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題之一：古典謀略是一種競爭智慧，依然適用於現代競爭場景
說到謀略，大家首先聯想到的是權謀、陰謀，多是從貶義方面去理解謀略，認為善於籌劃謀略的人似乎都是陰險、狡詐之人，而且常常是見風使舵，慣於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工於心計，不擇手段，心狠手辣，笑裡藏刀，不屑於借刀殺人等等，總是想用陰謀詭計置人於死地。
由此而認為耍謀略是非君子所為，是正人君子所不齒的，是不宜提倡甚至應該反對的。
其實，謀略是可以從褒義方面去解釋的，中國古代謀略是一種文化智慧，不能簡單地將其視為是陰謀。謀略更多的是一種陽謀，是一種鬥爭智慧，是激烈較量的政壇獲勝的管理智謀，是軍事角逐中立於不敗之地的韜略，是商場競爭中取得優勢的策略，是人際關係場中爭取主導地位的有效方法。
中國是倫理之邦，自古以來，禮樂發達，中國是詩的國度，文韻悠揚，同時，也應該注意到，中國也是富有謀略智慧的國家，中國古人在人事交往中講究倫常智慧；中國詩詞中深藏著藝術智慧；中國古代史書注重對治國謀略的分析；中國古代兵書起源很早，其兵法韜略舉世聞名。中國文化的各方方面，從日常生活規範，到治國理政理念；從棋類遊戲到戰場角逐，從政壇較量到商場競爭，處處都表現著智慧與謀略。
古代豐富的謀略資源是中國對世界的巨大貢獻，是非常值得挖掘的文化思想寶庫。在經濟、外交、軍事激烈競爭的當代，中國古典謀略不僅沒有過時，而且還將發揮出巨大的價值。中國古代謀略之於現代競爭局勢，是有大用處的。
有一種很值得重視的說法，說中西方在文化心理方面是有本質不同的，西方重視邏輯、認知，而中國更重視智慧、體悟，這是很有道理的。西方在認知方面比較發達，思維的邏輯性比較強，西方的哲學理論重視範疇的嚴密界定和邏輯推論的嚴謹性，比如，德國古典哲學的邏輯性很強，有非常系統的理論體系，康德、黑格爾等哲學大師的論著界定明確，推論嚴密，體系很有系統性，分析問題很深刻，表現出對抽象哲理的非常深入的探討。相比之下，中國古代哲學理論更重視通過體驗去感知，通過感悟去認識，通過親歷實踐去總結，知行結合，知悟統一，情理契合，閃耀著智慧的光芒。
古代中國人在為人處世、日常倫理、治國安民、掌兵理政等方面表現出深刻的智慧和深遠的智謀。中國古代謀略源遠流長，通俗深刻，豐富深邃，其智慧謀略表現在日常生活和治國理政的方方面面，正如《紅樓夢》所描述的：“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中國古人不僅很善於謀生、謀事，還總結出謀兵、謀政、謀國的一整套系統深刻的知悟道理，中國哲學理論雖然沒有表現出西方那樣的嚴密邏輯性，但卻體現了令人玩味無窮的智慧靈光。
在西方，哲學理論與實際行動常常是分離的，往往先有理論構想，再放到實踐活動中去，思與行分離；在中國，知和行是統一的，謀略智慧與政治、倫理、軍事等活動非常緊密的結合在一起，與實際活動緊密契合，平凡而深刻，實用而富有智慧。
在中國古代，由於儒家正統思想的影響，在官場中長時間倡導仁義禮智的道德主張，所以，大多數官員在公開場合講的多是仁義道德，而對於謀略似乎是公開不提倡的，可是，在背地裡，很多官員依然是崇尚謀略家，重視謀略思想的。官員們在私底下隱蔽閱讀謀略書籍，吸取謀略理論而用之，對於謀略，大多數官員在內心深處是欣賞的，政壇中的能吏高官對於古典謀略的青睞是心照不宣的事。
與在朝官員相比，在野的文人名士對於謀略重視態度就沒有那麼隱蔽了，他們往往公開頌揚謀略家，對謀略思想津津樂道，也樂於傳播謀略的故事和傳說。
在民間，中國歷史上一些謀略大家，如姜尚、周公、老子、范蠡、孫子、張儀、蘇秦、韓非、張良、東方朔、諸葛亮、郭嘉、劉伯溫、曾國藩等，一直被傳頌著，他們被說得神乎其神，民間大眾對他們往往還有一種崇拜心理，認為他們是古代智慧的化身，腦子裡充滿智謀。所以，演繹和傳播古代著名謀略家的故事，似乎可以增加智慧，可以吸取謀略思想。
曾國藩
話題之二：國學理應包括謀略文化，當代社會，要重視國學中謀略思想的現代轉換
