纳米的灰尘上，口罩也不能过滤它们。但后来的研究发现，病毒大多以小滴液体的形式传播，只要佩戴口罩都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病毒都变大了，即使佩戴FFP3标准的防护口罩，医生依然会有感染的风险，现在RKI推荐使用FFP2标准的口罩，它比前者降低了一个标准。
有些医生已经不再关注与这些防疫建议，他们认为反正每天都要接触几个小时，带什么都一样，他们能做的只是通过专业知识和训练尽可能的保护自己。他们认为医院对于他们来说是更加安全的场所，毕竟人们知道哪里有病毒，哪里没有。相比而言外面的公交车站就要危险得多。
第三章 未知的疾病
全副武装：只有身穿防护服医生和护士才能照顾患者
医生的房间是病房里唯一带沙发的房间，上面挂着一张便条写着：重症监护医师-麻醉专家。下面写着：“如果什么都看不到，触摸就不会感到羞耻。” 这是嘲笑麻醉是在手术台上还能保持双手清洁的医生。
双手一直是医生赖以生存的工具，而现在，在发生紧急情况时，用双手实践显得更加重要。如今整个团队别无选择，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前进-应对仍存许多未知的新冠病毒。
一位有辫子的金发女子走进来，大声地扑到桌子椅子上，她拉下口罩喝一口水，又是一个难熬的夜晚，她累了，浑身湿透。
“我们穿着的工作服就像是保鲜膜，还多了一层防水涂层。刚走到床边就已经出汗了。”
玛丽·路易斯·林德纳（Marie-Louise Lindner）今年26岁，是一名助理医生。几周以来，她一直在封闭的病房里工作，只能穿着防护服。她已经很久没有到酒吧来上一杯了，她必须集中精力以免忘记防护规范。
重症监护病房的门通常是敞开的，这是因为护士们经常要调试设备上的参数。一个人病得越重，对呼吸机就越敏感。医生和护士必须不断调整，才能找到合适的压力和氧气浓度。
使用呼吸机，无法避免的风险
林德纳医生一年多以前完成了她的医学研究，她在手术室工作了一年，学习了如何让人们入睡并再次醒来（麻醉），自一月份以来，她一直在重症监护病房工作。
以往她会有时间首先了解所有工作内容后、与同事们沟通后再开始一天的工作，但自三月以来，一切都变了，她每天都要快速的进入隔离病房，学习一种全新的重症监护医学。
医生和护士现在都必须做出许多冒险的决定，因为新冠病毒对肺部的影响与其他流感病毒大大不同，保守的治疗意义非常有限。一开始的时候，呼吸机的压力必须非常高，迅速打开肺泡，如果这一步不成功，即使患者剧烈呼吸他们的也会因窒息而死。但是，这样做的风险也很大，因为医生还不知道冒险使用高压氧气会给患者带来什么后遗症。
根据医学协会的建议，新冠患者都应该在气管中插管，换气速度也要比其他肺衰竭患者快得多。为了避免使工作人员暴露于病毒之中，这种管子紧紧地插在气管壁上。好处是，只有在患者的肺部和呼吸机中才能发现病毒。
但是，如果那样做对患者来说那是最好的吗？在大流行之前写的所有书中，像林德纳这样的医学生都知道，病者最好先戴口罩呼吸，对于已经受损的肺部来说，它要温和得多，并且不需要将患者麻醉进行治疗。
每个人都小心翼翼
医生和护士都愿意对病人采取更加温柔的治疗方案，但是他们也必须遵守专业协会的建议，因为这才是负责医生和护士该有的行为。现在，他们正等着看在法兰克福的大学医院正在开展的研究结果。他们对插管也感到不安，目前他们正在研究呼吸口罩是否真的有传播病毒的风险。
林德纳说，有的时候她会觉得，似乎是新的时代选择了她，当这种病毒来到重症监护病房，她就应该准时的出现在这里。
汉堡的第一位病人试图微笑着咳嗽-然后他走了
3月16日凌晨，林德纳上夜班，汉堡的第一位患者先到了急诊室，然后来到了楼上的重症病房。她记得这位老人躺在病床上被推进病房的时候，还在努力、礼貌的和人们问好，并为自己的病情辩解，林德纳当时也礼貌的向微笑。
