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主持人，大家好！今天參加這個線上討論，前面的幾位發言聽了以後很受啟發，特別是對企業層面怎麼樣創新發展，在疫情衝擊之下有所作為，聽到了很多鮮活的信息。
我想談的第一點，要強調的感想，就是一季度的數據出來了，確實形勢非常嚴峻，幾十年來從來沒有過一個季度負6.8的增長，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下降幅度接近20%。但現在我們要反過來再想一下，這也是自西班牙大流感以後百年不遇的一次“黑天鵝”事件—疫情衝擊。如果沒有改革開放這幾十年來我們的創新發展，特別是在最近一二十年民營企業在新經濟領域的發展，我們這次的情況會怎麼樣？那要比現在的情況更嚴峻得多，更加不可收拾。
在這次疫情衝擊之下，民營企業為主在前些年終於衝出來的這些數字平臺公司，還有和它們配套的這些快遞等等運用新技術支撐的經濟運行機制，起到了整個經濟社會生活特別是民生事項裡不可替代的某種基本支撐作用。在這樣的一個疫情得到一定收斂之後，當下我們討論的進一步提振消費，還要充分肯定在創新發展、民營企業發展，以民營企業和其他我們已有的各種類型企業的共同發展的基礎之上，我們要繼續堅持改革開放、提高發展質量這樣一個黨的基本路線和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統領全局的方針。
在這個繼續使我們的創新發展提供高質量發展支撐力方面，我感覺在消費領域裡現在已經形成很多的創新點，大家可以群策群力，集思廣益，更好地按照一個系統工程來添磚加瓦，讓它更好地表現出來總體的績效水平。
前面螞蟻金服幾位企業人士介紹的這些情況，其實也不只是螞蟻金服所做的努力，其他的一些數字化平臺、民營企業的作用，都可以直接間接地感受到，大家有可能繼續形成合力，特別是這些企業在自己已有的有效供給能力基礎之上，和地方政府形成積極的互動，拉動大量千千萬萬的小微企業、中小企業（當然也還可以更積極考慮跟一些大型企業，規上企業等）更好互動。在戰勝疫情往後，我們要進一步由“前低”迎接“後高”的過程中，怎麼更好的把各種潛力、積極因素充分調動出來，現在已經聽到很多操作上的新鮮經驗，還有，從地方政府非常積極地在提振消費方面要有所作為的意向來看，我們是有種種現實條件支持的，這些已經可以調動的物質條件，還要配上我們更好的政策支持，還有我們整個按照系統工程來設計把握的一個有效供給體系的優化，把它們結合在一起。地方政府現在一些很現實的感受，也說得很直截了當，比如前面介紹的地方政府感到和平臺、商家一起來做消費券這方面的補貼，實際上等於一種免稅，地方政府在分級財政框架之下，歸它自己支配的那部分稅收來源，可以在預先匡算了以後，就設計到消費券具體方案的量值裡。這樣，首先在有一定工商業活動發達程度的地方，它的工作力度實際上加上這個槓桿，就形成了相當可觀的一個對於消費提振的作用，而且從整個運行來看，不會說後面有什麼吃不了兜著走的問題。包括像烏魯木齊這樣的地方，雖然是西部欠發達區域，畢竟是一箇中心城市，這種實際上以地方政府年度可支配的稅源預先設計到免稅的方案裡去對接消費券，對接到商家、平臺，一起形成合力的操作方案，有很現實的基礎。
除此之外，剛才劉世錦主任也強調了要特別考慮在當下的救助。這方面，我覺得我們的視野還可以再放寬一點兒。從政府體系來看，在讓老百姓有消費能力的源頭這個方面，首先要考慮的是低保人群、失業人群、低收入階層。我們過去多少年已經建立的一些體系，比如失業保險金（我們的政府事業單位其實沒有失業的問題，但很多年前就規定我們每個員工的工資每個月都要有1%的失業保險金交上去），合在一起，聽說全國的失業保險金滾存的餘額已是萬億元以上，現在就得要積極動用它，誰失業誰不失業，相對來說也好認定，這在管理的方面又可以藉助於我們這些數字化平臺一些信息的佐證，相互配合，對特定需要扶助的喪失打工機會的人群，用失業保險金去扶助我覺得是天經地義的。
還有就是在當下研究者們都在討論的今年要發的特別國債，它是在提高財政赤字率、更積極運用地方專項債旁邊的第三項重大措施。到底怎麼把握這個特別國債的設計思路等，還在討論，我聽著意見也不一。但是我是覺得，在特別國債考慮它怎麼樣支持我們長遠發展的後勁兒這方面，還是要跳出單純消費的眼界，它要同時考慮我們過去已有的兩輪特別國債，首先是積極支持有效資本形成而優化結構、支持我們長遠發展後勁兒這樣的重點和經驗。那麼在可用資金方面，當然有必要時，也是可以一部分用於救助、紓困的。但在此之前，我在另一討論場合已經說到了，我們還要注意到，原來整個制度框架裡已經有朱鎔基同志任總理的時候就強調的，建立起國家層面的戰略儲備資金，形成由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掌握的資金池。這個資金池現在應該是有接近3萬億元的資金量了，它在當年鎔基同志考慮的時候，原則是一般情況下不動用，要應對幾十年演進裡一些特別的、非同一般的支出需要。那時最簡單的一點，就是2030-2033年我們的養老體系支付高峰期那時需要一筆戰略資金來應對，另外，可能還有一些特別意想不到的運用資金的需要，而今年，我認為就不是一般情況，是非常時期要有非常之策，就可以考慮動用一部分社保基金理事會所掌握的資金池裡的資金力量。那麼，這些資金力量是不是可以跟現在已經有一定經驗的各個地方定製化設計的刺激消費的措施打通，我覺得是應該積極探討的。