之前，國學曾又熱了；當下，國學依然很受重視，在當代社會，將國學進行通俗性推廣的方式很多，這使民眾對國學的興趣增強了。其實，現代史上，早已出現了國學的普及性書籍，比如，章太炎、錢穆、曹伯韓等先生皆寫過關於國學概論方面的書籍，而在眾多的普及國學的書籍中，朱自清先生的《經典常談》特別引人注目，該書以通俗的講解方式談古代“經典”，而它不像其它講“經典”的書那樣講的是“十三經”，是“四書五經”的傳統“經部”書籍，而是擴展開來，介紹了包含經、史、子、集四部在內各種古代“經典”，該書還講到文字、辭賦、詩文方面的內容。《經典常談》雖然只有八萬多之字，但所講述的內容範圍很廣泛，是廣義的“經典”著作的通俗讀物，其實，《經典常談》就是一本極好的國學入門書。
朱自清
在寫法上，《經典常談》不像其它講“經典”的書那樣以經學、史學、諸子學為綱領，而是以古典著作介紹為綱，以詩、文源流的講解作為補充，既有講“經典”威權行和嚴謹性，又顯得生動、趣味，朱先生在描述經典時深入淺出，一點也不生硬，給人以娓娓道來的親切感。
朱先生把書名定為“常談”，所表示的是以“老生常談”的方式來講經典，所以，該書的表達方式通俗、趣味、生動、親切。只是，朱先生所談的並非是一般的“老生常談”的關於茶餘飯後的雜事俗事、陳規舊習，而是中國古典文化中的理論精華，而且，所談的是“經典”，而談出來的往往表現著真知灼見，體現著作者的文化新知，能給後學者以非常有益的啟示。
其實，在當代，對於“經典”的理解應該有新的看法，談“經典”不僅僅要談經、史、子、集和文字、辭賦、詩文方面的內容，而且，還應該談“古典謀略”方面的內容，對於朱先生所談的“經典”，可以擴展內容範圍，或者作一些補充，朱先生主要介紹的是文化經典，這確實談到了古代經典書籍的重要內容，但是，從更廣的文化視野來看，中國傳統文化還應該從文化智慧的角度去看待典籍，中國古代文化充滿智慧，謀略思想異常豐富，中國古代還有一些典籍，是表現軍事韜略，闡述官場謀略，描述倫常智慧，講述伐交智謀以及記載歷史謀略的，其中，有些書籍已成經典，完全可以作為經典的內容來講。中國文化中的謀略智慧是古人留給我們的非常重要思想資源，很值得當代人去深入瞭解。
人類社會長期的歷史發展告訴人們一個重要的道理，那就是社會發展並不是風平浪靜的，而是充滿著競爭和矛盾的，政壇角逐，戰場廝殺，商場較量，商界比拼，處處都有競爭，而競爭場合就需要用謀略智慧。在中國古代，戰爭起源很早，戰爭的次數很多，戰爭的規模很大，這促使中國古代形成了發達的謀略文化，可以說，謀略智慧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在傳統國學中，文字、文章、禮儀、倫理、哲理歷來是被學者專家所強調的國學的重要方面，其實，國學應該還有另一方面的重要內容，那就是關於謀略文化和謀略智慧方面的，這方面不應再被忽略。其實，中國古代政壇上激烈較量，戰場上殘酷拼殺，皆是以深切的經驗總結來鑄就競爭的智慧，中國古代的謀略智慧是不該被忽視的，特別是在競爭激烈的當今社會，更應該重新審視中國古代的謀略文化和謀略智慧。
話題之三：“我山之石”不止是儒墨法道，還應包括其他的智慧學說
易中天先生曾寫過《我山之石：儒墨道法的救世之策》，他從經國濟世的角度去談先秦諸子。易中天先生認為：“古為今用”中的“古”之用並非是“至上”的，在他看來，先秦先哲們的思想，並非能包醫現代百病，他說：“先秦諸子救不了咱們當前這個‘市’。別以為讀一下《論語》《老子》什麼的，這金融風暴就挺過去了。更別以為先秦諸子的那些‘語錄’、‘格言’，拿過來用就能立竿見影。沒有的事！”（參看易中天的《我山之石：儒墨道法的救世之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6月版）
易中天
那麼，應該怎樣來對待古代文化呢？在全球化步伐越來越加快的當今社會，“地球村”的特點愈來愈明顯，我們當然要學習西方的優秀文化，學習西方的管理理論和方法，西方的先進思想可以說是“他山之石”，若能學其精華，便可以將其當“玉”，而中國有悠久優秀的歷史文化，中國古代的思想文化可以稱之為“我山之石”，更是要學習的，讀諸子的書，就是向古代去找“玉”。在易中天看來，儒墨道法四大家都有“救世主張”，都值得關注，但不一定都是管用的，易中天對儒、墨、道、法評論說：儒家的辦法其實不管用，但是影響最大，以後成為理論上公開的“執政黨”；墨家的診斷最到位，但是方案最不可行，後世只落得“地下黨”的下場；道家的辦法一般不管用，有時也能派上用場，一度是“執政黨”，後來下野，不過有時又升為“參政黨”；法家的辦法最管用，但是問題最多，是暗中的“執政黨”。所以，易中天先生總結說：“先秦諸子雖然觀點不同，多有爭論，卻是各有各的道理，也都部分地掌握了真理。或者說，儒、墨、道、法，是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在接近真理。所以，我不主張傾向於某一家，更不主張獨尊某一家。”（參看易中天的《我山之石：儒墨道法的救世之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6月版）
