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長江商學院經濟學教授許成鋼
從WHO宣佈新冠肺炎大流行到今天已經第7周。全球確診人數突破250萬並且以每天7萬的人數在增加。美國成為疫情最嚴重的國家，死亡人數超過４萬，這個數字遠遠超過過去幾年美國在戰爭中死亡的人數。整體來看，現在我們還處在疫情的發展過程中，講復甦還太早。正如WHO專家說的，我們還處於大流行的早期。疫情從武漢向全國擴散之後，從中國向全世界擴散。中國從第一波最嚴重的疫情中走出來並且有所控制，現在仍然在非常努力地試圖避免再次爆發。這個時候，經濟和疫情的關係就變得非常微妙。
中國官方宣佈一季度經濟下滑6.8%不意外。我們知道，和經濟基本面直接相關的是物流。在國際貿易上，船運佔物流比重最大。但在國內經濟，佔物流比重最大的是公路。中國的鐵路佔物流比相當小，這是中國的特點。根據全國物流物聯網公司G7的實時大數據統計，全國公路物流，第一季度同比下降應該大約20%左右。在疫情最嚴重的時期，公路物流的降幅超過41%。到第一季度末，也就是開始復工一段時間之後，降幅仍然超過10%。
如果不發生下一輪的重大疫情，第二季度的經濟數據應該會比第一季度好一些，但仍然面對非常巨大的壓力。在接下來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壓力來自四面八方，有些和疫情直接有關，有些和疫情間接有關。壓力會是持續的。在全球疫情大流行結束之前，中國都會面臨巨大壓力。這是確定的，不確定的只是壓力的大小，情況會不會更壞，或者好一些。
復工三部走策略
眼下，對中國經濟影響最大的因素是疫情。沒有可能離開討論控制疫情去討論恢復經濟。在給定現在的疫情情況下，怎麼能夠同時控制疫情又不至於讓經濟走到不可承受的地步，是很棘手的。可以肯定的是，經濟遭受嚴重損失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我們能討論的是怎麼有所挽救，讓經濟不至於下滑到不可承受的程度。
一些發達國家已經開始策劃，非常小心的，在控制疫情條件下的復工程序。比如歐盟國家、英美和澳大利亞，都分別在討論三步走的方案。每一步都是在控制疫情的前提下，開放恢復經濟活動運轉。第一步是最謹慎的，首先開放用人特別少，或者人和人之間不怎麼接觸、但是對於經濟又特別重要的領域。例如西班牙和塞爾維亞在疫情有所好轉之後准許在室外工作的建築工人率先復工。所有必須跟人接觸的行業，對員工要不斷進行檢測，及時瞭解他們是否被感染。第一步之後，嚴密監視疫情動態。比如兩週、三週甚至四周之後，疫情沒有任何負面變化，就可以進入第二步。
第二步，更多的行業恢復運行，但是仍然嚴格保持社交距離，同時檢測需要跟上。如果在第二步，過了三到四周，疫情沒有負面的變化，就可以進入第三階段。第三階段就是基本正常的社會運行。
政府規劃的這些非常謹慎的逐步復工，需要所有個人的密切配合，非常依賴自下而上的配合力量。單純靠下命令是不行的。
為什麼要分三步走這樣非常小心的策略？原因是，從臨床上和科學上講，現在科學家對新冠病毒在人體產生的免疫力，還沒有足夠的瞭解。人在感染之後會產生抗體，但是抗體能保證這個人在多長的時間裡有免疫力，現在臨床上還不清楚。如果知道有穩定的免疫力，而且能找出檢測抗體的方法，問題就解決了。但是，現在很多問題不清楚，情況很複雜。
問題是，現在來不及等到生物科學和臨床拿到確切的證據再行動。因為，再長期等下去，所有國家的經濟都會崩潰，難以修復。所以三步走的策略，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達國家政府做的，不得已的決策。在免疫性質仍然不清的情況下，為全體人群做抗體檢測，作為復工的依據，則是另一種冒險的方法。一方面努力推動大規模的抗體檢測，另一方面以三步走方法，在保持管理、保持社交距離、保持監測的基礎上，逐步復工。兩個辦法並用，同步進行，以避免持續不復工，導致經濟垮掉。