这名患者在度假的时候已经有缺氧的症状，尽管如此他一直在忍受，在回汉堡的飞机上，他还试图微笑着咳嗽。现在，他为自己造成的局面道歉，在回到自己家里一夜后，他的血氧含量已经很低。
呼吸急促，血液中几乎没有氧气，一切看上去都与林德纳从意大利疫情新闻中读到的完全一样。她说：“我们称之为呼吸衰竭。”
“他真的非常气喘吁吁。你可以在他的眼睛里看到它，是一种恐惧。”
她说，当时她的脑海中只有两种想法。“现在你必须要快，”这是一种想法。但是另一个温柔地反对：“你不能立刻动他，你必须冷静地跟他谈论他的病情和可能发生的事情，谁知道他以后会不会醒来。”最终，她一边操作一边解释治疗的每一步。
当时，老人了解了即将发生的事情以及医生为什么要这样做。老先生礼貌地感谢她的帮助，他非常简短、气喘吁吁的告诉人们假期过得多么美好，金色大草原，最后还讲了一个友好的笑话，然后她对他说晚安，患者很快被麻醉、插管。
当林德纳讲这个故事时，是复活节周末之前的星期四。她现在停下来，终于能来上一杯，她看起来很累。
她的第一个新冠患者仍然在昏迷之中。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去做一些可能对他有帮助的事情、做了很多尝试。尽管如此，他仍在继续昏迷，变得越来越消瘦、越来越苍白，器官慢慢的衰竭。
在耶稣受难日那天，阳光不像草原上那般耀眼，它最后一次照在老人的脸上。他是旺兹别克医院重症监护病房中的第一位新冠患者，也是在耶稣受难同一天，第一个因此去世的人。
第四章 抑制病毒的网络
通往急诊室的标志
急诊室是通往病房的重要通道，它决定病情确诊的速度
一名急救人员坐在中央急诊室前的长凳上。他的口罩挂在下巴上，松散地晃来晃去。显然他正在享受着新鲜的空气。在宽大的，铺有灰色路面的车道的另一侧，一个人站的笔直，双腿分开，双臂交叉在背后，颇有军人的风范。
克劳斯·斯泰格沃斯在联邦国防军医疗部门工作了很多年，现年42岁的他是急诊室的首席医生。
这是通往医院的最重要门户，交通事故、中风、用药过量、疾病，当然还有新冠，这是患者的必经之处。
从两个急救员、一辆救护车还有身穿防护服的医生，斯泰格沃斯的目光不停的在徘徊，他看到了什么？一个看不见的网络！为此他已经编织了几周，早在新冠传播之前它就已经捕获了病毒，方式很简单——患者必须在门外等候!
当救护车开到，医生并不上车查看病人的病情，他们在门边询问车上的人员，她听到车里的人在咳嗽，还听到了“老人家”等词汇，她立刻给急诊室的同事们一个手势：“怀疑新冠，我需要一个隔离室！”克劳斯·斯泰格沃斯点头回应。
看来网络运行良好，这让他现在看起来非常得意。
当天，汉堡卫生参议员正式表达了对汉堡疗养院居民的关注。在4月14日这一天，每五分之一的养老院都受到影响，共有234名患者的检测结果呈阳性。
克劳斯·斯泰格沃斯认为此数字有些失真，自三月以来，老年人大多没有接受过测试，并且并没有被怀疑为感染病毒的潜在人群。此后在前来医院诊治的老年患者中发现了许多新冠感染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患者比例大大增加，大约是40%。
旺兹别克医院的医生背景大有不同，比如克劳斯·斯泰格沃斯，他曾经隶属于Bernhard Nocht热带医学研究所，是高致病性病原体专家，此前曾在非洲马里对抗过埃博拉病毒。和新冠一样，这种病毒也有较长的潜伏期，在突然爆发后影响非常迅速，这也是为什么他一直能保持敏感“嗅觉”的原因。
在马里，士兵们在营地的热沙地上为病人建立了网络系统。一条小路通向隔离区，每个发烧的人都必须先到那里。当然，医生知道，大多数患者并不是因为埃博拉病毒而发烧，而是因为疟疾或伤寒。但是，与其直接把他们放到病房中，他宁愿让诊所先检测患者的血液样本。
克劳斯·斯泰格沃斯用他的经验，结合医院的走廊复制了该系统。用黑色和黄色胶带和障碍物标识出新冠通道。救护车直接进入疑似感染检测点，它有一个单独的急诊室，为那些可能被感染的人提供服务。
