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一世紀之初，有一項引起全國醫療界很大爭議的事件就是舉證倒置，雖然不好說醫患關係的惡化是直接由此引起的，但是原本好的出發點卻產生了極為不好的影響，甚至於在多年後廢除了這項法律規定後仍深深地影響著醫務人員的醫療行為。
舉證倒置是指基於法律規定將本應由提出主張的一方當事就某種事由不負擔舉證責任，而由他方當事人就某種事實存在或不存在承擔舉證責任，如果該方當事人不能就此舉證證明，則推定原告的事實主張成立的一種舉證責任分配製度。用通俗話說，在醫療行為中，作為醫生，我們不僅要診治病人，其實還需要收集各種證據以證明自己沒有醫療不當行為（malpractice)。
不要以為舉證倒置的問題只出現在中國，在處處講法律的美國，病人告醫生這樣的事情也經常發生。在《過度診斷》一書中，韋奇爾就舉了一個例子來談法律對於過度診斷的影響。朱爾醫生是韋奇爾醫生的朋友，他曾經遇到一個病人做常規體檢，病人狀態很好，沒有任何症狀。朱爾醫生也對病人做了檢查沒有發現任何異常，只是前列腺略微大了一點，但病人已到中年，這點異常是很常見的。朱爾醫生還是很小心，給患者安排了一個結腸鏡檢查沒有任何異常發現。但是六個月之後，患者出現了排尿困難的情況，於是找了一個泌尿外科醫生重新做了肛門指檢並觸到了腫塊，同時做了血前列腺特異性抗原（PSA）檢測，發現這個指標很高，進一步檢查確診了前列腺癌。在瞭解到患者此前的就診記錄後，這位泌尿外科的專科醫生告訴患者：”如果你的醫生能在六個月前就給你做PSA的檢測，那麼他可能挽救你的生命。“
於是乎，這位患者上法院起訴了朱爾醫生，陪審團也認定朱爾有罪，患者的妻子甚至當庭站起來衝著朱爾醫生喊道“殺人犯”。朱爾的律師也勸說朱爾認罪以免後期更多的訟訴和更多的支出。朱爾無可奈何地認了罪，也對患者進行了賠償。毫無意外，朱爾醫生此後開出了更多的PSA檢測，他也安排更多的病人去泌尿專科醫生那裡，也毫無疑問的發現了更多的前列腺癌。雖然有一些人從中獲益，但卻有更多的人從沒有必要的治療中遭受著不良反應的折磨。
這個故事在我們身邊也時常能聽到，雖然情況略有不同。但是，親身經歷過醫療糾紛或者聽說過同事發生過醫療糾紛的醫生們，會下意識地為了避免自已處於這樣的困境中，就會進行更多的檢查和檢測。隨之而來的必然是過度診斷和過度治療。
即使有很好的篩查手段，人們接受篩查但仍可能死於腫瘤。之前說到過的乳腺癌就是最好的例子（參看安吉麗娜.朱莉切掉自己的乳房有必要嗎？）。正是出於漏診可能帶來不良後果的壓力，醫生們總是傾向於給病人更多的檢查，而在中國，由於檢驗檢查費用的便宜更加劇了這種情況。以肺部CT為例，我們很多醫生出於對漏診惡性肺結節的恐懼，和被患者焦慮情緒所加持，總是頻繁地複查CT，把原本指南安排好的時間一再縮短。
如果決策制定者真的想要減少過度診斷，他們應該去處理相關的法律風險，避免醫生們因為某些漏診而遭受處罰。如果有個病在最初沒有症狀，過了一段時間後出現症狀確診（例如惡性腫瘤），病人提起訴訟就應該被駁回。所有經歷過可怕的健康結果的患者，在其病程中都有一段時期沒有症狀，而在這段漫長的時間裡，大多數人都看過醫生。因此，如果 "未能診斷 "適用於這一時期，那麼幾乎所有的醫生都可能受到這一指控。對於許多病症，我們根本沒有證據表明篩查能降低任何人患晚期疾病的幾率，即使我們有證據表明篩查對某些人有幫助，但對那些生長迅速、侵襲性強、在篩查時無法發現或對治療有抵抗力的癌症沒有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