衰退、蕭條、大蕭條？
美國的失業情況非常嚴重，五週內有2600萬人失業。但其實，如果把所有的發達國家都放在一起來比較，美國可能仍然是整體上相對好一些的。整個歐盟比美國的情況更差，英國情況也比美國更差。
美國經濟進入衰退已經是基本事實。問題只是衰退會持續多久，是不是會變成三十年代大蕭條那麼嚴重。那次大蕭條的起始點是1929年的股市崩盤，到1931年股市又一次崩盤，經歷了幾輪的衝擊，加上當時美國實施了閉關自守的錯誤政策，最終才產生了大蕭條。
這次疫情，全球來說現在是第一波攻擊，美國許多疫情最嚴重的州，拐點逐漸顯現。此後什麼時候能控制住疫情，什麼時候可以逐漸復工，還相當有爭論。前面講的三步走就是一個具體的應對方案。有些州已經開始第一步了。衰退什麼時候能夠得到緩解，取決於美國各州什麼時候能夠普遍地走出第一步，再從第一步走到第二步。如果普遍走到了第二步，再過幾周走到第三步，經濟衰退的程度就不是最壞的，情況可能應該比當年的大蕭條要好一些。
只要疫情得到了控制，經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就能夠恢復過來。經濟的完全恢復取決於疫情的控制程度。所以說對病毒的控制決定了經濟的時間表。當然，整體情況與全球疫情控制緊密相關。在全球化已經深入影響所有發達經濟體的前提下，任何國家的恢復，都依賴全球的疫情控制，都離不開全球經濟的恢復。
有報道說美國政府計劃給那些有抗體的人發免疫證明，允許他們工作。有人擔心政府的這個舉措是否會讓就業市場出現價格扭曲。有免疫證明的人就像有博士學歷一樣可以要求更高水準的工資。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經濟學問題。
經濟學有一對概念叫分離均衡（Separating equilibrium）和混同均衡（Pooling equilibrium）。當沒有進行檢測的時候，所有人混合到一起，無法區分。這是一個混同均衡的情況。疫情下所有人都害怕。傳染病帶來的，混同均衡情況下的不確定性是,在一大群人裡，只知道一個比例的人有病，但不確切知道誰有傳染病。這個不確定性帶來了確定性的後果：僱主大規模僱人的時候，他會僱來有傳染病人；在工作場所還會傳染更多的人；最終，企業會被疫情搞垮。因此，僱主非常害怕，不敢僱人，經濟沒有辦法恢復。如果有能力把人群分開，你知道有一群人基本上安全，另一群人不安全，僱主可以僱傭安全的人，至少能夠讓經濟先恢復起來。而發免疫證的辦法，就是尋找辦法，把混在一起的人群分開，形成分離均衡。簡單說，在疫情下，一定是分離均衡比混同均衡要更好。因為可以幫助復工。
當然，在分離均衡狀態下，勞動力的供給會大幅度減少。有限的勞力供給就會導致勞力價格上漲。就會出現可以工作的人工資的上漲。不可以工作的人失業。造成很大的不平等。但是，如果能夠復工，不平等問題可以用別的辦法來補救。尤其是找辦法補償那些不能工作的人。如果整個經濟都垮掉，那連補救的手段都沒有了。所以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創造分離均衡狀態，幫助復工，是改進社會福利的。但實際上，如前所述，更大的問題，還是免疫力是不是真的長期有效，免疫檢測是否有效的科學問題、臨床問題。
此外，在與三十年代大蕭條對比時，需要認識到，在應對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這兩方面，大蕭條之後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裡，人們已經積累了非常多的經驗。從經濟學理論到政策和實際經驗，從經濟制度到國際協調，已經發展出了大量的制度來應對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這些對今天全球的現狀是有幫助的。現在最阻礙經濟恢復的是疫情本身。