易中天先生說的沒有錯，在中國古代的各個學說中，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各有其理論追求，也各有其理論特點和適用範圍，同時，各家學說也都各有利弊，各有其輝煌的表現時期，但是，也都各其侷限性，各有沉寂的時光。
北宋時的宰相趙普曾說過：“半部《論語》治天下！”儒家曾經是統治者用以治國的核心理論，《論語》是儒家最重要的著作，書中闡述了先秦儒家的根本理論，但是，即便是儒家學說，其理論原則也未必都能用之於治理天下。趙普輔佐趙匡胤治理天下，是趙匡胤身邊最傑出的謀士，但是，他說“半部《論語》治天下”是有誇張的，其實，當時就有人說他是隻懂半部《論語》，卻要治理天下。其實，趙普的謀略也只是來自於《論語》，而是包括儒家在內的各種思想觀點，趙普對儒家沒有學得那麼精、專，反而能融匯成謀略思想。其實，在中國古代，除了儒家學說之外，還有道家，儒道之外，還有法家、墨家，儒道法墨之外，還有別的多個學派的思想學說。
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異常豐富，治國理政的學說也是豐富多彩的，而且各家各有特色：儒之仁義，墨之俠氣，道之無為，法之冷峻，各以不可替代的特點構成了中國古代學說的豐富理論資源。
值注意的是，除了易中天先生所列舉的儒墨道法之外，還有縱橫家、兵家、陰陽家、名家和禪學等各種學說和思潮。所以，應該說：“我山之石”，何止是儒墨道法。
縱橫家擅長於縱橫捭闔策略，重視策劃、論辯，對於政壇較量、外交斡旋、論壇辯駁等很有實用的意義。想當年，縱橫家蘇秦、張儀等，馳騁於各國政壇，在列國紛爭時的外交、軍事爭鬥中，縱橫捭闔，如魚得水。他們本是一介書生，原本無權無勢，但是，他們藉助於自身的縱橫策術、智慧韜略，以出色的權謀策略以及論辯技巧，說服王侯，任將拜相，斡旋於列國之間，縱橫於險惡的政治舞臺，瀟灑馳騁，威震朝堂。蘇秦憑其三寸不爛之舌，合縱六國，顯赫一時；張儀憑其謀略與遊說，分化瓦解六國合縱，為秦國立下不朽之功。蘇秦與張儀的老師鬼谷子，更是技高一籌，作為歷史上著名的謀略高人，他隱居於清溪鬼谷，避開喧鬧的政壇，脫離雜亂的戰場，卻能對天下大事瞭然於胸，自個兒在山谷悠然自在，卻是讓他的學生藉助君王的力量，傳播思想於天下，施其影響於列國政壇，成為以出世的方式積極而入世的最高明的智者。
中國古代兵的智慧韜略歷來為人所津津樂道，兵家的奇正策略，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思想，攻心為上的妙略，兵形象水的哲理，以及用間方法等，一直備受軍事家和政治家們所重視。兵家有很多傑出的代表人物，如春秋時孫武、司馬穰苴，戰國時的孫臏、吳起、尉繚、公孫鞅、趙奢、白起，漢初的張良、韓信，三國時的曹操、周瑜，一直是人們心目中的智慧英雄，他們的謀略故事，盛傳不衰。兵家的著作如《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吳子》《六韜》《尉繚子》等，仍然是現代軍事教學中的必讀經典，對政壇的爭鬥、現代企業的競爭，也是相當實用、相當到位的參考書。
古代陰陽家有比較濃厚的神秘色彩，現代人感到比較陌生，但它的一些觀念，如“萬物負陰而抱陽”等相反相成的思想，曾有過重要影響。陰陽家關於陰陽交感而生宇宙萬物的氣學思想，是中國古人很有代表性的看待事物的重要方法。陰陽交感的氣學理論，試圖把握天地、日月、晝夜、水火、溫涼等運動變化的規律，對於天文、地理、歷譜、五行、蓍龜、占卜等影響非常大。《周易》《尚書》等書記載著陰陽家的思想，歷來被思想家所重視。
