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3月，只念過四年書的哈爾濱公共汽車司機王洪成宣佈發明“水變油”，被吹捧為能夠將人類文明史向前推進上千年。彼時，多位省部級幹部觀看了王洪成的水變油表演，不少專家、教授、高級工程師寫信給中央，請求支持這項“中國第五大發明”。
一時之間，有關部門將其視為天人。王洪成不僅取得幹部身份，還受到軍隊24小時特別保衛。上面甚至交待，只要他願意交出“配方”，就可以出任政府部門高級領導崗位。
他在全國招搖撞騙十餘年，有數百家鄉鎮企業拿出上億元資金給他搞共同開發，賣所謂的“水基燃料”。
但假的終究是假的。1997年11月，也就是香港迴歸那年，王洪成栽了，他被法院以“銷售偽劣產品罪”判處10年徒刑，徹底結束了這個驚天“售假”大騙局。
縱觀過去的40年，“假冒偽劣”自誕生伊始，就與中國的地域經濟學緊緊綁在一起。
一部改革開放史，也是一部光怪陸離的打假史。這裡有紅，有黑，也有中國經濟發展的灰色真相。
01
假貨地域經濟學
王洪成，已從昔日的“神”跌落人間。
但整整20年過去了，中國的假貨一直沒有絕跡。
有權威報告顯示，全世界每年有上萬億美元的假貨在流動，約佔全世界GDP 的2%。
假貨氾濫，是因為這裡邊的利潤，實在肥得驚人。隨便找個小作坊，付點加工費貼上各大名牌，就能十倍百倍的溢價。1988年-2008年，全球假貨產業實現了10,000%的增長，年交易規模突破6500億美元。利潤是全球毒品貿易的兩倍。
在中國，並非經濟越發達的地方，製售假現象就越少。
深圳華強北、廣州火車站、義烏小商品市場、莆田安福電商城……每一個城市經濟地標的背後，可能都有一個龐大的灰色空間。
這些沿海地區的造假產業鏈，與地域經濟脈絡犬牙交錯。它關乎著當地就業、區域經濟、產業結構轉型，甚至是地方政府的深層次執政難題——
完全打擊的話，地方經濟也可能會坍塌式敗落。像一些地標性的傳銷城市，傳銷帶來了外來人口的流入與生活型服務業的繁榮。如果徹底根治它，一些社區也會立馬蕭條，這是非常魔幻現實主義的治理悖論。
有些執法部門也有利益衝動。要增加單位收入，就得把執法變成“執罰”，違法越多收益越多，從而產生了一些放任和縱容行為。
此外，中國人早就窮怕了。就算是月薪五千，活出月薪五萬的富貴模樣，這樣才有面子，才不會被人欺負。
基於貪圖便宜的趨利和好面子的心理，消費者產生知假買假的行為。這本身就是假貨經濟的最大土壤。
02紅
假貨就像一顆市場毒瘤。
它在給中國造成鉅額稅基沉沒的同時，也給“中國製造”的海外形象蒙上一層陰影。連帶著，中國的電商平臺也成了最大受害者。
進入21世紀，電商平臺崛起，它們身上挨的箭，足夠再打一場三國演義。別人在網上買到假貨，首先罵的是平臺，而不是賣假貨的那個廠商。
隨著網購群體的日漸擴大，這種矛盾越發激烈。
“我自己這麼覺得如果把淘寶關了假貨就滅了的話，淘寶人今天晚上就把淘寶關了”。2010年3月，冬天的淘寶年會上，馬雲這樣講述。
當時淘寶的註冊用戶已超3億人，這個成績放美國，幾乎就是頂天了。這種體量的平臺，難以避免地成為製售假團伙的獵場。
如今回過頭來看，阿里巴巴只是整個假貨經濟的背鍋俠。
互聯網時代的出現，拉平了這個地球，使得假貨可以更快捷地觸達城市和農村。作為最大的電商平臺，自然會成為全社會假貨最為集中火力攻打的地方，成為一個顯性的出口。
假貨氾濫的根源，不在渠道，不在平臺，而在於生產。上游的水髒了，下游才無法完全淨化。這也是為什麼這麼多年，阿里除了承擔平臺本身的“通知--刪除”義務外，還要如此不計成本的聯合執法機構溯源打擊線下製假源頭。
人在江湖走，哪有不溼鞋。再專業再高明的售假者，終有被發現的一天。
藉助自身強大的科技能力，阿里可以很好的協助執法機關和被侵權的品牌權利人，對製售假份子實現溯源打擊。
據最新發布的《2018年阿里巴巴知識產權保護年度報告》，去年阿里網絡假貨治理各項數據指標首次呈現斷崖式下降——
96%的疑似侵權鏈接一上線即被封殺,被阿里平臺主動刪除的鏈接量下降67%； 96%的知產投訴在24小時內被處理，品牌主投訴量同比下降32%，被消費者舉報刪除的疑似侵權鏈接數下降70%； 每1萬筆訂單中僅有1.11筆為疑似假貨，比去年同期下降26%，被行政執法機關要求協查的知產侵權案件量下降64%。