從科學和醫學的角度看，樂觀的估計是，發達國家還需要至少一年半的時間，才能夠大規模使用疫苗，才能夠充分控制住疫情。這是恢復正常的基礎。在發達國家，這個可能性是有的。但全球的情況要更慢。不發達國家需要國際援助，大量免費接種疫苗。但是，只要疫情沒有在全球普遍得到控制，經濟和生活就不能完全正常。所以，很可能需要兩年或更長的時間，才能基本正常。
貿易至上的全球化一定會收縮
在疫情沒有全面控制之前，經濟衰退是無法避免的。如果在疫情期間處理得當，保護人和企業。在疫情全面控制之後，存活下來的人力和企業，應該能夠相對快的恢復經濟。但是，我估計，疫情結束之後，全球格局，包括經濟、地緣政治，以及國際秩序會發生重大的變化。一個最基本的變化就是，現在各國普遍在重新認識什麼是戰略物資。而所謂戰略物資的概念，和通過全球化，盡力利用國際貿易，實現比較優勢，是基本矛盾的。例如美國最近動用《國防工業生產法》來生產棉籤，因為棉籤變成直接影響抗疫，關係到生命的戰略物資。
過去風靡世界三十年的全球化，其實是蘇聯東歐集團崩潰的產物。是冷戰結束的產物。在冷戰期間，世界分成兩個陣營，陣營之間既有貿易戰，也有技術戰和包括熱戰之外的所有戰。全球的貿易航道都被切斷。兩個陣營之間最提防對方的，就是所謂的戰略物資。冷戰結束之後，世界即便沒有大同，也和諧了無數倍。國家之間不再提防所謂戰略物資，全球化才有了可能。但這次疫情使得世界上所有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突然強烈意識到了安全問題的緊迫性。在任何體系裡面，無論是經濟、金融、政治、軍事，甚至工程，從來都有安全與效率之間的權衡。安全總是以效率為代價的。同樣，效率總是以安全為代價的。追求效率時，必須不忽略安全。國家之間的關係，當然不例外，永遠都是在安全和效率這對矛盾裡。每個國家都要在安全和效率之間做權衡。
冷戰結束之後，人們普遍認為安全程度大大提升，風險變得史無前例得小，甚至可以無需關心了。於是，全球化全面推動了效率。中國是這個過程中最大的受益者。但是，在疫情大爆發，和極為吃力地應對疫情時，發達國家普遍突然發現，如此富裕的社會，居然在最基本的物資方面被掣肘，它們意識到，安全的重要性超過效率。因此，過去貿易至上的全球化一定會有基本變化。
過去所謂的全球化的核心，是通過很長和非常細分的供應鏈，利用貿易，把比較優勢推到極致。當人們把注意力集中到比較優勢、集中到貿易上的時候，背後有一個重要假設：不需要擔心貿易會成為別人阻礙你的一個手段，成為戰略上使你脆弱的一個方面。當不需要這方面的擔心，當認為一切都是安全時，就可以依賴貿易，充分發揮比較優勢。但是當人們發現，他們不得不關心貿易帶來的脆弱性，自然就限制比較優勢和貿易。
外貿與外交
中國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國。保護中國自身利益，要求中國必須在外交上，與所有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保持友好。因為，只有在這個條件下，貿易的環境才有可能是安全的。中國目前在外貿上遇到的很多困難，並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不是單純的貿易問題，而跟外交有關。前面說到，任何國家都必須在安全和效率之間尋找一個平衡，前提要保證安全，在安全的背景下尋求效率。外交關係到所有國家對安全的考量。