隔离室位于更远的走廊中，一开始有六个，现在有十五个。为了使被感染的人不会感染其他患者，每个人都在隔离中等待他们的测试结果。门上有条记录，所有进入房间的人都写下自己名字的缩写，方便追踪病毒的路径。
医院的医疗主管克里斯蒂安·韦伯（Christian Weber）认为，到目前为止，克劳斯·斯泰格沃对埃博拉的了解帮助医院避免了很多风险。他的的经验让措施更加明确，最终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如今，病人的数量越来越少，克劳斯·斯泰格沃在他的急诊室里似乎也没事可做，他现在开着救护车到处收集病人，他说“这很重要，这样就可以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前两天他在车上接到了门诊打来的电话，有一个腹泻的患者、发烧、呼吸急促，他说，这听起来很像是新冠，还好当时一直穿着防护服和口罩。
第五章 呼吸机：呼气和吸气
该病房目前没有其他患者需要照料
那是一个又高又壮的男人，坚如磐石，看起来到目前为止，生活中没有什么能打到他。但是他现在躺在那里，发抖、大汗淋漓、喘着粗气，看上去很脆弱。这种场景让人重新意识到，他也是活生生的人，也是由温柔灵魂和血肉组成的人。
他热爱登山，上个周末他屹立在群山之巅，脚下白白的雪山在地平线上闪闪发光。然后，他跑进急诊室。现在他无法起床，喘不过气，他说这种感觉像是突然间飞到了珠穆朗玛峰上一样——这是病毒带来的幻觉。
5号病房里有两位医生和一名护士，呼吸管已经被准备好，很快它将被推进这个男人的气管帮助他呼吸，但是他似乎没有准备好。他摆了摆手，颤颤抖抖的拿起手机打开录音，深吸了一口气，然后低声对着“她”的说出了几句话，关于爱情、命运，关于道别。
医生不想给人虚假的希望：许多用呼吸机的患者死了
迈克尔·蒙克（MichaelMönk），眼镜低垂着、满头白发，他已经做麻醉师有30年了，现在是重症监护室的高级顾问。他每周都会跟着救援直升机到各处开展急救。他已经看到人们临别时说再见的各种方式，这些场景经常在他脑海中浮现，他说：“这很艰难。”
蒙克医生说他已经不再回避这个问题
作为一个年轻的医生，他的大脑有时愿意把现实描绘的更加乐观，然后开始学习、搜集数据，希望知识能给人带来力量，从而减少病人的痛楚。但是，他发现在呼吸机的世界中，虚假的希望受到的伤害最大，因为数据显示没有人知道使用呼吸机的患者是否会再次醒来，所以他开始告诉这些患者实情，让他们知道关于这通、或许是最后一通电话的全部意义。
以下是蒙克医生希望立即忘记的统计数据：英国重症监护病房第二位新冠患者采用呼吸机后存活了30天，德国汉堡4/5的重症患者都用上了呼吸机，旺兹别克医院几周前也开始有患者使用呼吸机，到目前为止11名患者中3名去世，死亡率为在20%左右，由于样本太少，这一概率统计学意义并不大，但医生们希望至少不要超过这个数字。
在采访中结束后，蒙克非常小心的将麻醉剂注入床旁的机器中，然后他告诉我不应该只是来看重症病房的患者，还有一些晕倒的急诊患者，他们被送到医院来的时候，肺部各处已经变成毛玻璃。送到病房就插上了呼吸机，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打最后一个电话。
蒙克医生指给我看旁边的一个插着呼吸管的患者，对他而言我们的交谈并不会对他的心理产生困扰。因为麻醉，他已经在病床上已经睡了三周，现在已经无法注意到某些东西。
病人被麻醉了，但是他们的身体一直在运动
除了医生和护士之外，经常来病房的还有物理治疗师。麻醉中的患者要尽可能多运动，以减少肌肉的萎缩。为此物理治疗师每天都会来和他们一起运动几次。举起手臂、弯曲双腿，伸展、抬高、弯曲重复的动作做上几次，这大约需要一个小时。
被感染的肺部也同样需要运动，当患者插上呼吸机后，高压氧气会进入人的肺中，肺泡会适当膨胀。但是，由于每个人身体受到的压力不平均，并不是每一个肺泡都会平均压力，这时挪动病人的身体才能最大化氧气的输入，有时是侧身，有时是趴着。