各個視角合在一起，它是一個政府、平臺、商家，各種類型的企業，還有可能我們以後還要調動一些社會上的研究諮詢服務力量、志願者的力量，形成互動的這樣一個整個中國社會創新發展中提振消費達到儘可能合意願目標的系統工程。在這個方面，我們今天這個討論已經給出了很多很有意義的啟發，可以把類似的討論更廣泛地開展，形成一些儘可能順應於聽說是要很快召開的兩會上決策需要的參考意見。這從宏觀角度來說大有可為，我們也有潛力，有基礎，有可調動的各種各樣的積極因素。
在具體的數字技術應用這方面，中國人在後發優勢這個概念上已經有很好的體現。中國運用數字化技術的後發優勢在前些年，其實伴隨著一個民營企業異軍突起方面現在看得越來越清楚的我們制度上的比較優勢，就是堅定不移地貫徹黨的基本路線，經濟建設為中心，鼓勵多種經濟成分發展。在數字化技術開發與應用中間，國有企業的決策機制一般來說很難衝過的“燒錢”階段，是靠民營企業的幾個巨頭終於燒錢衝過去成功了。這些現在已經成氣候的幾家為數不多的民營企業巨頭，實際上又不是按照我們過去所說的形成寡頭壟斷以後要通吃的那個帶出弊病的局面，實際上要重新認識在數字化經濟時代的這種立住腳的“風口上的豬”式成功的寡頭壟斷特徵的企業，它們怎麼帶動大量產業鏈上的中小微企業，特別是大量的小微企業，包括窮鄉僻壤的淘寶村的出現、淘寶戶的跟進，來形成共贏局面。在我們戰勝疫情繼續努力的過程中提振消費，這樣一種民營企業的特殊的值得肯定的“共贏效應”，一定還會有更好的體現。
這就給我們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印證：民營企業在中國的發展，是戰略層面的，是執政基礎層面的，是要和整個社會中我們方方面面主體的共贏緊密融合在一起的。我們這方面一定要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大政方針，理直氣壯地鼓勵民營企業在數字經濟等各方面更加放開手腳，創新發展。
最後我還想談一個看法，就是在我們討論消費提振的大思路框架上，我個人認為也不要把投資看低。因為整個消費，涉及我們前面提到消費意願、消費工具、消費環境幾個概念，從源頭上來說，消費的意願在經濟學上的分析，不能光講主觀上人們自己意想中的需求，最關鍵的是要有實際的收入，真金白銀入了錢袋子的收入（當然現在已有電子貨幣的形式），就是人們可支配的收入形成了有效的支付能力、購買力，這叫有效的社會需求，它由千千萬萬的社會主體形成了，便是我們消費意願這個層面上最根本的東西。這些老百姓，特別是低端低收入人群，他們的收入怎麼樣入袋，怎麼樣形成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呢？一定要有前面有效投資形成的可持續的經濟運行支撐力，否則這個消費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所以，在始發的環節上，需求作為原生動力，後面跟著的供給對它的回應形成有效供給，來形成實際經濟生活裡實實在在的產出與老百姓的收入，形成他們有錢可以花的局面，再加上預期上總體來說有相對好的預期而敢花錢，那麼這個消費意願才落地。後面跟著的消費工具，我們現在的數字化，我們的消費刺激，等等，還有消費環境裡的財產保護、制度環境旁邊還要加上我們現在所謂“新基建”要進一步提升的5G網絡以及我們的信息中心、人工智能中心等支撐更好、更便捷的消費的支付、結算、消費的信貸，整個消費行為的低交易成本，更安全更可靠等等，合在一起，那麼這就是由消費的意願落到了產出供給與消費工具和消費環境合起來的一個支撐中國經濟的整個系統，使老百姓美好生活不斷實現的過程中，供求可以良性循環，積極互動。前面所說多管齊下的支持提振消費的系統工程，作為前提要考慮的支撐力，是離不開我們的有效投融資、有效的資本形成在經濟發展、結構優化中所帶來的可持續後勁的。
所以，當下看到今年，又要看到再往後，我們還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達到“新的兩步走”的現代化目標，特別國債裡的資金運用的重點，一定要對應到新基建概念，5G、數據中心、信息中心等等。中央所說的重點，其實也不限於那幾個所說到的具體概念，有些東西你說它是新還是舊？像冷鏈物流，顯然它的重要性太明顯了，你稱它是老基建也好，新基建也好，對它一定是要發展的，而且一定要結合著數字化平臺、人工智能得到充分發展。而這些要做的硬件、軟件合在一起的建設項目，在形成其實際形態上，政府的資金有限，新老基建一定是要積極運用像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以財政貼息帶動放大的商業性信貸的融資支持等等創新機制。而這樣的項目建設、新區開發裡面，我覺得已經成氣候的民營企業，又大有可為，完全可以按照混合所有制的思路以PPP的方式，以新區連片開發、綜合開發等方式，在這裡面充分地把握和顯示民營企業的用武之地。我們的阿里、騰訊也好，京東、蘇寧也好，那麼多的中心要建，新區要建，系統要建，你說政府提出的新基建，政府自己能出多少錢呢？政府只能四兩撥千斤，出一些引子錢，給一些“可行性缺口補貼”。而新基建整個投資的展開，我覺得就要對應上我們今年要考慮的特別國債，它裡面的資金要積極考慮支持這樣的長遠發展事項，使投資和消費形成良性循環，使我們的消費未來還可以不斷得到提振，不斷產生後勁兒的基礎建設成為其可持續的支撐。這個思路上的探討，我覺得也很有必要。
這些看法請各位批評指正，謝謝！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和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中國一帶一路PPP項目開發委員會委員，中關村公共資源競爭性配置促進中心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