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如果說柏拉圖早期經歷了一段開放式結尾的寫作實驗，那麼在他中期開始撰寫《理想國》
時，這個階段肯定已經結束了。由於《理想國》的重要性，有必要對其進行更詳細的闡述，以解釋該著作中提出的倫理觀，因為這些觀點與政治、心理和形而上學的概念密切相關。這部作品顯示出柏拉圖思想上有一個重大變化，這一點已經在對話的背景中得到了體現。在第一卷中，關於對正義觀的針鋒相對與在其餘九卷中的相輔相成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因此也有人認為，第一卷原本是一篇獨立的對話，被後人加入後來撰寫的九卷中才形成了《理想國》的十卷。
像《高爾吉亞》一樣，《理想國》第一卷也引入了三位對話者——特拉西馬庫斯、格勞孔和阿德曼圖。針對蘇格拉底的詰問，他們以強大的熱情和信念來捍衛自己的正義觀。
在這些爭論中，蘇格拉底與智者特拉西馬庫斯的辯論應重點關注，因為他為一個具有挑釁性的論斷辯護，即自然正義（天理）是強者的權利，而傳統正義充其量只是高尚的愚蠢。
儘管蘇格拉底的辯駁讓特拉西馬庫斯變得憤怒卻無話可說，但他的論證並不是毫無瑕疵的。蘇格拉底對這一討論的結果表示不滿，他說：“就我而言，結果是我什麼也不知道，因為當我不知道正義是什麼時，我就很難知道正義是否是一種美德，或者一個擁有正義的人是否快樂”（354c）。
但這一次，蘇格拉底對無知的坦誠並沒有讓討論結束。兩位聽眾——柏拉圖的兄弟格勞孔和阿德曼圖，向蘇格拉底提出了挑戰：也許特拉西馬庫斯的辯護很差勁，但是如果蘇格拉底想要說服他們，他必須做得更好。兄弟們要求蘇格拉底對正義是什麼，以及它對擁有者的靈魂所做的事情給出一個合理的說法。
在隨後的討論中，氣氛出現了顯著的變化。這兩兄弟不僅沒有受到詰問的影響，而且用充足的時間詳細闡述他們的反對意見（357a-367e）。
儘管他們並不認為不正義比正義好，但他們主張在目前的社會狀況下，只要保持體面的外在，不正義對神和人都有好處。為了證明這一點，兄弟倆扮演了魔鬼的代言人，對社會關於正義的態度進行了無情的刻畫。
正如巨吉斯魔戒的故事和它的隱身能力所證明的那樣，任何一個不具備上帝般性格的人最終都會屈服於這樣一個魔戒的誘惑（359c-360d）。與其說狼是特拉西馬庫斯口中的不公正的典範，倒不如說狐狸才是。這種人在每一個階層都會成功，因為他知道如何用狡猾的手段玩弄權力的遊戲。
與此相反，正義的人不遵從大多數人的看法和習俗，他不在乎僅僅表面上的善，而在乎其實質，因此才會遭受悲慘的命運（361e）。正如詩人們所說，即使是神，也會站在成功的惡棍一邊，因為後者可以通過榮譽和祭獻來贏回神的好感。
鑑於這種情況，正義比不正義好，這個邏輯上非此即彼的論證，對兄弟倆來說是遠遠不夠的（367b–e）。相反，蘇格拉底應該告訴他們正義和不正義對擁有者的靈魂有什麼影響。在這一點上，柏拉圖顯然認為辯駁是一種不足以使人真正信服的手段。
但《理想國》表明，是時候對道德和美好生活作出積極的解釋了。在柏拉圖後來的對話中使用的詰問手段，其結果也不會像早期對話那樣讓對方的觀點被完全駁倒。
然而，柏拉圖在對待正義時並沒有訴諸“相”論，相反，他用政治和心靈的手段去解決正義問題。當柏拉圖提到可能有一條“更長的路”要走時，一個形而上學的可能的解決方案的暗示隱約可見（435d，504b）。
柏拉圖探討正義本質的方法，必須足以讓人清晰地理解正義與其他美德的區別，以及它們在美好生活中的作用。這個問題處理得相當迂迴。正義首先要在國家的“大領域”中研究，而不是在難以破譯的靈魂的“小領域”中研究。
研究一個城邦是如何建立的，將大致為我們揭示正義和不正義的起源（369a）。它的初衷至少一開始不是高屋建瓴，而是出於彼此的物質需求：“一個城市的形成是因為我們都不能自給自足，但我們都需要很多東西，而且一個人出於一種需要而求助於第二個人，出於另一種需要而求助於第三個人。許多人聚集在一個地方，作為夥伴和幫手生活在一起”。“需要”在這一點上是純物質的。
最小的城邦是基於對食物、衣服、住所和必要工具的需求。經濟效率要求採用“職能分工”原則：最好是每個人都能完成自己最適合的任務。這一原則不僅決定了農民和工匠最低限度的自給自足的結構，而且也決定了城邦居民隨後在為了滿足更高要求的“最高狀態”中分成三個階層。因為一個更宏偉的城邦需要一支專業軍隊的保護，也需要一批哲學家國王和王后的領導——
哲人王。除了職能分工更為經濟這個理由之外，柏拉圖沒有就如何確定國家的社會秩序和美德的本質，提出過任何決定性的理由。人與生俱來的能力並不是毫無二致的，而是千差萬別。在一個有序的狀態下，不同的能力是為不同的工作預先設定的。正如柏拉圖所說：“一人一份職責”（370a-c，423d）。
職能的劃分為第四卷（432d-433b）中定義正義為“做自己的事”鋪平了道路，所以有必要簡要回顧一下柏拉圖所考慮的社會秩序類型、他所假定的心理原則以及實現這種秩序的政治制度。這不僅解釋了三階層社會的建立和相應的靈魂結構，也解釋了柏拉圖的教育理論及其形而上學的基礎。
儘管物質需求是政治結構的基礎，但這並不意味著它是柏拉圖所認識到的唯一的人類需求。這表明，重點在於一個結構完備的城邦的統一性和自給自足性，而不是個人的福祉（423c-e，425c）。
對一支受過專業訓練的軍隊的需求導致了對教育和道德心理學的討論，因為維護內部和平和外部安全的前提是“守衛者”結合了兩種不同的性格特徵：對同胞友好，對敵人無情。
關於適合的教育的闡述非常詳細，因為它必須將適當的“繆斯”（詩歌、音樂和其他藝術）與適當的體育訓練結合起來，以培養士兵良好的氣質和態度（376d-403d）。
“繆斯”們在內容和形式上都受到了限制，所有對神不敬的、在守衛者中灌輸對死亡恐懼的、對壞人的模仿和描繪的故事都是被禁止的。體育鍛煉必須與和諧的靈魂相匹配，不能超過健康和必要的限度（403e-412b）。
上述教育的設計是為了確保一個和諧而充滿活力的士兵階層，而不是以取得城邦的文化成就為目的。教育監督是履行第三階層，即城邦統治者（412b-417b）的職能。他們通過對士兵的智力和性格的測試，來挑選那些堅信自己的幸福與城邦的幸福緊密相連的人。
為了確保統治階層和軍事階層的成員對他們的公民義務保持正確的態度，這些成員必須過著沒有私人住宅、家庭或財產的共同生活。他的對話者反對這樣的觀點，因為對這些公民來說這樣的生活沒有幸福感可言（419a）。
至善
結語
這是首次開始談及關於幸福的話題，但很快被晾在一邊，因為政治秩序是為了尋求整個城邦的福祉，而不是任何一個特定的群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