名家，也稱“刑名家”或“辯者”，他們注重正名辨義。名家有“合同異”和“離堅白”兩派，他們分別以惠施、公孫龍為代表。名家的“天與地卑，山與澤平”“白馬非馬”等命題和故事，流傳廣泛。名家的理論雖有其詭辯的成分，但也表現了辯者的智慧，對於論辯之術有很大的影響。名家的命題、傳說、思維方式、分析事物的方法等，對於當今社會的法庭辯駁，對於外交論辯等，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禪學與先秦諸子思想相比，是後起的思潮，它有其獨特的新思路。它不談治國平天下，不講奇正軍事謀略，不論權勢馭術，不說無為柔勝，但其“拈花微笑”的智慧哲理，其當下頓悟的感受方式，其我心是佛的自在意識，都是非常厲害的治心妙術，也是心靈超脫、境界真純的一種表現。禪學的影響之大或許是別的思潮所無法比擬的。現在認知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和管理心理學，該得好好借鑑禪學，探索其中的奧秘，發揮其理論價值。
禪思
上述對中國古代謀略文化和謀略智慧的描述，作為對易中天先生的《我山之石：儒墨道法的救世之策》一文的補充，主要是想說明，儒道法墨是中國文化和管理思想的重要理論資源，而縱橫家、兵家、陰陽家等所闡述的謀略文化和管理思想，也是不應該被忽略的。
中國歷史源遠流長，中國有優秀的文化傳統，而在整個文化系統中，謀略文化是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國古典謀略歷史悠久，而且很具系統性，各種類型的謀略豐富多彩，各行智謀很有特色。
長期的封建社會，形成了很完整精深的帝王謀略，其治國馭臣之道，平衡牽制之術令人嘆而觀止；歷代王朝圍著帝皇身邊轉的大臣們有其謀權佐王之術，上奉君王，下馭群僚，用智用謀來推行策令；頻繁的戰事成就了將帥的韜略，中國的兵法智慧與任何國家相比好不遜色，其排兵佈陣的方略非常豐富，古代軍事家倍受頌揚；中國古代重農輕商，商人不那麼受人重視，但是，中國古代商家們依然有自己的經商謀略，古代商賈有其謀市聚財之道，海商向外開拓，票號的理財妙策，鹽商的聚財之法等等，皆是中國古代謀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古代思想文化中，有各家各派的學說，從先秦諸子開始，就有儒家學說、道家學說、法家學說、墨家學說、兵家學說、縱橫家學說、陰陽家學說等，之後，又有漢代經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明清實學等，而在這各種各樣的學說中，都有其頗具特色的謀略理論，其治國理政的方略和經世致用的妙策各有妙招，構成了中國古代謀略的理論大觀園。
中國悠久的歷史中，有極為豐富的文化典籍，而謀略著作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關於古代謀略書籍有很多有趣的傳說：隱居深谷的縱橫大師撰寫了曠世奇書，叫《鬼谷子》；傳說中神秘的智者黃石公將一本叫《素書》謀略寶典傳授給張良，而張良去世時將此書放在玉枕中陪葬了，很久很久以後才被人發現；明朝內閣首輔張居正為十來歲的朱翊鈞（明神宗）編寫了《帝鑑圖說》，教會了朱翊鈞權謀思想，而朱翊鈞卻用來對付張居正。
在中國古代的大多數史書中都有謀略方面的理論總結，如《史記》中的“太史公曰”部分，就是典型的例子。唐代史學家吳兢編寫了《貞觀政要》，直接記述了唐太宗李世民與魏徵、房玄齡、杜如晦等大臣關於治國理政的談話、爭議、勸諫和奏議等，反應出貞觀之治的治國謀略。蜀中名士趙蕤編寫了謀略書《長短經》，在當時影響很大，被稱為是“趙蕤術數，李白文章”，總之，各時期都有影響深遠的謀略書，這構成豐富的謀略文化，與其他文化現象一樣，成就了中國古典文化的輝煌。
在現代經濟社會中，競爭異常激烈，特別需要有優秀的競爭謀略，中國古典謀略對市場競爭和經濟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俗話說“大商謀道，小商謀利”，小本生意，十分重視眼前盈利，而大企業家所重視的卻是企業未來的發展前景。優秀的企業管理者，必定是深諳管理謀略的企業家。要參與市場競爭和經營好企業，需要有競爭謀略和管理戰略，需要經營者提升從商的境界。中國企業家必須有自己的管理思想，中國企業界和經濟管理理論界必須總結出“中國式管理”理論，而這就必須從古代的謀略典籍和謀略理論中去吸取理論精華，企業家如能積極接受中國古典謀略文化的薰陶，便能提升管理者的修養和境界，增強經營理念，提升競爭智慧，在商道中注入傳統文化的智慧和哲理，用中國古人的謀略思想和管理智慧，來振興中國實業，成就更多的“百年老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