之所以強調發達國家，原因極為簡單。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中國在大部分技術上，不可能與發達國家分開。在外交上，跟發達國家是友好還是敵對的關係，決定了他們對安全的看法。這是核心問題。當外交上是友好和諧的關係時，人們不擔心安全問題，放心追求效率，才有了中國曾經大大得利的那些年。但是，如果外交上表現出攻擊性，表現敵意，變成戰狼，就會迫使發達國家憂慮自身安全。而安全問題一旦認真考慮，往往會變成第一位重要。當對安全的考慮超過了效率，在貿易上，在對外投資上，在技術合作上，在方方面面，就都會收縮。這不僅關係到個別國家，而是整個發達國家的群體。不僅關係到發達國家的政府，而且是發達國家的企業。
如果我們關心貿易，關心政府能做什麼幫助，在貿易方面，政府能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在外交上，盡力跟所有發達國家保持友好關係，而不是敵對關係。這不僅必須是政府的外交原則，也關係到全體民眾。如果很多民眾仇視發達國家，在網絡大量散佈仇外的情緒，散佈假新聞，外企，外國的企業家、高管、工程師，當然會覺得不安全。大環境不是企業自己能定的。企業能做的就是認清實際發生的是什麼，然後決定自己的策略。
說到經濟脫鉤的問題，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經濟體量特別大，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利益特別多，因此他們不得不在中國運作。因此，可以利用這點，要他們讓利。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誤解。誤解的基礎就是安全和效率問題的關係。在沒有安全問題時，貿易互利，大發展。但是，在經濟和商業上，只要安全問題出現了，人們首先關心的一定是安全，其次才是利潤。當人們在安全上有很嚴重的顧慮，利潤就變得次要。所謂脫鉤，就是為了避險，為了躲開不安全的地方。當發達國家的企業和政府感到風險相當大，就會有相當一些企業離開中國。
有一種說法認為跨國公司出於多元化的考慮撤出中國。而所謂的多元化，在現在這個背景下，主要是為了安全，為了分散風險。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外資普遍感到中國安全，因此，在過去十幾年裡，中國吸引外資是全球最多的。但當人們一旦開始關心安全，整個的衡量標準就會發生變化。
單純強調中國的運作環境是最好的，所以外企不會走，也是一種誤解。道理與前面講的相同。所謂環境好，通常指的是效率那一面。但是許多外資企業抱怨過的，若用強制的辦法要求他們把知識產權交出來，他們感到不安全。這一層面的不安全，加上其他層面的不安全，疊加在一起，最終使得很多外企可能會要轉移到其他更安全的國家。
財政刺激的退出
現在各國政府，尤其是發達國家政府，都在大規模撒錢救市，那麼將來怎麼退出呢？在不同的制度下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不一樣的。現在大規模的救濟主體發生在發達國家，都是民主制度的國家。在這些國家裡，因為是民選政府，如此最重大的事情，最終是由全國的選民們自己決定和承擔。政府的開支和收入，最終是由民選的議會決定的，怎麼退出也是由議會來最後決定。
在財政上，最常見的方式是政府發債券，相當於向現在的人借錢，將來再還上。現在政府為了應急，大規模地把錢送給大家，等到情況有所好轉，政府會反過來再跟大家借錢，把那個赤字用借來的錢補上。大家購買政府債券，將來政府再慢慢把錢還給大家。這會是非常大的一部分。
當國家沒有能力，靠國債來彌補赤字時，在不得已的時候，就會發生通貨膨脹。這是一個不舒服的辦法。如今經濟科學已經足夠發達，經驗也足夠豐富，沒有經濟學家會建議用通貨膨脹的辦法來解決問題。但是在不得已的時候，比如國債賣不掉，國債不能解決問題，那就很糟了。一般來說，我們可以預計發達國家出現惡性通貨膨脹的可能性不是特別大。但是在一些不發達國家有可能發生。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
