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聞《菊與刀》的“大名”，不想能在這個新型冠狀病毒肆虐的特殊假期裡細細品味了一番，而在這品味中逐漸發現，對之前難以理解的日本人諸多的“怪誕奇異”，已不知不覺間豁然明朗了。
總的來看，該書運用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方法，以日本皇室家紋“菊”和象徵武士身份的“刀”作為一組對比鮮明的矛盾的意象，從他者的角度對日本社會和日本民族性中看似矛盾的方方面面進行了闡釋和解說，全方位闡釋了日本文化何以獨特的問題。從政治領域的天皇效忠，到生活領域的人情義理，再到家庭領域的相夫教子……該書闡釋了行為表現多有矛盾的日本人究竟如何實現“行為模式一致性”的。讀完此書聯想到，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一書中，在劃分世界文明板塊時將日本文明視為單獨一類是有道理的，儘管亨對此並無詳細解釋。
從本書的核心思想來看，日本文化的內核可概括為“萬物各就其位”，日本人也以此作為其內在的行為準則，而就在這簡單的六個字中，蘊含著理解日本民族的“密鑰”。具體而言，這一“密鑰”包含了以下三方面：
其一，等級觀念的深入人心。“各就其位”的前提是有“位”，那麼什麼“位”？本書給出了答案，即等級觀念。自上而下、從內到外，日本人認識自己及外在世界都是依循等級體系觀念進行的。從社會的各個階層地方，到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相處，無不充斥著等級的意味和內涵。
在日本，天皇被視為國家統一和凝聚力的最高象徵，是不可侵犯和褻瀆的。例如，有人不小心給自己兒子起名為裕仁，後自責殺死孩子並自殺；能被天皇“覲見”的人很少，就在天皇召見時，一層以上的所有窗戶都要關閉，因為沒有任何人能夠從上面“俯視”天皇。天皇之下的將軍、武士及家臣等都有各自的角色體系，大家都以遵守各自位置為美德，並以反之為恥辱。忠於自己的上級主人，不打折扣的尊奉天皇旨意，是每個國民應有的基本素質。在家庭中，各個細節性的禮儀無不昭示著父親、丈夫、哥哥之於孩子、妻子與妹妹的崇高地位。由於以等級觀念為核心的道德體系要求身處其中的每個個體都要忠誠於上級，而不同圈子的不同“上級”及其規則是不同的，所以就會出現同一個體不同角色之間的道德衝突，這也是日本人壓力的重要來源。而在日本人處理這種壓力的方法，主要是轉向自身，因此他們內心壓抑著種種難向外人訴說的滋味。
其二，自我約束的深刻性。要做到各就其位，從而不被外人恥笑，就需要揹負沉重的外在壓力而進行深刻的自我約束。日本人塑造並生活於一種恥人文化環境中，即內心十分敏感於外在的評價。這與日本地狹人多、毫無秘密可言的基本國情有關係，所以自己的所作所為基本沒有被藏匿不見的可能。因此對日本人而言，外人的評價是一個人安全感的來源，而要取得別人的尊重和好評，就需要深刻的自我約束和修煉。所以這就引申到另外一層意思，即日本人認為精神要高於物質。精神的獲取需要超脫身體的束縛，並且越是惡劣環境，越能磨鍊一個人的精神品質，所以很多人冬天潑涼水洗澡等。
這種深刻的約束性往往造成國民心態的壓抑，因為他不能在外表現出任何的不規範，但由於幼年時期的任性記憶難以磨滅（幼年和老年是不需要遵守太多規範的），所以日本人會在生活中設置或安排一些“自由地帶”，供內心排洩負面情緒，如歌姬院等。此外，家庭義務與人情倫理的範疇劃分，也在客觀上起到這種作用，同時也反映出日本社會的細化。如日本將愛情與婚姻分開，將性愛與家庭分開，即已婚男人可以在家庭之外享受性愛，而不會影響自己家庭的穩定。他們視這種肉體上的享受為一種美德，只要不影響自己的正事都可以接受。他們將娶妻視為傳宗接代的中介，而非愛情的自然產物。妻子對丈夫具有無條件服從，對於丈夫在外的尋花問柳，即使是有些生氣，但在需要時依然會為此買單。自我約束的深刻性，甚至體現在女人分娩時的不能哭喊。而這些依照其他的倫理標準來看，這種所謂的規範有些是有違常理、甚至是壓制人性的。
其三，目標導向下的靈活多變。日本人在上級尤其是天皇的號令之下，恪盡職守、死不足惜，而在天皇的命令改變，他們就會認為之前的手段不足以完成目標，從而會毫無心理負擔的條件下做出靈活轉變。所以日本在戰鬥中的那種“血戰到底”，和戰後對駐日美軍的“笑臉相迎”，看似矛盾，實質是同一目標導向下的不同行為表現，因此形似怪誕、實則一致。
與此同時，我們應該看到，本書所作的經驗調查與理論分析是以上世紀40年代為背景基礎的，所以現代化進程給日本人所帶來的變化，尤其是近些年國際局勢變革所造的影響，則需要知識界進一步進行更新性的研究和考察。此外，本書是將日本人作為一個民族整體所進行的刻畫和描述，呈現的是日本人的整體性格，然其內部並非“鐵板一塊”，所以著作對其中的差異性難免顧及不到，這也是意料之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