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成想，賈樟柯也被提溜了出來。有人讓他與莫言、方方站成了一排。
他們質疑賈樟柯拍上海的弄堂，僅僅是為了展示上海的陰暗面，“是因為接受了某種敘事邏輯之後已經失去了理解客觀的能力”。我著實被震得腦子嗡嗡作響。
賈樟柯尋找上海水泥叢林裡的煙火氣，莫言描寫山東農村在特殊歷史時期的苦難，方方記錄宏大社會背景下的個人感受，統統被扁平化為“展示中國的陰暗面，向帝國主義獻媚”。即使獲獎，也“只不過是佔了視角的便宜，是自欺欺人”。藝術家的獨特視角與感性表達，此時竟成了一種罪過。
是什麼樣的人，才這麼害怕展示陰暗面。我想，應該是極度自卑的人吧。因外人的一句褒揚而奔走相告，因自家人的自我解析而立刻勒住他的喉嚨使其不得出聲。陽光或許會刺痛你的雙眼，可你連陰暗處都不敢直視，你在怕些什麼？
我想，西方作品並不都是“超級英雄救地球”吧，他們不是也有《悲慘世界》、《霧都孤兒》嗎？他們不是還有《肖申克的救贖》，《換子疑雲》嗎？，哪一部不是深深的揭露，哪一個章節沒有人間苦難。他們為什麼還敢為描寫美國那段黑暗歷史的《荒野獵人》頒發奧斯卡，他們是真的傻嗎？又或是麻木不仁？
我想，真正在其中發揮作用的，是我們過度扁平化簡單化的思維方式。勒龐在他的書中寫到：“由於這種簡單化的思維方式，群體並不認為真理，尤其是”社會真理“‘是隻能”在討論中成長“的，它總是傾向於把十分複雜的問題轉化為口號式的簡單觀念。在群情激憤的氣氛中的個人，又會清楚地感到自己人多勢眾，因此，他們總是傾向於給自己的理想和偏執賦予十分專橫的性質。個人可以接受矛盾，進行討論。群體是絕對不會這麼做的。在公眾集會上，演說者哪怕做出最輕微的反駁，立刻會招來怒吼和粗野的叫罵。在一片噓聲和驅逐聲中，演說者很快就會敗下陣來。當然，假如現場缺少當權者的代表這種約束性因素，反駁者往往會被打死“。
細想想，魯迅先生若歿於當今，怕是要舉國彈冠相慶了吧？柏楊先生若活到現在，不是要被挫骨揚灰麼？
其實，放眼量量四周，我們自卑些什麼？我們又豪橫些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