呼吸机的压力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走廊中随时都有一个带着无线电通话器的男护士，他时刻观察者每个病房中监视患者体征的仪器，并时刻准备好在收到同事发来的呼吸机压力数据后进行设置。
5号病房那个看起来坚如磐石的登山者的情况并不太好，他的血氧指数起伏不定，医生们正在试图降低呼吸机的氧含量，降低压力，期待他的肺部能恢复运转，但每次他们这么做，血氧指数就会下降。
翻身对他没有作用，并且每次翻身他的心跳都会开始不稳。每个护士都会关心他的状况，并不只是因为病情严重，还因为他只有40岁，因为他的生活很健康，没有严重的慢性病，只有点高血压和轻微甲状腺问题。这意味着，如果不幸发生在他的身上，同样也可能发生在医护人员自己的身上。护士们看着仪器上的数字，不禁用力的紧了紧口罩。
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于新冠的危险因素知之甚少，高风险患者的定义过于抽象，世卫组织的危险因素定义也过于粗糙。德国患有哮喘、癌症、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群总量约有5000万，如果他们都是高风险人群，重症监护病房将会很快被填满。人们需要一些更加明确的标准来判断自己是否属于高危人群，这样人们就会提高警惕，降低不必要的感染。
维持疗法非常重要
新冠患者的重症监护是一种需要在两种弊端之间不停平衡的工作，为了使肺泡中发炎的组织变薄，病人必须脱水，这样肺泡才能恢复工作，患者也会得到足够的氧气。但是如果失水过多，患者的体内循环就会受到影响，肾脏会衰竭，相反水分过多即使插着呼吸机，患者也不会得到足够的氧气。
医生会指定治疗方案，但是真正帮助患者维持平衡的是重症监护工作室的护士，他们是真正有平衡感的人。有一次，5号房的患者让护士们忙碌了一整晚，因为血氧指数不稳，每个人都精疲力尽。不知不觉的有人开始说到了羟氯喹这个词，概要实际上是治疗疟疾或风湿病的药，但目前正在全球范围内针对新冠进行测试。有人认为这名患者应该参加测试，因为它如此年轻，对此首席医师克里斯蒂安•韦伯公开了他的观点。不能因为一个人年轻或年老就决定他是否适合参加特效药的测试，这不公平且有违正义。
韦伯说，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应该相信他们在这里所做的事情，包括他们照料患者的方式、他们的治疗方案，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是有效的。
事实也是如此，刚刚转到普通病房的两名患者与5号房的患者年龄相同，他们当初在刚来的时候也需要插呼吸机，但一接通氧气，他们的身体立即发生了变化，小肺泡张开、氧气进入血液，炎症消除、所有免疫细胞停止了兴奋。
当患者摆脱呼吸机，我们就会有喜庆的心情
通常，呼吸机的效果很快就会通过监视器显现出来，这也是为什么重症监护人员需要在病房中坚守的原因，他们需要不停地测试、调整各种参数。当他们减少上述两名患者的氧气压力时，他的肺泡似乎可以正常运转，血液中的氧含量趋于稳定。
每当一个患者可以离开呼吸机自主呼吸的时候，病房里总是充满了一种特殊的类似节日的气氛。通过医护人员不断的调整，呼吸机吹出的氧气与大气的氧气含量越来越类似，病人终于开始自主呼吸。刹那间，呼吸机的声音、监视器的哔哔声混合在一起，听起来像是节日游行时的鼓号队。
在这音乐中，黑暗和虚无消失了，朦胧般的梦境又回到了脑海，床上的人开始眨眼，或是伸出舌头。
终于，在他咳嗽的那一刻，在呼吸管抽动的那一刻...
欢迎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