另一組數據則顯示，2018年全年，阿里向執法機關累計推送超5萬元起刑點的涉假線索1634條，協助抓捕涉案犯罪嫌疑人1953名，搗毀窩點數1542個。
四組數據，是成績，也是迫於現實的無奈。一家企業，承擔起了平臺自身義務之外的責任。
03黑
包括淘寶、京東、唯品會等在內，中國的電商平臺所面對的困擾，其實是一個國家產業結構的瓶頸。
假貨不是電子商務的原罪，而是現階段的經濟發展模式所致——
中國工業體系齊全，但又處於全球產業鏈的最低端，產品附加值低，利潤都被髮達國家收割走了。底層市場為謀取暴利，進行了造假。
用歷史的眼光看，這種現象，可能會是中國轉型期的一個特殊現象。就好像曾經的德國製造，也不是光榮與偉大的代名詞。
1871年，剛剛完成統一大業的德國，想發展經濟，但是一沒基礎二沒技術，就把目標瞄準了英國。一個字，抄！
大批假貨蜂擁而入，英國人再貴族，也不得不低下頭顱，打響保衛戰。1887年英國出臺一個羞辱性的法案：任何德國產品都要貼上“made in Germany”以警示消費者。
底層結構的問題，天然決定了打假不是電商平臺一個人的事情。更何況，今天的假貨經濟已出現了兩個全新的特徵——
- 假貨治理窪地的出現。阿里巴巴打假成效，會逼得假貨流到微商以及其他電商平臺等監管薄弱的“窪地”。製售假團伙還會利用一些新興的社交平臺，在上邊分享經驗、發展下線、教唆犯罪、交換貨源，使得假貨四處流竄，在別的地方發展壯大。
- 假貨產業分工的全球化。組織者在發達國家，加工環節在發展中國家。搗毀境內的代工廠後，境外的上游環節也很難抓捕歸案。
這也意味著，中國的打假行動，在未來十年二十年內只能是一項系統性工程。
換句話說，電商平臺並沒有執法權，打假需要全社會的力量參與，包括行政執法機關、各品牌企業、消費者、媒體等。
另一層面，想要真正建立起對假貨的狙擊機制，線上線下勢必要聯動起來。各社交、電商等平臺，也應該主動承擔起社會責任，主動配合執法機關圍剿線下窩點。
04
西西弗斯的石頭
在假貨治理窪地與製售假產業全球化之外，製售假違法成本低，同樣是中國面臨的治理難題。
90年代王洪成賣假油，給全社會造成4億元人民幣的經濟損失。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按照一個北京職工平均5000元年薪算，要不吃不喝乾8萬年，才能賺回來。但最終，他也只判了十年。
一個王洪成的售假史，也是一部假貨治理的司法史。
目前刑法規定，製售假的起刑點是5萬元。這個門檻看似不高，但問題在於，從制訂至今，定罪的標準一直是以銷售金額為一元化標準。而實際操作中，售假者很多時候會故意用現金交易，避免票據留存，商品也銷售到天南地北，執法機關很難一一對應，從而最終確定銷售金額。
從司法實踐來看，因為製售假被判刑、判實刑的人少之又少。
2018年3月，阿里巴巴公佈的一份數據顯示，在2017年740例已伏案的製售假案件中，刑事判決了129人，緩期執行104人，緩刑比例高達81%。
由於適用緩刑的案例比較多，犯罪分子被判刑後，依然可以在社會上流動，累犯率很高。如此，假貨就像希臘神話中西西弗斯的石頭一樣，生生不息，不斷從各個角落鑽出來。
在美國。對製假售假的個人罰款最高約合3300萬元人民幣，對公司罰金最高近1 億元人民幣，震懾力巨大。
在法國。法律不僅會嚴懲賣假貨的人，買假貨的人也可能被罰慘。帶有一定的連坐制。
在中國。製售假成本低，執法成本高，其結果就是“違法者笑死、執法者累死、消費者哭死”。
有一組數據顯示，早在2000年前後，中國假冒偽劣產品的產值高達1300 億元，國家因此損失稅收250 億元。這樣一種藏富於民，跟“王洪成們”的政治發跡史同樣病態。
2017年3月，馬雲就在其微博呼籲“像治理酒駕一樣治理假貨”，改變製售假入刑標準。或許，只有讓法律法規的牙齒真正起到震懾效力，湧現更多的執法實踐與司法突破，才能擺脫中國假貨地域經濟學的漩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